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川北的红军“冤烈”川陕苏区的阆南县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川北南部县的党史工作者们，在整理编辑红军史料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冤烈” ，纪念川陕苏区在“肃反”中被冤杀的红军及地方干部。 1932 年 12 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入川，1933 年 9 月 4 日占领南部县境内嘉陵江以东全部地区。据徐向前说，这次战役是为了夺取南部县的盐井以解决红军对盐的急需。红军将南部县与阆中县的嘉陵江以东红区合组为“阆南县” ，为川陕苏区 23 个县之一。 “阆南县”是川陕苏区的西部边界，以嘉陵江为界，红、白双方虎视眈眈隔江对峙。蒋介石先后发动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川陕会剿，红、白双方在这里展开拉锯战，红军两次撤
2、离南部县境，又两次收复失地，1935 年 4 月 2 日占领南部县城，4 日撤离。当月中下旬，红军分别转移，参加长征。 建国后，经南部县政府和党史部门调查核实，一共有 1.2 万多名南部儿女参加红军，他们中绝大多数后来音讯杳无。建国后能够调查到的南部籍红军烈士，有性别、出生村镇、出生年月、所在部队番号的，共1258 名。幸存并在全国各地担任职务的南部籍老红军有 104 名，参加红军西路军幸存、回南部乡下务农的有 48 名。被害于张国焘“肃反”的南部籍地下党干部、红军领导干部、各级苏维埃及游击队干部，据南部县2民政局统计，一共有 68 名“冤烈” 。 张国焘“肃反” 1933 年 5 月、6 月
3、、8 月、12 月，中共川陕省委发出一系列文件，要求“坚决肃清苏区内一切反革命分子” ，随之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保卫了川陕苏维埃的后方安全。但是，担任党中央代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的张国焘，利用“肃反”的合法手段，混淆党内思想斗争和“肃反”的不同性质，借机清除异己，杀害经历多年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以及不少革命群众。 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依据和借口。1929 年 10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必须继续和加紧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实质” ， “揭露国民党一切派别” ， “铲除自己队伍内暗藏的取消派，帝国
4、主义的走狗改组派” ， “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倾向” ，把党内有右倾倾向的人都看成是帮助反革命在党内活动的内奸。王明则指责“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有计划的进行” ，要求在党、红军、苏维埃内部加紧肃反，张国焘有恃无恐。 “肃反扩大化”的又一原因，是中共从 1927 年“八七”会议开始，在一个时期内，习惯于将斗争失败和工作失误的责任归结到领导者个人头上，轻率而粗暴地作出处理。仅以南部县的“升钟暴动”为例：1932年 11 月，中共领导南部县升钟寺农民暴动，5000 余名暴动参加者数日之内摧毁了国民党区、乡政权，占领了升钟寺及接壤的阆中县、剑阁县广大地区，成立“川北工农红军” 。8 天后暴动失败，队伍分散
5、游击。 3暴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造成损失，党内追究个人责任： 南部申市（即升钟寺）的游击战争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失败了！本小册子是公布省委对它的政治结论。省委认为此次错误应在政治上加以严格的纪律制裁，特首先提出下列纪律：1、南充中心县委全体常委严重警告一次，玩某同志（罗翰文）开除中心县委书记职务2、覃某同志（覃文）立即撤消省委特派员职务，开除省委候补委员资格 随后，对思想抵触、完全不接受处罚的玩同志（罗翰文） ，省委再增加严重警告一次；总指挥民同志（张友民）留党察看三月；阆南书记山同志（李汎山）及第一队政治委员立森同志（罗南辉）各留党察看二月；第一队长任同志（任足才）留党察看一月。 党内高层
6、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战争环境下，在“肃反扩大化”中，政治上的轻率粗暴蔓延成为对同志生命的轻率粗暴。后来，南部县长坪区苏维埃游击队营长张德会，领导大东山阻击战，几位战友牺牲，之后以“错误指挥”定罪，处死在巴中县杀牛坪。 张国焘的军阀习气更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专制残暴，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充满仇恨，必将置之死地。 “肃反”法令非常严厉，写上条例的反革命政党、团体、军事组织有“国民党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国家主义派，赤蜂派，法西斯蒂，共产党的叛徒组织，托陈取消派，工贼富农组织，民团，铲共团，剿赤团等等” ，这些组织的头目和成员不自首者必处死刑，有的即使自首也处死刑。 残酷的“肃反” “肃反
7、”中，先后被杀害的红军高、中级干部及地方干部，有红 104师参谋主任吴展、73 师 217 团政委闻盛世、218 团政委陈少卿、原鄂豫皖军委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73 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参谋主任杨白、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陕南特委书记杨珊、汉中特委书记张德生等等。由“川北民军”改编的红军独立第一师，从师长到排级干部一共 200 多人全被杀害。在双河场开党代会，当场抓了 70 多人，绝大部分杀害。监禁中命悬一线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特派干部廖承志等侥幸得到解救。 对待中间分子，张国焘破坏统一战线政策，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投诚起义
8、的军阀部队， “要兵不要官” ，军官一律杀掉，此后就少有白军部队投靠川陕红军了。杀了陕南过来的 30 名小商人，就没有人敢来苏区做生意了。对地方上较为富裕，甚至仅仅是有饭吃的富裕中农、给地主跑过差的一般甲长，统统杀尽。还杀掉可以争取的分子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在长赤县（南江县长池镇）捉到反动头子杀掉，但主犯从犯不分，将被欺骗去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还殃及这些人的家属，连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而遭残杀。 红军中的南部县知识分子，被错误杀害的有阆南县委宣传部长马步旭、县团委书记赵文浩、秘书马安华、县农会主席黎光武，以及苟安顺、赵文定、席仕文等数十人。 楠木乡第 8 区苏维埃主
9、席马益先参加红军，其父被刘湘部队杀害。反六路围攻胜利后，马益先随部队回乡，见父亲被害、房屋被焚毁，心里十分悲痛。这时红军叫他继任区苏维埃主席，马益先稍微犹豫，就以“革命意志衰退”为罪名押送“革命法庭”5审判，判处死刑，连带其两个弟弟马举先、马贵先同被斩首。柴井乡第二村苏维埃委员陈邦生给游击队带路，一时高兴，学了几句外省红军说话的腔调，被红军知道了，不由分说，将陈邦生抓到新政乡游街示众。柴井乡苏维埃赶紧写保状去保，无用，陈邦生被杀害于新政大西门河坝。南部新政第 13 区苏维埃主席杨开仁、碑院第 7 区苏维埃游击队营长何廷湘、阆南县苏维埃军区指挥长李胜卫的亲属，都遭到批斗、关押、杀害。 1933
10、年 10 月，阆南县第 6 区第三乡苏维埃在梨子垭一次就杀了 40多人，在场的一些农民，到了 21 世纪初，回忆起来还不寒而栗。1934年 9 月，红军二进南部县，嘉陵江以东的老百姓有 30%的人跑到江西岸“躲杀场” 。 据 1933 年 12 月 19 日新蜀报报道，南部县难民讲， “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询，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剐，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 张国焘尤其敌视知识分子。川
11、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保管科长杨文局说，张国焘在银行“动辄杀人” ，连剪票房的工人也不放过。有一次抓走十来人，这些人只是家庭出身不大好，读过书，有点文化而已。在银行之外发现假钞票，一次就枉杀许多人。 6徐向前和部分红军以及地方干部坚决反对乱杀人，1933 年 6 月，眼见事态越来越严重，川陕省保卫局在通江县城召开各县保卫局长会议，强调“杀人要严格按政策办事” ，对关押的犯人要给水喝、给饭吃，禁止刑讯逼供。对万源县保卫局长杨泽甫不给犯人喝水而给喝尿，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撤销其局长职务。但是，这些精神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传达。 南部“冤烈”任炜章、李载浦、张友民 南部县的任炜章及其战友张友民、李载浦，是最
12、为典型的“冤烈” 。 任炜章（18931934） ，南部县大桥镇人。少年行侠仗义，当过团总，曾替别人顶下杀人罪而入狱。1922 年到军阀杨森部，由见习官逐渐升为第二混成旅旅长。1929 年 6 月，受旷继勋“遂蓬兵变”影响，也决心发动兵变投向共产党，遂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 年任炜章遭杨森部排挤，离开军队，改任渠县县长。他为政清廉，积极肃清土匪，振兴地方实业，倡办职业中学，因搭救冤枉入狱青年又拒收其家人表示感激的银元而颇有声望。任炜章决心发动兵变，以“要饭吃，要薪饷”为口号鼓动士兵，联络地方武装，秘密组建起一支拥有 200 人枪的“人民军” 。任炜章
13、按照共产党的规章制度训练部下，整顿组织纪律，学习政治军事理论。 “人民军”在川陕交界处活动，不私取民物，不奸淫妇女，劫富济贫。桃园寺是南江力（俗称背二哥）去陕南的必经之地，自从任部驻扎该处，民房住满士兵，背二哥们只好野外露宿。任炜章知道后下令：凡背二哥过境，都提供住宿方便。由此深受劳苦大众拥戴，参军者日众，7队伍扩大到近 2000 人。 “九一八”事变后，任炜章将部队改名为“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 ，简称“川北民军” ，任炜章自任司令。 1932 年底红军入川，1933 年 1 月，任炜章派张友民、李载浦率领部队前往川陕边境迎接红军。张友民与红军先遣队接上头，任炜章立即率队前往迎候。1 月 19
14、 日，任炜章与红 73 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见面，任炜章诚恳表示愿意参加红军，王树声等同意接收。 1933 年 1 月 25 日，任炜章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夹攻南江县城，攻克东部屏障甑子垭、鹿角垭，2 月 1 日占领南江。任炜章部发展到 3000 多人，红四方面军总部派去 50 多名干部帮助整顿，将其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 ，任炜章担任师长，政治部主任李载浦，参谋长张友民。 独立一师的政治部主任李载浦（18961934） ，南部县黄垭乡人，出身贫苦。1916 年考取成都法政学堂，在成都参加过 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6 年由同乡、黄埔四期生李鸣珂介绍考入武汉
15、军校，学习期满被分配到叶挺部队的李鸣珂中队任文书，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随部队参加“八一”南昌暴动，南下广东，潮汕突围时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伤愈后辗转回到南部家乡，独立开展斗争。1928 年李鸣珂由周恩来派遣回川担任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恢复了李载浦的党组织关系。李载浦先后参加潼南“双江兵变” 、邝继勋部“遂蓬兵变” 、遂宁“吉祥寺兵变” 。1930 年冬，组织派李载浦去任炜章部，协助组建部队。任炜章率部起义，李任参谋长。部队改编为红军独立一师，李任政治部主任。 独立一师参谋长张友民（19021933）是南部县升钟寺人，从小8“人穷性硬” 。1927 年考入成都团练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6、毕业后被推荐为南部县团练局局长。他利用局长身份，发动群众运动，与省城的同志联合行动，迫使军阀田颂尧将专横暴虐的下属李炜如调离南部，还撤换了昏庸腐朽的县长。1929 年夏，旷继勋领导“遂蓬兵变”部队路过南部县境，群众起而响应，遭到军阀报复围捕，张友民组织群众进行反围捕斗争，暗中保护了许多地下党员。到秋天，张友民的团练局长被撤职，他转而回到老家，担任升钟寺暴动总指挥。暴动失败后，张友民受组织派遣，历尽艰辛到南江县找到任炜章，担任“川北民军”党代表。部队改编为红军独立一师后担任参谋长。 为保障“通南巴”苏区后方，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任炜章独立师赴广元夺取普子岭、进行马桑庙阻击战、配合红 11 师 32
17、 团作战反“三路围攻” ，都赢得胜利。中共川陕省委巡视员余洪远检阅任炜章的部队，夸赞“独立一师为川陕苏区立了大功！”1933 年 2 月 19 日，任炜章在红色中华报发表我们要翻身，只有坚决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宣言： 出身穷家，久历行伍，自愧 20 年来在军阀统治下奔走牺牲，无非受人驱使利用，每欲参加革命，又未得到良好时机。当此工农痛苦益深，民族国家亦危，以及红四方面军到来的时候，故特宣布坚决脱离反革命 29 军系统，加入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誓死追随广大工农群众之后，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江西中央苏区政府致电嘉奖任炜章“英勇觉悟，坚决果敢地打碎了自身
18、的锁链，脱离了军阀的压迫，站在苏维埃旗帜之下” ，赞誉他领导的9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幕” 。 任炜章在张国焘“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了。因为任炜章的好友旷继勋（川陕临时革委会主席）敢于向张国焘提意见，张国焘视为眼中钉，但又对其畏惧三分，于是先拿任炜章开刀。以极端荒谬的一项政策为借口对待起义投诚部队“留兵不留官” ，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兵”为无产阶级， “官”是资产阶级应当消灭。 1934 年 4 月 21 日，张国焘命令任炜章、李载浦带领独立一师全体干部到宏济宫开会，张国焘诬指任炜章是“改组派” ，拿出田颂尧的“劝降书”作为证据，将任炜章独立师原排级以上军官全部扣押，士兵遣散，番号
19、撤销。 当他们被捆绑扣押时，一些干部挣扎反抗，任炜章和李载浦说服部下服从命令，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是非。他们在监禁中遭到严刑拷打，强迫承认自己是“改组派” 。任炜章、李载浦再三申辩，陈述三个月来的战绩，但是不被理睬。 参谋长张友民此时已调任川陕省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闻讯大惊，立即向上级进言，要求明辨是非，保护独立一师的军官。张友民也被扣上“改组派”帽子，并以曾担任县团练局长罪名将其扣押。 张国焘先杀害了独立一师营长以上干部。6 月，任炜章被杀害于通江县城郊，时年 41 岁。到秋天，在巴中县花丛垭，37 岁的李载浦和 31 岁的张友民被杀害。该师排长以上军官 200 多人先后全部被害。 当田颂尧获悉
20、任炜章被害消息时，幸灾乐祸，立即通电全川。 此事株连到任炜章的亲属。1935 年 3 月红军西渡嘉陵江时，红三十10一军赶去大桥镇石泉乡，找到任炜章的家，3 名红军战士将任炜章的妻子张秀章拖出后门，不问青红皂白，当场枪毙了，同时还抄了家。 不久，红四方面军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追认任炜章为革命烈士。 1950 年中共中央“老根据地慰问团”赠与张友民故居一块金光闪耀的“壮志永存”大匾。 1951 年，李载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烈士遗孀李鹤鸣 南部县“划江而治，地接阴阳” ，极易导致人员“身份疑问” ，参加红军的干部战士常被怀疑为白军的“探子、特务” ，这是南部县出现大批“冤烈”的一
21、个重要原因。 李鹤鸣，中共党员，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鸣珂烈士的妻子。 其丈夫李鸣珂是黄埔四期生，1925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八一”南昌暴动中担任警卫营长，负责保卫核心领导成员，直接保护周恩来。由周恩来派遣回川后，李鹤鸣随丈夫到重庆，先后住顺城街、东水门芭蕉园，以家庭妇女身份掩护中共省军委秘密机关，担任交通联络员。李鸣珂先后领导了 1928 年 6 月潼南“双江兵变” 、1929 年 6 月“遂蓬兵变” 、1930年 3 月“涪陵兵变”和 4 月涪陵“罗云暴动” 。1930 年 4 月李鸣珂在重庆被刘湘逮捕，牺牲于朝天门沙嘴刑场。 李鹤鸣承受着失去丈夫的悲痛，将 4 岁的次子托付给在刘文辉江津驻军中的党内同志张志和抚养，自己带着 7 岁的长子、1 岁多的幼女回到南部县，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