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穿越的荣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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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被穿越的荣誉摘要: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有益于人类、有益于世界文学建构的成就功不可没,但人们对这一荣誉有着种种误读与想象,极有必要寻根溯源辨析与澄清。诺贝尔遗嘱中的“富有理想倾向”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唯一标准,在遗嘱执行人的百年实践中,由最初保守主义的狭隘化解释实施,到后来的开放性多元阐释伸缩探索,直到如今明言已不再坚持作为唯一标准,使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因人而异,与时变迁。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备受争议,既有客观效果与评审意图的冲突,又根源于评委会的复杂构成、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矛盾。翻译是非欧洲语种优秀文学进入评奖程序的第一道门槛,尽管其中隐含着深远而强大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

2、,却是该奖项西方属性注定的宿命。如今瑞典文学院自称诺贝尔文学奖并非颁给最优秀作家之奖,而主要是着眼于扶植潜在的文学天才的投资或赌注,他们的任务是在默默无闻的作家群中“发现”被忽视的文学“千里马” ,而不是为业已功成名就的作家锦上添花。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文学的奥林匹克,更不是文学的联合国法庭,那么,获奖如童话成真并非故事。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理想倾向;政治性;语言翻译;幸运童话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07010 瑞典文学院每年十月份宣布的颁奖公告,活像给整个世界打了一针2威力强大的兴奋剂,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 )的争议立

3、即充斥各国传媒。而近几十年来的中国,人们对诺奖可谓望眼欲穿,岁岁苦等,年年失望,其中的爱恨愤怨愁闷难以言表。随着莫言在 2012 年折桂,世纪期盼的诺奖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然而,人们对诺奖的纠结并没有就此终结,反而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淡,泼洒一地,漫漶无边,作为文化事件的诺奖在中国的争议进一步升温。诺贝尔遗嘱中的“富有理想倾向”这一标准如何解释?诺奖有无政治性?评选是否公正?奖金得主实至名归吗?面对种种质疑,瑞典文学院及其评委们信誓旦旦的回应,毫不犹豫的否定,更令人一头雾水。由于诺奖评选的神秘性、惊异性,这些问题一直挑战着人们的神经和常识。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瑞典文学院事实上充当着世界文

4、学法庭的角色,却是多为老龄人的十几位北欧院士与世人玩猫鼠游戏般的秘密审判,可以拒绝完全“三公”除了颁奖公告,其余相关评选的一切都是必须严格保守半世纪的秘密。谁被缺席审判,除非获奖,否则或将永远被蒙在鼓里。在人们心目中,明明是当今文学界事实上的世界最高荣誉,评委们却可以声称诺奖不是给最优秀者发的奖,甚至说诺奖不是“荣誉” ,而是“投资”或“赌注”!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心中的“诺奖”都是赋予有自己想象的一项“诺奖” ,与瑞典文学院颁发的非荣誉的“诺奖”并不是一回事!走出想象,寻踪觅迹,辨识关键真相,这是我们面对诺奖及其争议的必要选择。一、 “理想”哑谜 任何奖项的评选不能没有标准,但标准是什么,是否

5、具体,如何执3行,却千差万别。众所周知,诺奖公开的评选标准不过是诺贝尔遗嘱中的一句话:授予在过去一年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 的“最优秀作品”的作者。伟大的发明家诺贝尔生前由于经历过许多诉讼事件,与不少律师打过交道,教训深刻,导致他对律师印象很差,而且憎恨这些“渺小的寄生虫” ,全不信任,所以其遗嘱都是自己亲笔撰写,没有任何律师或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帮助。他虽然事前请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寄来遗嘱的样本,却嫌样本措辞空泛,不合于实用,于是仅参照格式,而自己撰写各项条款。自为的结果,不免也落入条款“空泛” ,不能在遗嘱内明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给后人留下不少难题和巨大的阐释空间。尽管诺贝尔基金会总纲对

6、标准进行了必要的阐释和补充,如对“过去一年”的时间限定适当放宽,理解为“最新成果”“只有近期才被理解的老作品” ;把“文学”定义细化为不仅指诗歌、小说、剧本等“纯文学”样式,而且“包括通过形式和方法而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 ,但根本性的“富有理想倾向”到底是什么,却永远是模棱两可,人言人殊。诺贝尔已作古,本意何在,死无对证, “富有理想倾向”不就成为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了么?百年来诺奖的所有变化和争议,大多源于这一模糊的评选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一会儿授予通俗文学作家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一会儿授予执意求新者艾略特和福克纳,一会儿又授予鲜为人知的大师辛格和米沃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托尔斯泰

7、和哈代不能获奖?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有无政治观点的考虑?为什么亚洲的获奖者寥寥无几?”谢尔埃斯普马克在其所著的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4探讨 (中译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 )的中文版序言首先提出了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这些疑问,其书:写作的目的,也就是把这些问题归之为选择标准的问题来进行回答。谢尔埃斯普马克是瑞典学院院士,曾于19872004 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深知评选内情,且其此著首次使用了瑞典文学院及其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档案馆里的丰富资料,当然是目前为止人们了解诺奖内情较为系统的权威依据。埃斯普马克著此书时在 1986 年,而在十年后的中文版序言中,他把此前九十多年诺奖评选历程视为“一

8、个互为关联的整体” ,但承认其中包含着各具特点的一系列不同阶段,突出的有维尔森主持评委会的最初阶段以及受其保守主义理念影响的后续一段时期,再到 20 世纪 40 年代厄斯特林担任评委会领导后实施与前期保守主义决裂的评选新政标准阐释逐渐开放与探索的时代。 维尔森把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富有理想倾向”解释为富有“纯洁高尚”的道德忠于王权、宗教和社会秩序,因而评选政策政治性倾斜十分明显。托尔斯泰在 1901、1902 年都曾是诺奖候选人之一,评委会却以其作品中表现有“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 、 “消极的禁欲主义” , “因为他的文化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作的与高雅文化生活无关的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 ,

9、“特别是他对国家和圣经的批评”为理由,坚决否定,头两届诺奖竟然授予了才具平庸的作家。勃兰兑斯、易卜生、左拉被评委会否定的原因也与托尔斯泰类似,他们不是被诺奖所遗漏,而是被明确排斥、否决!而同样具有强烈的独立、反叛精神、自称为“瑞典最炽烈的火焰”的斯特林堡才是真正被遗漏他在诺奖评选中5从未被提名!后来有人发现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信中谈到诺贝尔的挚友古斯塔夫米塔列一列夫列尔曾告诉过他,诺贝尔“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所说的富有理想是对宗教、王权、婚姻以及整个社会秩序采取批判的立场” 。虽然这是第三手材料,有攻击瑞典文学院的可能嫌疑,难以完全采信,但后来诸如厄斯特林、安隆德等诺奖评委都相信诺贝尔讲的“富有理

10、想的倾向” , “肯定有比他的解释者所能理解的更大的反叛和自立的倾向” ,认为维尔森时代由于评选标准解释的狭隘化和保守主义价值取向导致的授奖失误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事实。 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冲突的现实,诺奖评委会试图以中立政策避免激化民族矛盾,促进和平。这也给诺奖评选提供了一个拓宽“富有理想倾向”内涵解释的有利契机,中立化的要求使评选标准转向有益于普遍人类再到“人道主义”的转移和扩展。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 “人道主义”成为“富有理想倾向”评选标准的核心,同时还加上美学价值考量:要求获奖对象必须具有平静、均衡、适度、高雅、成熟的“伟大风格” ,评选标准就依然阻碍着评委会与时俱进对新时

11、代开拓性艺术贡献的认可和接受,仍然受到保守主义的顽强束缚。因此,30 年代的评选标准转向普遍满意的“雅俗共赏” ,赛珍珠这位“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作家在 1938年荣获诺奖,就是评委会贯彻这一标准的突出标志。 厄斯特林开创了诺奖评选的新时代,他的抱负就是要使文学界伟大的开拓者都在诺奖榜上有名,故倾向于挑选大胆和有创新精神的作品授奖。以前备受责难和拒绝的象征主义一现代主义的先锋创作进入授奖视野,黑塞、纪德、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等如今公认的 20 世纪杰出作6家先后进入获奖名单。甚至荒诞派作家贝克特表现黑色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作品等待戈多 ,也被判为符合“富有理想倾向”的标准,被称为一部“

12、比较富有人性”的剧本,能使人获得内在的净化和生命的力量,因为作品通过对“一切残酷力量”的深切体会而使我们得到启示:“无论经过怎样的痛苦与折磨,有一种东西是永远磨灭不了的,那就是希望。” 对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评奖标准的解释,还有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个更重要的拓展,那就是从奖金的“功能”或“实用主义”的观点来挑选获奖者,这一变革明确回应了人们对诺奖的“欧洲中心主义”和遗漏最优秀作家的指责。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L于伦斯坦(又译:拉尔斯吉伦斯坦)公开声明:“不论是文学奖还是其他类别的奖,都不是要奖给这个授奖领域里最优秀者的奖金。 ”原因在于作家和研究人员的质量高低存在着无法相互比较的情况,例如,

13、“但丁与塞万提斯相比谁最好?”于伦斯坦认为,由于“在有着自己的看法、目标和专长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方面,成绩的大小无法比较” ,所以,必须否定在众多不可相比的作家中指出最优秀者的要求。那么,诺贝尔奖就不是选择“最优秀的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无法选出最优秀的只是优秀的。不是转瞬即逝而是仍然有生命力、有希望的,还可以从奖金中得到好处的。可以在很多方面利用给予一部文学作品的奖金比如一位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借助它可以继续创新;一种被忽视、但成果丰富的文学种类由此得到重视和支持;没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语言或文化领域以及人类的其他要求和事业由于它们的美文学作品受到诺贝尔奖金的支持而得到促7进。 ”于是,按照

14、遗嘱中的说法应该奖励给过去创作的杰作的授奖目的,变成了包含有助于将来的创作和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捐赠人的愿望是把奖金授予处于一生中富有创造性阶段的人,以便他的活动得以继续并受益于基金” 。于伦斯基强调这是根据遗嘱证明人提供的材料而对遗嘱做的新解释。也就是说,评选标准的实用主义变革不仅没有违背遗嘱的“富有理想倾向”评选要求,反而更体现诺贝尔出资设立奖项的本来愿望!诺贝尔奖不应只给已有的贡献和业已功成名就的作家,评选不是决定谁是当今最伟大的作家明星,而是发现那些重要而又还没有出名,生活和创作亟需诺奖这笔大奖金支持的未来之星。因此,于伦斯基理直气壮地宣称:“诺贝尔奖不是一种荣誉那样的话容易变得保

15、守和不顺应时代和未来的潮流而是一种投资或赌注。 ”作为投资或赌注的诺奖,当然不免有风险看错人的授奖、遗漏最优秀者、获奖人选令人不可思议的抉择等等,就无可指责了。实际上,这种实用主义的评选尺度在最初阶段就有评委主张并偶尔实践成功。1903 年,H颜尔纳院士就曾在举荐同胞女作家赛尔玛拉格洛夫为诺奖候选人的信件中,提出奖金应该授予正处于年富力强、生活和创作需要获得一种完全保障的作家,以便得到鼓励,因为, “诺贝尔明确说过,他的奖金就是要支持继续下去的活动” 。他还进一步建议“文学院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主动从众多的作家中选出一位加以突出,这样做远比拿着钱袋子跟在一位已经公正地获得世界声誉的汉子后边增加

16、他的遗产更为有价值” 。因此,越是已经有了名望与影响的作家越不该给诺奖,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鉴物于肇不于成,赏士于穷不予达” 。从拉着盐车的一匹匹瘦马、病马8里挑选出还默默无闻的千里马,诺奖评委会如能担当起世界文学的伯乐重任,当然要比给公认的千里马披红挂彩更有意义。由于维尔森的阻挠,赛尔玛拉格洛夫直到 1909 年才获奖,而颜尔纳院士也并不想把这种实用主义主张贯彻下去,他很快就把选择目光投到那些已经蜚声文坛的作家身上。即使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实用主义的论点也还是诺奖“互相矛盾的众多论点之一” ,候选人的抉择还是在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之间“变来变去” 。 如今,对诺奖评选标准

17、“富有理想倾向”的解释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惊的变化。2012 年 10 月 17 日,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回答中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如何理解诺贝尔的理想主义评选标准时,他的回答是:“我不认为我们还坚持这一观点。诺贝尔说的是一个方向,而我们并不是很确定如何定义这个方向。比如塞缪尔贝克特,他在 1969 年获奖,他的作品描述了最底层消极情况,他的作品为身处那样环境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勇气和力量。你可以说贝克特通过描绘我们最恶劣的一面反而为人性做出了贡献。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悲观和黑暗的作家。所以我们已经不把理想主义当作惟一标准了。 ”而且说:“文学评选并没有具体的标准。文学奖的颁奖,是

18、由我们这些有深厚文学阅读经验的人,挑选出认为非常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来,就这么简单。 ” 佩尔韦斯特伯格无疑说出了诺奖百年来评选标准为何矛盾百出令人难以捉摸的真相。如果说“富有理想倾向”是一个哑谜,那么,诺奖评委早已把握谜底他们自身!一言以蔽之:“我(们)就是标准!9”无需回顾联想“朕即” ,这实在是无可回避的诺奖历史和现实。抛开诺贝尔遗嘱中模糊的“理想” ,终结每届评选几乎都是对此模糊标准的解释的历史,颁奖尺度可以随院士、评委会而定,这样一来,显然无限地扩充了诺奖评选的自由度,评委会面对一切质疑进行辩解的话语权无疑得到了绝对的加强,而关于诺奖的质疑和争议是否从此就会大大减少?二、政治幽灵 无论谁

19、怎样解释“富有理想倾向”的哑谜,都掰不掉它与政治错综复杂的瓜葛。政治如同幽灵,始终纠缠着诺奖。对诺奖政治立场、目的的怀疑、指责和实际效果的批评、抗议,不仅来自意识形态对立的阵营,也来自西方世界以及评委会内部,左、中、右政治倾向的人都对其有过非议、攻击。诺奖获奖者在政治倾向上处于多元结构分布,为何还会被人如此非议?没有深层剖析就不能略知究竟。 1964 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把诺奖授予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宣布颁奖公告之前,萨特得知消息,立即写信通知瑞典文学院,表示如果把诺奖授予他,他将拒绝接受。但评委会并没有因此改变主意,改换获奖人选。当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颁奖公告之后,萨特马上发表了拒绝受奖的声明,说

20、明自己拒绝的理由。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反感诺奖至少在客观上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他说:“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内里达(Neruda)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10斯捷纳克(Pasternak)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 ”令人惊异的是,就在萨特指责诺奖成为西方集团冷战工具的次年,瑞典文学院宣布诺奖授予肖洛霍夫!于

21、是西方媒体激烈批评诺奖评委会屈从政治、外交压力,二十年后还有人以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为依据,披露肖洛霍夫的获奖,是赫鲁晓夫事前向瑞典一位国务委员建议的结果。至于此前以及后来有共产党员身份或左翼倾向的作家获奖,也都引起了政治性批评和反应。例如,冰岛的拉克斯内斯这位共产党作家在 1955 年获奖时,法国和美国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次评选结果与俄国新的领导人在日内瓦表现出有益的缓和政策有关。法国最早、最大的新闻周刊右翼倾向的快报对这项文学奖的前途“幸灾乐祸,怀疑这项奖金将变成有益于局部平衡的纯粹政治姿态” ;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道报“则对文学、共产主义事业与和平的庄重时刻感到欣慰” 。在萨特拒绝

22、接受诺奖并抗议诺奖评委对优秀作家不公之后,1971 年,智利共产党员、诗人帕布洛聂鲁达终于获奖,西方舆论很自然就联系到上一年诺奖授予索尔仁尼琴引发的政治冲击,不能不让人怀疑诺奖评委会在搞政治找补。2010 年诺奖颁给秘鲁作家略萨,美国有媒体指责瑞典学院“又一次让政治介入了文学” 。至于莫言获奖,人们自然联系到 2000 年引发中国主流舆论强烈不满的诺奖抉择, “是文学的胜利还是政治的胜利?”质疑之声不断。1903 年的诺奖授予挪威作家比昂松,直到 1965 年西方还有评论认为其中包含着那是为了“缓和与挪威的紧张关系”的外交政治意图。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人发表文章从商业政治的角度,把法国人的三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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