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词“被女性作”之反思摘要：词体在早期阶段，内容意识与外表形式上的特点，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各种文类中最为女性化的一种，特别适合于“男扮女装” 。在词体发展演变的各阶段中， “双性”始终是衡量作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李清照不但突破了女性词人和女性词作的传统，而且其作品开始呈现出男性词作所具有的双性之美。 关键词：词；“被女性作” ；双性；女性词 中图分类号：1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1040095-06 收稿日期：2012-1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研究项目“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吟诵传统” （10YJCZH221）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
2、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传统吟诵与当前语文教育“（NKZXYY111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静（1976-） ，女，河南鄢陵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从“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开始，就与女性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人对此已有所关注，如“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 、 “人禀阴阳之气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纯之气，长留存于诗古文” 、 “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长篇歌行，犹可使气，长调使气，2便非本色。高手当以情致见佳。盖歌行如骏马蓦坡，可以一往称快。长调如娇女步春，旁去扶持，独行芳径，徙倚而前，一步一
3、态，一态一变，虽有强力健足，无所用之” ；学人钱锺书先生也曾指出“词比诗稍近乎情 ，更宜于簸弄风月而宋代同一作家的诗和词常常取材于截然不同的生活，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心灵，仿佛出于两个人或一个具有两重人格的人的手笔” ；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更是结合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提出词是一种“特别女性化的文类” 。近年来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性别意识的逐渐深入，在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 、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性别审视等著述中均对词体之特别具有女性特质的问题有所涉及。但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留有空白。比如，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将男性词作误植入女性名下的词例吗？当男性词作被后人误读为女性作品，这一现象
4、说明词之为体的美感特质究竟何在？不同性别作家创作出的词作是否同样会具有双性的色彩？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逐一做出探讨。 一、词“被女性作” 词，按其作者的性别身份自然可分为男性之作与女性之作。据有关学者考证，文学史上确曾出现过将男性词作误植入女性名下的“男扮女装”现象。试看下列两首误人朱淑真名下的词例： 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酹江月 3爱君嘉秀，对云庵亲植，琅矸丛簇。结翠筠梢津润腻，叶叶竿竿柔绿。渐胤儿孙，还生过母，根出蟠蛟曲。潇潇风夜，月明光透筛玉。雅称野客幽怀，闲窗相伴，自有清风足。终不凋零材异众，岂似寻常花
5、木。傲雪欺霜，虚心直节，妙理皆非俗。天然孤淡，日增物外清福。 生查子词本为北宋欧阳修所作（唐圭璋先生的朱淑真（生查子?元夕）词辨讹一文辨之甚详） ，明人杨慎不但误将其归至南宋朱淑真名下，且据自己的误记下了判词：“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邪？”可见，即使是一首佳作，因作者的性别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评价。而今人继续沿用数百年的郢书燕说得出的结论就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是朱淑真恋爱生活中血泪凝聚成的艺术珍品表达了朱淑真率真坦荡的人格” ；“朱淑真则表现得更为率真和大胆这是发生在两个元宵夜的两种不同的情景第二个花灯依旧的元夜，作者孤人独行，寻找着去年的那份温馨，然而情人不见，只有相思的苦泪诉说着内心爱的
6、酸楚” 。同一首欧阳修的词，在“被女性作”之后，古之士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出发，对作者的道德品格提出了质疑；今之学者则从女性觉醒的视角切入，对作者发出了同情和颂扬。在古今不同的文化批评背景下，评论者对此词“作者”的褒贬不同，然所据一也。这些不啻霄壤的评判均为无根之木，因为它们都是带着性别对立的有色眼镜去解读作品，这种解读在作者的真实性别大白于天下后显得近乎荒诞。性别研究的前提是必须对伪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可能导致人们对作家作品产生错误的认识，更有可能影响到研究中最基本的鉴别和判断。 酹江月词本为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士谭处端所作，后人因对诗4渊体例的错误理解，在将其从诗渊中辑佚出时也误在朱淑真
7、名下。之后不少学者就此首“被朱淑真作”的词展开了性别研究：“正为淑真爱竹的心声及其人格的比喻” 、是朱淑真暮年寄居尼庵的“明证” 、 “诗人还能寓闲远之情于物在酹江月?咏竹中对这一特色表达得更为集中突出” 。当学者们从一首男性词作中解读出“女性特色” ，并借此判定其女性身份的时候，一方面给我们警醒：没有可信的作品用于研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似乎也给我们一个印证：词是一种“特别女性化的文类” 。男性词在“被女性作”之后何以能受到完全符合女性作的评论，为何这两首男性词置于朱淑真名下，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质疑？ 二、词体之美感特质 历代词论家在探索词体美感特质时，往往关注到了
8、其女性叙写的特点。如刘克庄所云“藉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写放臣逐子之感” ；朱彝尊所言“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张惠言所谓“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陈廷焯归结为“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 ；写“花卉” 、 “闺怨”的词作为何道出了“骚人墨客” 、 “放臣逐子”之感，写“风谣里巷男女哀乐”的词作为何道出了“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为什么好词就是要“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 ， “怨夫思妇之
9、怀”与“孽子孤臣之感”又有怎样相近的感情心态，这些论断是否说明词体5正具有一种“双性”的美学特质？ “双性人格”也就是西方文论中的“雌雄同体” ，它指的是人们从僵化的男性与女性的性格特质中解放出来的一种状况。性别的特质与两性所表现的人类的性向，本不应做强制的划分，而应从一种约定俗成的性别观念中把个人自己真正的性向解放出来。 “雌雄同体”要的是两种或多种性别特质的同时存在。已有学者对“雌雄同体”的艺术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如王玫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中，性别角色的游移和反串并不仅见于宫体诗，从屈原、宋玉，到曹植、曹丕、王粲及至后代诗人所创造的文学文本中，作者程度
10、不等地扮演着这种反串游移的角色，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宫体诗之所不同在于表现得更充分、更坦率，因此也更自觉。 ”王晓骊解释“为什么当歌妓唱词不再是文人词的主要传播方式和创作环境以后，女性化的抒情和叙事方式却依然是男性词的主流”的原因是“通过作词、唱词、听词的游戏 ，男性词人的阿尼玛冲破男女有别的性别大防，得到了宣泄和释放” 。这些研究依循的依然是伍尔夫的原意：“只有作家具有了雌雄同体的性格，才能创造出展示雌雄同体幻想的作品来，才能创造出不朽之作来。 ”中西方文论家往往强调的是作家或作品中形象的“雌雄同体”或“双性人格” 。的确，词人在男性与女性角色之间反复游移、反串，获得某种满足，将女性作为假
11、想的对象，甚至采用男子作闺音的手法，使他们试图一体兼具两性。美国学者卡米拉（Camille Paglia）就认为，男女性别角色的游移和反串，不仅是人们深层的心理需要，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而这里所要指出的是词体这一文类具有“双性”之美，在词体发展6演变的各阶段中， “双性”始终是衡量作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 如果将诗词的语言特点进行对照，不难发现，诗的语言是一种更为有秩序的、明晰的、属于男性的语言，而词则是比较混乱和破碎的一种属于女性的语言。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语言的形式来讲，诗歌多为整齐的五言或七言，且多对仗；但词交杂使用四言、五言与七言，而且问或使用三言与六言等句式，
12、句子长短错落，摇曳多姿，是一种更为女性化的语言。第二，从语言的节奏上来看，即使诗歌里也有长短不齐的句子，词里也有长短整齐的句子，但词句还是要比诗句更有一种抑扬错落、精致曲折的节奏变化，这与诗多单式句（一句中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一个字或三个字） ，而词中却常出现双式句（一句中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两个字或四个字）不无关系。可以说，诗的语言节奏是一贯的、整齐的、一往无回，而词的语言节奏却是多变的、参差的、徘徊往复。第三，从语言的内容来说， “载道”之文和“言志”之诗不同，词从花间集开始就集中笔力写美色和爱情，而且往往以女子的感情心态来叙写其伤春之情与怨别之思，内容抒写中出现了更多的女性。不但花间集如
13、此， “从整体而言，宋人从来没有排斥过闺情的题材和婉约的风格，他们不仅普遍认同词需入闺房之意 ，即以女性化生活和情感略作点染直到清代，这一观点依然占着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以“仕隐”与“行道”为主题的诗文是男性意识的语言的话，那么，以“美女”跟“爱情”为传统的词则更富有女性色彩。基于上述词体在早期阶段内容意识与外表形式上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女性叙写为主的早期花间词是中国各种文类中最为女性化的一种文类。不但花7间令词如此，即使是长调的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与诗歌中的长篇歌行相比，也被发现具有一种女性之美。 花间集中的作品完全出自 18 位男性词人之手，虽然他们并非有意追求“双性人格”的特
14、质美，但他们竟然在征歌看舞的游戏之作中，无意间展示了在其他言志与载道的诗文中所不曾、也不敢展示的一种深隐于男性心灵中的女性化的情思，这使词在发源之初就具有了由男性作者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品质。美国学者劳伦斯?利普金（Lawrence Lipking）在弃妇与诗歌传统（Abandoned Women and Poetic Tradition）一书中曾指出，男人有时也有失志被弃之感，于是他们往往借女子口吻来叙写，所以男性诗人比女性诗人更需要“弃妇”形象。 “弃妇”诗显示的不仅是两性之相异性，同时也是两性之相通性。此外，中国古代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15、中的“君臣”和“夫妻”属于后天不平等的伦理关系，被控制和支配的一方即使在被逐与见弃之后，仍被要求持守住片面的忠贞，失志臣下可以从不幸妇女的遭遇中看到自己在政治生涯中的不幸，因此，逐臣与弃妇在伦理地位与感情心态上的相似，形成了中国诗歌中弃妇与思妇的传统，但这种传统诗歌中有心为言外托喻的作品，与文士们创作于游戏宴乐时的花问艳词仍有不同。在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的解析符号学理论中，前者属于“象征” （the symbolic） ，后者属于“记号” （the semeotic） 。这种词中“符号”的含糊性（双重性） ，不同于诗歌中“象征”的神圣性，使词体更具女性特质
16、。传统诗歌中使用的女性形象与其所象征的意义之间是完8全出于作者显意识的有心安排，而花间词所写的女性形象，很可能就是泛写眼前的美女，而无任何托喻的用心，前文言及的花间集中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的特点，以及“双性人格”等因素，使这种由男性作者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的小词容易引人生言外之想， “像这种来自于作品之文本中的微妙的作用，如果我们要为之找到一个在西方文论中的术语来加以说明，我以为西方接受美学家伊塞尔所提出的潜能一词，颇有参考之价值伊氏以为文本与读者之关系，就在于文本提供了读者一种可能的潜力（也就是前文所简译的潜能 ） ，这种潜能的作用，是在阅读过程中所完成的，读者所完成的虽不一定是作者显
17、意识中的本意，但确实是作者所创作的文本中某些质素作用的结果” 。词体在早期由“双性人格”所形成的这种幽微要眇、具含丰富潜能、易于引人生言外联想的特点，正是词区别于诗、文等文体的独特之处。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 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 有韵之文，以词为极。作词者着一毫粗率不得，读词者着一毫浮躁不得。夫至千曲万折以赴，固诗与文所不能造之境，亦诗与文所不能变之体，则仍一骚人之遗而已矣。 值得注意的是，词体这种需要经过“千曲万折” 、 “委婉形容之”的“文不能达，诗不能道”的“语尽而意不尽” 、 “语简而意深
18、”的特质，在词体发展演进的各阶段都延续了下来。当词的发展脱离了花间词的女性叙写与双性人格之后，不同词派都各自发展出了一种不虽假女性与双9性，却与花间词的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相类似的双重性质的特质。比如，柳永的慢词是在相思怨别中加入了秋士易感的成分；苏辛诗化之词中的上乘之作，不但在语言方面能表现一种曲折幽隐的女性美，而且是作者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格的自然表现；周邦彦开创的赋化之词重安排勾勒的写作方式，强化的正是词幽微曲折的特质。不但宋代的词作者在创作中延续了词体的这种特质美，而且清代的词论家对这种词体特质也做出了进一步的描述：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
19、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缳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敦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
20、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10见性情之厚。 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盖心中幽约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后可感动人。 这些词论不但指出了词体“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 、 “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具含丰富潜能的特点，而且强调了词体表达方式上应该“低回要眇” 、 “以无厚入有间” 、 “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 “低徊要眇以出之” ，尤
21、为可贵的是点明了词中所独具的“诗所难言”之情乃“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 、 “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这种“意内言外”正是从早期花间词的“双重性格”一脉延承而来。在此基础上，近现代的词论家对词体的美感特质就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洎吾词成，则于顷者之一念若相属若不相属也。而此一念，方绵邈引演于吾词之外，而吾词不能殚陈，斯为不尽之妙。 王国维归结出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况周颐强调的“若相属若不相属”的“不尽之妙” ，都是对词体美感特质更为深入的把握，这在当代词学界依然影响深远。可见，早期花间词由“女性书写”与“双性人格”所形成的幽微要眇、具含丰富潜能、易于引人生言外联想的特点，从小令到长调、从宋代到近代，乃至整个词体发展演进过程中，始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