1、1“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1974 年到 1975 年间，山西太原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反中央文革”的大案，上报中央后，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是由张珉、赵凤岐等人发起的，故称为“张赵集团”案。 一 “张赵集团”的主要成员有： 张珉，文革时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生，曾任过“红联站” （是山西省一个群众组织，先造反，后保守）总负责人，毕业后，在太原化肥厂任汽车队机械员。 “张赵集团”的“党支部”书记，即第一把手。 赵凤岐，太原化肥厂工人。文革中为“红联站”职工部部长，山西省革委会委员。太化成立革委会时，任革委会成员，武装部副部长。 “张赵集团”的“党支部”副书记，即第二把
2、手。 张耀明，文革时为“红联站”山大附中“八一八”负责人之一。1970 年毕业分配至太原化肥厂，任车间团支部书记。 罗建中，文革时为太原六中初中学生。1970 年调入太原化肥厂当工人。 常理正，文革时为太原十五中高三学生， “红联站”十五中红旗负责人。1969 年毕业后分配至太原变压器厂汽车队工作。 李兆田，晋中行署水利局技术员。文革初成为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陈永贵的对立面。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委员，山西省水利局2副局长。 平崇义，老干部，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革委会副主任。 魏润福，文革时为太原三中学生， “红联站”太原三中红旗负责人。1969 年分配到山西省运输公司，任团委副书记。
3、“张赵集团”是从太原化肥厂发起的。在赵凤岐的联络下，张珉、张耀明、罗建中等学生先后进入太原化肥厂工作。由于这些人过去就认识，所以来往就比较多。1971 年“林彪事件”以后，国内社会矛盾愈加尖锐，政治上比较活跃的青年人凑在一块，议论政治，谈天说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张珉为精神领袖的小圈子。 ”他们先是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探讨解决尖锐社会矛盾的办法。后来，张珉、赵凤歧等人在太原市纯阳宫某地召开一次成立支部的会议。张耀明回忆，这次会议确定了组织上的分工，由张珉、魏润福负责组织发展；赵凤岐负责武装；罗建中负责外联：张耀明负责理论宣传。 会议还确定了章程和纲领。他们承认中共党章就是它的纲领，但对
4、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当时的中央文革主导的中央有着原则的区别。这个区别体现在张耀明 1974 年所写的论现状文章之中。这篇文章是张耀明按大家学习讨论的结果和张珉商量后所写的，可以说是“张赵集团”的纲领性文件。 论现状的主要论点是： （一）自党的九大以来，我党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3的极左路线，可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 （二）这条路线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脱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
5、片面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错误地提出一种实质上是以搞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理论。 （三）这条路线在对待党的历史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事件评述，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根据需要肆意歪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四）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现在分配上，体现为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这种差别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实行物质奖励。 （五）中国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甚少的国家，若这一小部分人也不能自觉拼命搞科学技术，我们的工业水平、农业现代化靠什么来提高呢。难道仅靠学大寨就能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吗。我们希望国家不要忘记，那些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功勋，莫将他们全赶进
6、牛棚去改造灵魂，更不要忘记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考验真正走向工农相结合的历届毕业生，唯他们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可靠栋梁，我们希望国家委以重任。 （六）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惜的是，这批宝贵财富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态度暧昧，热情不高。原因在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永跟不上的天书，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条条，他们根本看不清，摸不见。 4（七）鉴于历史教训我们认为，以党内斗争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党的领袖、领导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有权通过电台、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案。而苏联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权力高度屈从于个人权威之下
7、。以我划线，把个人与党看成同体，反对派一发表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帽子。在政治上，肉体上判处死刑，强行剥夺领袖人物的申辩权力，不让人讲话，实行党内独裁，导致斯大林时代的黑暗。 （八）文艺作品完全变成了某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传声筒。在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指导下，形成了一点也无“浪漫”可言的创作公式，作品内容成了大同小异的填词，阶级斗争是唯一主线，英雄人物“高大全”到常人不可理解的高度，所谓“三突出”模式，更是公然宣传英雄创造历史，老百姓只配跑龙套而已。 二 “张赵集团”在确定纲领和组织原则的同时，加强了外联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张耀明回忆，负责外联的罗建中告诉他，省出版社社长刘江的儿子
8、在部队工作，在青海时认识叶帅的秘书叫鲁克勤，后下放连队蹲点，受叶帅赏识，回来是搞社会调查的。有一天，罗建中找我，带来鲁克勤的一封信，大意是经罗介绍引为同道，并邀请张、赵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我看后很钦佩这个人的政治见解，觉得人家有深度，有思想，很想结交这样有政治头脑的朋友。我们把情况向张、赵汇报后，决定加入中央二委。之后，罗建中传来的5中央二委的“手抄文件”隔三差五地送来，所书内容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党内动态简报和以中央首长名义的讲话文章等，我记得共有 16 份文件。这些文件不论其真假程度如何，相信其自有来历，但绝不是罗建中能编出来的，我们可以借这些文件为据，
9、作发展人的工作，让别人相信我们背后有中央某些人的支持，是个强大的组织，最不济也可当陈胜吴广起义的那条“鱼” ，借神起事。而鲁克勤也通过罗建中之口，传达了几条对我们的要求，我也写了一个与鲁克勤见面会谈的提纲，提出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问题，经罗建中来回传话，我们明确了以下几点： （1）我们的后台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我们可作为一个基层支部。 （2）二委的主席周恩来，最高统帅叶剑英，总参谋长邓小平。 （3）我们的政治立场是支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康生、陈永贵等人。 （4）我们认为毛主席在文革中打倒大批老干部是错误的，似乎中国革命只有他个人一贯正确，这违反马列主义常识，
10、如果把周总理也打倒中国前途不堪设想。 （5）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老革命家在历史上都是有大功劳的，不应全盘否定。 （6）把林彪定在党章上作接班人是荒唐的，党章不是领袖个人的遗书，共产党是选举制不是世袭传位制，林彪能不能接班是党代会决定不是毛主席死后能决定的。 （7）林彪搞政变是机密，对中国并没什么影响，真正祸害老百姓的是极“左”路线的危害，而“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列举的某些社6会现状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应当引起重视。 （8）张铁生等的反潮流，实质是顺潮流，我们的行动才是真的反潮流，真担坐牢、杀头、老婆闹离婚的风险。 （9）批林批孔、评儒尊法到儒法斗争，斗到共产党内也有法家、儒家，纯属含沙射影
11、、指桑骂槐的伪史学，歌颂秦皇、武则天、吕后更是别有用心，想为江青当“女皇”作准备，应百倍警惕。 罗建中是“张赵集团”中负责与“中央二委”联络的联络员， “中央二委”的文件材料都是通过他“下达”太原支部的。开始的时候， “张赵集团”的成员都是相信“中央二委”是他们的后台，有周恩来、叶剑英统帅、邓小平撑腰，绝对错不了。后来老见不着“中央二委”的直接上司鲁克勤，大家对“中央二委”的信心多少有点动摇。据张耀明回忆，张珉说，即便没有“中央二委” ，我们也要继续干，因为我们坚持的是真理。但是，毕竟有后台支持和没有后台支持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说， “中央二委”的说法至今是“张赵集团”成员的一个心结。 “张赵集
12、团”与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也有联系。当时被认为是“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首脑的赵一凡与赵凤岐在北京有过讨论和交流。 三 在 1974 年初，由于活动中的不谨慎， “张赵集团”就已经暴露。据负责侦破“张赵案”的山西省公安局二处侦调科科长闫逢碧回忆：“当时山西的公安机关把群众对四人帮的一些不满言论和反映，当作反革命谣言来追查。太原市公安局汇报，西山矿务局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向7市局反映他内弟张铁旦（在化肥厂当工人）说，化肥厂工人张耀明和他说他们有一个组织和上面（中央）有联系，联系人是 101（指叶帅）的秘书，经常通过军区的汽车给他们送文件看，看后就拿走了。还说中央现在两派斗争很激烈，一派是老派（
13、京派）以总理为首的老帅们，一派是新派（上海派） ，又说中央开了华山会议 、 武林会议 ，在一次会议上李先念主持会，要把姚文元当场抓起来等等。市局汇报后，公安部的丁昭家、何大贵说，中央政治局交给部里一件重大案件，公安部施义之，杨贵亲自交给他俩来山西交办，他们说案件是群众给陈永贵副总理写的检举揭发信，说山西一个化肥厂有个叫张耀明的造谣和散布分裂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内容和市局汇报的相同。根据市局的汇报和公安部交办案介绍参加会议的人研究认为是一案，当时确定一方面写报告，请示省委立案侦察，一方面由市局进一步调查摸底了解情况，在此期间，又发现省直政办公室刘先志，向负责人李玉祥反映过张耀明与上
14、述相似的情况，当时公安部来人与省公安局负责人一起到省委向谢振华等人汇报了案件情况，1974 年 2 月 9 日，谢振华、王谦批准立案侦察之后，就通知太原市公安局正式立案侦察。 ” 魏润福成为第二个突破口。魏润福工作的公司党委书记程文是一位老干部，魏润福与程文关系密切，常有思想交换。魏润福曾把“张赵集团”的“中央二委”的材料给程文看过。程文觉得搞非组织活动不合适，就向某位省级领导作了汇报，致使“张赵集团”的内幕暴露得更清楚。 1974 年初，该案惊动了中央政治局。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江青的批示。据说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有过批示。周总理的批示是：“如8属实，可查。 ”由此， “张赵案”就成为中央
15、政治局交办的案件。但是由于这时山西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 1974 年 3 月 8 日，江青在北京二七剧场穿着军装亲自带头高喊“炮轰谢振华” ，从而拉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批谢振华、曹中南”的序幕， “张赵案”就被搁置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 1974 年的 7、8 月份，王谦（文革前任山西省省长）主持山西省的全面工作，开始清除谢曹残余势力，而“把柄在手”的“张赵集团”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王谦立刻提高了侦破级别，由市局提到省局，亲自指挥省公安局人员破案。1974 年 8 月 15 日，联络员罗建中首先被密捕。1975 年 4 月，大规模抓捕的条件成熟，省局开始了突袭行动。罗建中的失踪，也让张、赵方
16、面也察觉到了事情的暴露，张耀明回忆：“在此期间，我和张珉讨论过前途，我们认为中央这场新老斗争不可避免，没有罗这个渠道我们还可以另辟它途，立足自己干，反正已上了贼船，能不能下来由不得咱们，也许形势发展得好，上面解决问题，我们躲过一劫不了了之，也许江青上台咱们成了替罪羊，当不了志士当烈士杀头了事。就在彷徨中，公安局下了逮捕令，1975 年 4 月 22 日，我、张珉、赵凤歧、郭海、朱长生、魏荣福同时被捕，关进柴村看守所，张赵的活动也就此终止。 ” 四 “张赵集团”是反“四人帮”的，张、赵等人被捕之后， “张赵案”的未被捕人员还在 1976 年清明节之际发动了太原的“四五”运动。 太原市所送的第一个
17、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就是“张赵集团”主要成员9常理正策动的。常理正是太原变压器厂的年轻人中的领袖，在厂里影响很大，他把制造花圈的原料和笔墨纸张支援给了李静，3 月底，李静率领一些人，在太原市人民公园（现太原市儿童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之前，送上了太原市追悼总理的第一个花圈，并举行了追悼仪式，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拉开了太原市“四五”运动的帷幕。太原变压器厂共送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花圈到五一广场，使太原变压器厂成为太原市送花圈最多的单位。 “张赵集团”成员何立言，当时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党委办公室秘书，组织了一批人，做了太原市最大的一个花圈，矗立在了太原市五一广场。何立言于 5 月 20 日因张、赵和“四五”
18、双重问题被捕。 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集团”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谦为首的山西省委仍然在“不辞劳苦”地追查他们的“罪行” 。在北京，与“张赵集团”有关系的“第四国际案”的赵一凡和徐晓，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月被释放。虽然当时没有正式平反，但这说明北京有改正错误的准备。可是 1977 年清查“四人帮”运动开始之后，山西省委还把“张赵集团”及与其相牵连的“四五”运动人员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在山西省和太原市的各级机关单位和大中型企业办了许多学习班。由此受到迫害和牵连的竟达两千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三百多人。 原来没有入狱的重点人物“迎来”了新的厄运。原在省水利局学习班的李兆田于 19
19、76 年 11 月 25 日被逮捕；平崇义于 1977 年 7 月 19 日被逮捕；太原锅炉厂技术员胡海清先驻学习班，后被逮捕，死于狱中；“揭发” “张赵集团”的程文被当做“张赵集团”成员于 1977 年 11 月 8日被捕。常理正被省公安局在本厂隔离。由于牵扯到了李静在“四五”10运动中送太原市“第一个花圈”的事情，常理正一下子成了张、赵和“四五”的“双料货” 。 张珉、赵凤岐在看守所都是按死刑犯对待的，单独关押，戴着手铐、脚镣。1977 年 11 月 19 日上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赵集团”进行了宣判。以反革命罪判决张珉、赵凤歧、罗建中死刑，张耀明无期徒刑，魏润福有期徒刑十五年，李兆
20、田、何立言有期徒刑十年，平崇义、胡公在有期徒刑八年，程文有期徒刑七年，刘纪儒、张尚官管制三年。 五 据山西省高院的有关人员讲，当时王谦指示该案件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按我国的两审制度，二审为终审，正好那段时间，中央把“杀人权”下放到了省里。省高院的负责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按中央精神，像“张赵案”这样重大的案件，应该由省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这样，张、赵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山西省高院按王谦及山西省委的意思，对张、赵判了死刑，但案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是一件明显的反“四人帮”的案件，罪名有许多不实之处。最高人民法院立即组成合议庭对 90 多件原卷和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审核，合议庭并于 1978 年 12 月赴山西提审了张珉等 12 名被告人，对该案的事实进行了认真的核对，查明了事实真相，写出了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仔细审核并批准了合议庭对该案的案情报告。于 1979 年 1 月 23 日致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电报在简述合议庭认定的案情事实以后，明确指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