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梧门诗话编选与法式善诗坛地位之确立摘 要：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国子监祭酒法式善积极主持诗话编选活动，历时 20 余年编订梧门诗话十六卷，是书收录诗人、诗作数量多、地域广，且无门户之见，兼收众长，在这一时期的诗话中，颇具特色。长期而广泛地编选梧门诗话 ，为法式善在文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并为其在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盟主地位的达成构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平台。 关键词：乾嘉时期；法式善；梧门诗话 ；诗话编选；诗坛地位 作者简介：李淑岩，女，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面上项目“法式善与乾嘉时期文人交游研究” ，
2、项目编号：12512141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35-07 乾嘉时期，海内承平，偃武修文，汲汲于名利的文人们在从事创作的同时，往往借助其他方式达到立身扬名的目的。蒙古族诗人法式善（17531813）足不出京畿，始终任职文官，却以不懈努力获得了时人的认可，如陈以湉将其与袁枚相提并论：“时帆祭酒，文誉卓著，尤好奖掖后进，坛坫之盛，几与袁随园埒，而品望则过之。 ”1（P309）黄安涛时帆先生小传称颂其“尤好奖进，一时坛坫之盛，几与仓山南2北相望”2（卷八） 。虽有些过誉，亦可窥见法式善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与影响。法式善的声名与其征
3、绘、征题诗龛图 ，召集“诗龛雅集” 、“西涯雅集”的诗学活动密切相关，同时，几乎伴随其仕宦生涯始终的梧门诗话编选活动也为其赢得了声誉，并为其在乾嘉诗坛继袁枚之后北方诗坛盟主地位的达成搭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平台。 乾嘉时期诗话之作蔚为大观。法式善诗话编选究竟有何特色，能佐助其达成诗坛立身扬名的内在诉求？考察梧门诗话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捜才路广、揖客途宽”3（文卷一） 。说其广，主要是就其收录诗人的地域而言，兼指其收录诗人的身份、性别、民族；说其宽，主要指其收录诗人不限于门户之见，博取众长。 其一， 梧门诗话征选诗人、诗作，不限地域，遍及南北，终以编选地域之广而闻名。这也是其编订的初衷， 梧门诗话例
4、言云： 即今作者，递变指归不一，而是编则第录康熙五十六年以后之人，其盛朝遗民、开国硕彦已见于昔贤著录者，概不重出，以免沓复之嫌。国朝前辈如王渔洋、朱竹垞，皆著有诗话，宏奖风流，网罗殊富，然于边省诗人采录较少，近日袁简斋太史著随园诗话 ，虽搜考极博，而地限南北，终亦未能赅备。余近年从北中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箧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亦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4（卷四） 此文收录在嘉庆十二年（1807）扬州绩溪程邦瑞刻本中，因此梧门诗话例言之作至迟当在是年（1807） 。当时梧门诗话还在编选过程中，法式善便明确了选录诗人、诗作的初衷与愿景。其以先3贤王士禛渔洋诗话 、
5、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及前辈袁枚随园诗话作比，指出王士禛、朱彝尊虽存广取博收之念，然以所录边省之作偏少为憾；随园诗话虽曰“搜考极博” ，然限于地域南北，未免言过其实，因此法式善是编则“边省人所录较宽” ，努力实现其“搜考极博”之追求。最终梧门诗话历时 20 余年，收录了 1200 余位诗人，籍贯可考者 500余人， 涉及 18 省和 1 个将军辖区（奉天府） ，在行政区划上几乎遍及全国，足可与袁枚随园诗话所录“十三、十四省”之众相较量，可见法式善广取博收并非虚言。 法式善的采诗经历与袁枚等人又有所不同，因其一生绝少离开京师，不可能像袁枚等人在游历南北之际访友录诗。如袁枚曾言：“余每下余杭，必采诗归，
6、以壮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 ”5（P367）游历端州时，亦云：“恰喜文星聚一时， 彭、杨个个树旌旗。足酬太史东来意，不采珍珠只采诗。 ”6（卷三十）因其到访，地方人也主动献诗：“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 ”5（P103）这样的采诗经历是法式善所没有的，所以其大量诗作选录（主要指京师以外的诗人）的唯一途径便是恳请朋旧代为采录，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法式善还是收录到了甘肃、广西、贵州等边省的诗人诗作，实属难得。同时选录诗人遍布十数个省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嘉时期“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4（卷四）的局面。 除编选地域范围之广外， 梧门诗话在编选诗人的身份、
7、性别、民族上，也力求有所突破。 就选录诗人的身份而言，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指出： 4诗话虽属论诗，然与选诗有别，余于先辈名集虽甚心折，无所辩证，概从割爱。至于寒畯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于飘风好音之过耳矣。故所录特伙。4（卷四） 因此， 梧门诗话所录诗人中，既有英廉、裘日修、曹文植、翁方纲这样身居高位的台阁重臣，也有袁枚、洪亮吉等领袖诗坛的风云人物，然数量更多的却是声名不显、位居下僚、出身贫寒的诗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县令一类的中下级地方官吏以及诸生、布衣、僧人等。如卷二第二十四则：“释野蚕一名梦绿，又称老野。貌寝，眇一目。江南颍州人，祝发河南
8、相国寺。 ”7（P73）童子、仆人、商贾皆是法式善选诗的对象，诚如其所谓“寒畯遗才” ， “所录特伙” 。4（卷四） 就选录诗人的性别而言，不单收录男性诗人，女性诗人也是梧门诗话的关注对象，这虽不是法式善的独创，当时如袁枚随园诗话 、洪亮吉北江诗话中亦多选有女性诗人，然就选录数量而言，均不如法式善的梧门诗话 。 梧门诗话第十四、十五两卷选录了一百余位女性诗人的诗作，其选录诗人诗作就数量而言远超过了袁枚随园诗话8（P138） ，法式善认为“本朝闺秀之盛，前代不及”7（P461） ，遂在梧门诗话中毫不掩饰对那些名媛才女的热情颂扬与肯定。如评王采薇长离阁诗集 “幽香冷艳，合长吉、飞卿为一手，真闺阁奇
9、才也”7（P414） ；评沈蕙孙翡翠楼集 “识高才俊，一空凡艳”7（P421） ；评陈雪兰“闺中王孟，不虚也”7（P449） ；等等。这与当时一些学者对女性问题的保守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如著名学者章学诚就曾批评袁枚5教习女弟子，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 ， “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 ， “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9（P295-296）所以，法式善与袁枚遥相应和，如此大张旗鼓地收录女性诗人，赞美她们的才学与创作，肯定她们的诗学活动， “这无疑是他思想解放的重要表现，是继袁枚之后对封建
10、卫道者的有力回击，从而为从精神上解放妇女、促进清代女性诗歌的创作与流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P138） 。 此外，与同时期各家诗话相比， 梧门诗话选录八旗诗人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当时诗话中收录八旗诗人的数量多寡依次是法式善梧门诗话47 人、袁枚随园诗话28 人、王昶蒲褐山房诗话7 人、吴嵩梁石溪舫诗话2 人、洪亮吉北江诗话2 人。其二， 梧门诗话在选录诗人诗作上能够广采博收，不限于门户之见，使其征选诗人诗作颇为广泛。这既是法式善的选诗标准，也是其诗学主张的一种表现。法式善创作的动机源于其恰逢盛世，有感于“国朝教泽涵濡，诗学之隆，超轶前古”的景运熙隆，特此彰显“百数十年来名人志士项背相望” ，人才
11、日盛之况，遂而编录诗话，一方面使“词苑菁英、骚坛遗轶”能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使得流布世间的“零珠碎璧”不至于“声沉响绝” ，这是法式善梧门诗话创作的初衷。4（卷四）同时，法式善于梧门诗话例言中也表明了其评诗的原则是坚持“读书论古，要当别有会心，乃不为前人眼光罩定”4（卷四）的求是精神，即不为时论所囿，不盲从一家之言，要别有会心，均以诗相发明。6梧门诗话例言又强调“是编于诸家不过品题风格，考证遗文而已”4（卷四） ，故所选诗篇无关教化，亦无须谈论实事，旨在品题风格、考证遗文。 梧门诗话收录的诗人诗作，其中不乏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派、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以厉鹗为代表的浙西
12、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和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还有许多不属于以上诗派的诗人。法式善对于以上诗派均有收录，且采取“要无苛论，亦不阿好”4（卷四）的批评态度，绝不厚此薄彼。所以“是编或纪其人，或纪其事，皆与诗相发明，间出数语评骘，亦第就一时领悟所到，随笔书之，未必精当”4（卷四） ，这是其贯穿始终的品评原则，值得肯定。 其三，诗话选诗的当代性。清代诗学繁荣，诗话创作宏富。蒋寅考察清代诗话今存 977 种之多。10（P5）就其选诗年代而言，一为古今杂陈，一为选诗于当下，以前者居多。如乾嘉时期影响最大的袁枚的随园诗话 ，编选诗人古今杂陈，或唐或宋，均有涉猎，兼选当代诗人。翁方纲的石洲诗话 、洪亮吉
13、的北江诗话 、舒位的瓶水斋诗话均是如此。与之相对的是选录当代的诗话，如王昶的蒲褐山房诗话 ，“起于康熙末年，迄至嘉庆初年” ，共得作者 409 人， “庶几可窥乾隆一代诗人之大概” 。11（P62）吴嵩梁的石溪舫诗话 ，收录诗人多为与其“相交结者”12（卷首） ，共录诗人 101 位 1；许嗣云芷江诗话 ，收录乾嘉间诗人 300 余位。而法式善的梧门诗话收录了同时代的千余位诗人，籍贯可考者达 500 多人。 法式善倾注近半生的时间来编选梧门诗话 ，求诸友朋助其采诗各7地，最终使其诗话在征采地域之广、数量之多、范围之宽以及选诗的当代性方面都别具特色。事实上，依据传播学的理念，法式善采诗的路途有多
14、远，其声名流传就有多远；采诗的群体范围有多广，影响就有多广。正所谓“祭酒当年有盛名，一编诗话集群英。尽多湖海流传句，兼有承平雅颂声”3（卷三十） 。 有关诗话功能的探讨自古有之，历来说法纷纭，不外乎具有记录遗文逸事及传播作者与作品的功能。而这主要是站在被编选者的立场上而言的。如民国四年（1915）吴功溥序邬启祚耕云别墅诗话说： 诗话小道也，然卿大夫勋业彪炳于史册者，其遗文逸事恒赖是以传；文人墨客名声表著于当世者，其精言妙论亦赖是以传；而田夫野老、才子佳人勋业不彪炳于史册、名声未表著于当世者，其遗文逸事、精言妙论尤赖是以传。即金石之琐闻，诗歌之要诀，亦无不赖是以传。故夫著者不小之而不著，读者亦不
15、小之而不读，而诗话之传者乃益多。13 以上有关诗话的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诗话的功能。以此反观梧门诗话 ，亦具有存诗、存人的文献价值，以及传达作者诗学理念的传统功能。如梧门诗话卷一记录的一段逸事：“新建曹文恪公，余庚子座主也。闱中得余卷，已判中而旋失之，遍觅弗获。或劝以他卷易之，公勃然曰：渠诗吾以烂熟胸中，非此卷不可。 搜索竟日，忽于帐棚上坠下，公大喜，于是获隽。每于广座对客指余曰：此吾门生中诗人也。 辱赏若此。 ”7（P35）礼部尚书曹秀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充会试主考官，法式善中本科第九十五名。14（P428）有关法式善录取过程中的戏剧性情节，得益于梧门诗话的记录，生动而传神，与其他史8
16、料互相印证 1，强化了法式善对曹秀先知遇之恩的念念不忘。另， 梧门诗话披露了洪亮吉得以闻名于世与蒋士铨等人的推崇有关，如卷一第三十一则云：“蒋心余编修主扬州讲席，雅重洪稚存。赠以诗，有云：铁崖乐府容斋华，万口争传洪亮吉。谁知二十五年身，一领蓝衫尚垂翼。访我芜城说经地，开阁延君感君意。衣留黄海万峰云，箧守冬官一篇记。 彭芸楣参知时为江南学使，和云：以砚为田耕以笔，失得随人岁凶吉。男儿贫贱慎所因，莫假俗流生羽翼。使者阶前几尺地，吐尽胸中千古意。落笔根源篆籀文，满胸堆塞琅琊记。 稚存由是知名。 ”7（P43-44）再如揭示郑板桥晚年无子嗣，画竹以代， “写老竹一枝，旁作孙枝数竿以赠”7（P75）的生
17、活细节；记载翁方纲因仰慕东坡， “每腊月十九日，悬玉局像，焚香设祭，邀同人饮酒赋诗”7（P54-55）的风雅之举；等等。揭示了梧门诗话不但具有载记文献资料的一般功能，还注重历史细节的叙述，在展现历史丰富性的同时，具有小说家言的修辞价值。有关梧门诗话所寄托的作者诗学理念的探讨，学界已有精当阐述，此不赘言。 侧重选录名人，借助名人效应达成自身及诗话的影响力，是法式善梧门诗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代文坛，出于各自的文学与政治目的，文人间交游广泛且形式各异，内容多样。为自己的诗文集征索序跋文，是较为普遍的文人交往内容。尤其是初登文坛的后辈，问字求学于前贤师长，亟待得到前辈的认可，以提升自己于同辈学侣中的声
18、望，并确立在后学门生中的地位。通过耳濡目染，法式善清醒地认识到结识前辈大家，进而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提携对确立自身诗坛地位的重要性。于是，9法式善“尊性灵派的代表作家袁枚为前辈 ，爱读小仓山房诗集和随园诗话 ，并恳请袁枚替他的存素堂诗初集校勘、作序”7（P133） 。并且，他在编选梧门诗话中还频繁征引袁枚、翁方纲的诗文及事迹。经笔者统计，在梧门诗话收录的诗人中，评诗条目 898则，涉及袁枚的共 36 则，且“袁子才” 、 “随园” 、 “随园弟子” 、 “随园诗话 ”反复出现，如“袁子才”出现了 22 次， “随园” 、 “随园弟子”及“随园诗话 ”共出现了 16 次，这在所收录的同时代诗人中出现
19、的频率无疑是最多的。 同时，就选录与袁枚有关的条目而言，在诗学观念上，除有限几则外，整体倾向于对袁枚诗作或诗学评价的认同。一是直接称颂袁枚及其弟子的诗作。如称赞袁枚在陕西所作登华山青柯坪诗“可与孟东野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句并传”7（P53） ，肯定袁枚野寺诗“可谓幽而不冷”7（P83） ，称赞袁枚的生挽诗“可谓善于翻新”7（P45） 。评价随园弟子陈基“诗善写性灵，而造语精到，无率易之病，是善学随园者”7（P387） ，称赞陶涣悦诗作“真得随园衣钵者也”7（P278） ，等等。二是直接记述自己与袁枚的诗学互动。如“余题袁子才诗集，有万事看如水，一情生作春之句。子才见之，寄书云：此二语真大儒见
20、道之言。昔人称白太傅与物无兢，于人有情，即此之谓。 仆亦曾刻寡愁多情四字印章，聊以自勉。三人者，可谓心心相印，不谋而合矣 ”7（P125-126） ；又如“辛亥夏，子才又寄书”7（P126） ；再如袁枚极推崇邱浩亭诗，苦于遗篇散佚不传，所以当法式善见到邱浩亭的诗作时， “因钞寄随园，所谓物以少为贵也”7（P146） ；等等。旨在揭示自己与文坛前辈袁枚的关系密切，将10袁枚对自己的称许直接写入诗话，也不排除借助袁枚的赞誉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三是所录之人或是袁枚所称赏的，或是随园诗话曾收录的。袁枚赏识的，如“何南园士永，江宁人。诗为袁子才所赏”7（P83） ；“蒋心余编修诗，袁子才称其摇笔措意，横出
21、锐入，凡境为之一空 ”7（P133） ；“刘松岚大观，丁酉拔贡，出宰粤西十年，今官河东观察。诗工五言，袁子才谓思清笔老，风格在韦、柳之间”7（P269） 。 随园诗话曾收录的，如“海珊遂成长于咏史。 随园诗话载其三垂冈诸作，俱极新警”7（P29） ；又如“随园诗话称杨次也西湖词 、李啸村虎邱词 、程午桥虹桥词 、黄莘田虎邱词冠绝一时”7（P303） ；等等。尽管收录大家诗作是诗话编选的常态，但是在乾嘉时期像法式善这样如此大规模选录袁枚的诗作，或以袁枚的选录标准编选诗人诗作，一方面说明了袁枚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及影响力，另一方面法式善也可借助名人效应委婉地提升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就诗话编选的社会功能而言，编选诗话也是交往的手段，借助入选诗话的诗人设定，既可巧妙地达成编选者的出名心理，也为入选者提供了可以表达自我的平台。 从诗话所选录的诗人来说，不外乎名人与非名人两类。对于名著当时的文人，他们的名字与诗篇反复地出现在各家的诗话中，曝光率很高，这是常态，且这些有名望的人也不会拒绝自己的出镜率。而对于非名人群体，借助诗话的传播，也可直接或间接实现其留名于世的心理诉求。如蒋廷恩序钱泳履园丛话云： 余曩在京师与法时帆祭酒选及见录 ，尝录其诗，既又见钱塘袁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