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春秋及其“三传”所见建筑原则探析今本春秋是春秋时期诸国史中唯一的幸存者，一般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创作，孔子晚年曾对此进行过修订。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十二公为顺序，记载了公元前 722 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 481 年（鲁哀公十四年）共 242 年间以鲁国为主的周王朝时期的历史，史学家也因此把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期。但春秋纪事简略，故后人为之作传者颇多，今唐代以前者仅存左传和公羊传 、 ?粱传三种，史称春秋 “三传” 。 左传详于纪事，但纪事年代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468 年） ，书末并附有鲁悼公四年（公元前 464 年）及智伯灭亡（公元前 454 年）事，超过春秋 ，所
2、记事项也并不与春秋完全对应，因此有学者倾向于其为独立成书。据杨伯峻推测， 左传约作于公元前 403 年至公元前 389 年之间，在春秋 “三传”中历史价值最高。其书自刘歆以来多以为出自孔壁藏书。作者旧题为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的作品，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鲁春秋当为其中之一。与左传为古文经不同， 公羊传和?粱传都是今文经，分别传自公羊高与?粱喜，约写定于西汉时期，文字确与春秋成对应关系，多阐述义理，为释经之作。 但不论春秋及其“三传”的作者是何人， “三传”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成书于春秋、战国还是汉代，创作的出发点如何不同， 春秋2及其“三传”都反映出鲜
3、明的儒家思想特点，并在剧烈的时代变革中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历史倾向。从建筑制度来看，尽管诸子时期的儒家与汉儒在思想的独立性上有所不同，但皆宗于周公、孔子，在维护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前提下，讲究建筑大事“必须公命” ，恪守等级。同时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又时刻保持民本立场，非“当时有急” ，在建筑时间上务求不妨农时。在王者为争霸大业或享一己之利而兴造时，强调以德为上、以德保民。就其制度的时代性而言，由于鲁国为姬姓国，遵周制，而周人制度的创始者周公正是儒家追慕与供奉的始祖，因此“三传”不论是否独立成书，成书时代是否各异，思想是否独立于春秋之外，其推崇和主述的都是姬周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然其虽向往周人礼仪
4、制度，却并不迂腐。他们在站定民本立场和渴望安定统一的心理状态下反对战争，但却并不一味否定诸侯争霸的行为，而是持一种当下的，甚至是发展的历史观看待诸侯战争，对围绕战争而发生的筑城行为不予置评，甚至加以理解。其所展现的时代人文思潮与道德意识奠定了后世政治理想的根基。 古人为春秋及“三传”研究，其中专论建筑者只有清人沈淑的春秋左传宫室一卷，但类似索引，语焉不详。今即以一经 、三传的相关记载，详述其中所展现的建筑之基本原则，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点与思想倾向。 一、 建筑时间要求及其权变原则 延续上古传统，为保证农耕社会的稳定发展，若非特殊情况，营造一般在农闲时进行，即遵循“使民以时”的原则。 左传庄
5、公二十九年3“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一段， 左传正义 （以下简称正义 ）引杜预春秋释例 （以下简称释例 ）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国家之藩卫，百姓之保障，不固则败，不修则坏，故虽不临寇，必于农隙备其守御，无妨民务。 ”实际上不仅都邑，其他建筑事项一般也遵循这一原则。而且不仅周人，这个“使民以时”的原则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一直遵守的基本准则，历来被视为立国之本。 刘雨婷：春秋及其“三传”所见建筑原则探析至于农闲的具体时间，上引传文中说得很详细：“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古者观象授时， “传
6、曰龙见而毕，务戒事也 ，谓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龙星角、亢晨见东方，于是纳其禾稼，三务始毕，而戒民以土功事也。 火见而致用 ，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见，于是致其用也。 水昏正而栽 ，谓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树板干而兴作焉。 日至而毕 ，谓日既南至，微阳始动，故土功息。冬至之后，当更修来年农事，不得复兴土功也”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正义引释例 ） 。据新唐书?历志三上：“以岁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见。立冬，火见营室中。后七日，水星昏正，可以兴板干。故祖冲之以为定之方中，直营室八度。 ”冬至日在正月。也就是说，周人以周历仲冬十一月（夏历即今阴历为九月）霜降日至来年孟春正月（夏历十二月
7、）冬至日之间为建筑季节。其过程大致是：以霜降日为农事完毕、兴作开始的标志，立冬以后准备兴作的材料，七天后，定之方中，开始树板以作，至冬至土功完毕，开始准备4来年的农业生产。凡在此期间的建筑事项皆为得时，否则为不时。故左传以桓公十六年冬城向，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文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郓，宣公八年冬城平阳，成公九年冬城中城，昭公九年冬筑郎囿，皆为得时；而隐公七年夏鲁城中丘、隐公九年夏城郎，庄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门，成公十八年（八月）筑鹿囿，定公十五年秋城漆此段经 、 传皆记为：“冬，城漆。 ”但传又云：“书，不时告也。 ”故知城漆本为不时，但因知为不时，不敢于修建之
8、时告庙，拖延至冬日，故仍以告庙日记为“冬” 。 ，皆为不时。但事实往往与常例并非完全吻合，时与不时还要视实际情况而定，不必恪守常例，教条行事。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冬，城防。书事，时也。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 ”孔颖达即认为，此条经、 传皆不书具体月份，乃是因为事在“火见而致用”之前，但“此岁农收差早，虽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闲，故云土功虽有常节，通以事闲为时 。言时节未是时，而事以得时，故言书事，时也 ”。也就是遵循了杜预注为“土功虽有常节，通以事间为时”的原则。襄公十七年十一月， 左传记宋皇国父为平公筑台，曰“妨于农功” ，不书是否得时，恐当时时令已到而农事未毕，故有后文“子罕请俟农
9、功之毕，公弗许” 。 即使得时，兴作也应按程序做好准备，以有备无患是为合适。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 正义对“凡土功，龙见而闭务”进行解释时引释例曰：“传既显称凡例，而书时书不时各重发者，皆以别无备而兴作，如书旱雩之别过雩也。若城西郛， 传特曰惧齐 ，此其意也。然则5此发例者，止谓预备御，非有当时之急，故择闲月而为之。若当时有急，则不拘此制。 ” 从左传记述的情况看，所谓“急”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形： 1. 启塞从时 左传僖公二十年：“凡启塞从时。 ”杜预注云：“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而阙，故特随坏时而治之。 ”否则便失去了城为保民的意义。 左传记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伐莒
10、时，就是因为渠丘城与莒城、郓城三座城池均恶而莒人不修，故顺利取胜。 左传引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 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也就是说，城郭是重要的战争防卫前沿，必须做到“备豫不虞” ，故当随坏随修，使之能启塞从时，不必拘于兴作的时与不时。 2. 因战筑城 ?粱传隐公七年：“城为保民为之也。 ”说的是城池实际上是因战争而修建的，故为备战修城、临战修城和战时修城都是理所当然，也就无所谓得时与否。 由于春秋无义战，故左传的作者对于因战筑城的行为
11、本身并不加评论，即使谎言，也不论是否正义。而对临寇筑城，则视为可以理解的权变，并加以解释。如左传僖公六年记：“夏，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 ”也就是说， 左传的作6者认为，郑城新密虽不时，且是因有错在先而备战，但其在被讨伐时筑城的行为本身却情有可原，是正常的。但更多的时候， 左传对这种情况下的筑城行为并不作合时与否的评判，仅记述筑城的原因。如左传记僖公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郛，惧狄难也。 ”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 “迁杞焉” ，杜预注为“辟淮夷，迁都于缘陵” 。 经：“成公四年冬城郓。 ”从当年秋的记载来看，是因为成公欲叛晋，尽管后来听季文子之劝而罢，但仍
12、“城而为备” （杜预注） 。这些左传都不书时与不时。又如襄公七年经曰“城费” ， 左传于此仅客观叙述了南遗修建费城的真实原因，是隧正叔仲昭伯为接近季氏而谄媚于费宰南遗，要他“请城费” ，自己“多与而役” 。 正义推断正是因为其不言合时与否，杜预才知“南遗假事难而城之” 。这样为备战筑城的例子很多，如襄公十九年冬鲁城西郛和武城，因为惧齐；定公六年鲁为晋侵郑，惧而“城中城” （无传） ；定公十四年公因叛晋助范氏，惧而“城莒父及霄”（无传） ；后来哀公三年“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 ，哀公四年夏“城西郛” ，哀公五年春“城毗” ，哀公六年春“城邾瑕” ，据杜预注都是“备晋” 。 至于当战时筑城更
13、是理所当然。如宣公十二年春，郑人在楚人围困中退师的间隙修城；襄公十五年夏，齐侯伐鲁围成， “鲁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 。正义与否并不是评判筑城的理由。如宣公十一年夏，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诸?。令尹?艾猎城沂” ，即仅记述建城的过程，强调筑城人孙叔敖的统筹与管理能力，而不对筑城行为本身做任何评价。又如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楚公子燮与子仪作乱城郢；昭公十三年越大夫常寿7过作乱， “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等等。 左传对其筑城本身也都不做评价。襄公六年，齐因莱恃谋而灭莱，据杜预注，为灭莱，晏弱早在襄公二年就已开始修筑东阳城，至五年四月“复托治城” ，终于次年十一月灭之；晋为在哀公八年入曹，于
14、哀公七年宋伐曹时就“筑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钟、邗” 。其他战时筑城为春秋及“三传”所记者还有：文公七年春，鲁因伐邾“遂城?” （无传） ；襄公十八年冬楚师伐郑，以“右师城上棘” ；昭公四年冬，吴为报朱方之役而伐楚，楚为了防卫而修筑钟离、巢和州来；定公六年，郑伐周， “六月，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 ；等等。 由于筑城与战争之间带有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若没有正当理由，无事筑城必然会给筑城者带来怀疑与猜忌，进而引起战争或招致祸患。如左传僖公五年记，当初晋献公让士?为公子重耳和夷吾修筑蒲与屈，士?因不慎在筑墙的材料中放入柴草，被夷吾告发，面对责备，士?辩称：“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
15、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意思是说，无战事而筑城，必招致仇敌来占领，这样筑城的实质也就成了为敌人筑城。若不筑就是违抗君命，是为不敬；筑则实为仇敌所筑，是为不忠。因此国君应以修德来稳固子孙的地位，而不是靠修筑城池。此城三年必招战火，用得着谨慎对待吗？后来果然“及难，公使寺人披伐蒲” 。同年夏，陈辕宣仲因怨恨郑申侯在召陵背叛自己，故意以“美城之，大名也，子孙不忘”为由，劝其修建僖公四年齐侯所赐之虎牢，并“为之请于诸8侯而城之” ，但一俟其完工，就在郑伯跟前告他的状，说“美城其赐邑，将以
16、叛也” ，申侯因此获罪。据杜预注， “美”实际上就是设置楼橹一类的设备，是城池防守所必备，却并非日常启塞必须之用，故对于为郑国大夫但却得大国齐赏识的申侯而言，为免招郑伯猜忌，本应谨言慎行，如今却得意忘形，听信小人之说而为“美城”之事，也就必然引来祸殃。但也正是因为筑城与战争之间明显的因果关系，使筑城行为本身带有强烈的挑衅、挑战和威慑的色彩，如左传昭公十九年秋，楚人筑州来，沈尹戌称楚必败，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修建已被吴人灭掉的州来城无异于挑衅。昭公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 ，翼在鲁边境，故左传记其在返回的途中就遭到了鲁国的讨伐。但这种行为在战争中为实力强的一方所用，则成为非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手段和计
17、谋。如左传襄公二年，郑人久叛，晋谋讨之，诸侯于秋七月会于戚，鲁孟献子献计曰：“请城虎牢以逼郑。 ”晋知武子解释说，此举不仅仅是要威慑郑人，同时也是在试探和威胁齐人，因为这次会盟齐国未到，滕、薛、小邾三个齐的属国也从齐而未到， “寡君之忧不唯郑” ，他担心齐人的背叛，因此要将欲城虎牢之事告知晋君，请齐会盟，目的是“以观齐志” （杜预注） 。齐若至，则表示齐人同意伐郑，为同盟，郑也就没了依靠；若不至则伐之，以免后顾之忧。果然，冬天再会于戚时，齐因畏惧被讨伐，与三个附属国都参加了会盟，于是“城虎牢” ，郑人臣服。襄公十年，郑复叛，诸侯之师再次“城虎牢而戍之” ，晋师“城梧及制” ，使“士鲂、魏绛戍之
18、” ，也是为了逼郑就范，一者以为威胁，二者以为诱饵，服则归之虎牢。9左传哀公十五年春， “成叛于齐。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输” 。杜预注：“以逼成。 ” 3. 战时救患 春秋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齐师、宋师、曹伯次于聂北，救邢。夏六月，邢迁于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左传曰：“夏，邢迁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礼为何？公羊传分别于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事件中两次申述：“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故虽非临战双方，但为救患而筑城，亦合于礼，故不拘时月。又如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
19、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也是典型的为救患而筑城。 由以上三种可以打破“使民以时”这一建筑时间要求的权变原则来看，似乎都印证了“城为保民”的修建目的与出发点。但实际上， 春秋及其“三传”所展现出来的城池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却远非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基于城池建筑等级制度的约束或违背，及其与政治、战争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同时弥漫着道义与权谋相互混杂不清的气息。在凸显城池基本功能的同时，也呈现出动荡时代思想与行为特有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二、 城池建设必待公命与建筑等级制度 由于营城多是伴随诸侯封建而来， “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虽通其仁，以义而不与也。故曰仁不胜道” （?粱传僖公二年）
20、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我国的封建制确立并完成于西周时期，伴随着天命观与宗教观的世俗化和伦理化，西周社会建立了逻辑严密的人10间社会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法，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左传桓公二年） 。各阶层不可僭越。如此自上而下“封土” 、 “授民” ，为“保民”而建的城池，就必须出自公命，否则便是师出无名，不合礼法，等同作乱。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无公命的筑城行为春秋不记。 左传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春， “齐桓公城小谷” ， 左传称“为管仲” ，没有评论。杜
21、预注称实际筑城的人是鲁庄公：“公感齐桓之德，故为管仲城私邑。 ”后在昭公十一年，申无宇提及此事时亦云：“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 ”也就是说，这年春天齐桓公因对管仲的依赖而下令为其城小谷，鲁庄公感桓公之恩代为筑城。若非桓公之命，鲁为齐相管仲修建私邑这种事情是断不可能发生的。同理， 左传昭公三十年记楚子使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为从吴叛逃过来的掩余和烛庸两位公子修建养城，若非公命，莠尹然和沈尹戌也是不可能也不敢为叛逃者筑城的。又，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秋）晋士?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晋侯围聚，除平乱外，应该也有聚为非公命而修必伐之意。 应该说， 春秋及其“三传”所反映出的这一原则，是西周社会对于政治秩序的共识在具体城池建筑制度上的一个表现。后来，随着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动乱，这种政治秩序也为希望安定统一的时代愿望所认同，为经历动乱后建立起来的西汉政权在寻求政治依据中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