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游民”到左翼作家摘要：艾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最初是由于生存的逼迫，因而稿费问题成为理解他早期创作倾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艾芜基于其底层生活经验与左翼理念发生共鸣而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后，他的左翼作家的身份意识成了他坚持为底层民众创作的精神动力。艾芜的优点。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按左翼的理念来创作，而是把左翼的理念与其丰富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从生活的真实展开艺术的想象，写出了体制外的“江湖”与体制内的“阶级”奇特融合的艺术图景，既坚持了左翼的立场。叉表现出了具有个人魅力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艾芜；稿费；左翼身份；江湖与阶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
2、013）04-0084-04 一、为谋生而成为作家 艾芜开始文学创作并不像有些左翼作家那样是怀着崇高的信仰走上“为革命”的文学道路的，也不是“一登上文坛就受到了左翼文艺阵营的高度重视”这样一句简单的描述就能说明其全部意义的。他成为一个作家，有个人和时代的因素，其中特别不能忽视经济因素的作用。 在成为左翼作家前，艾芜有长达六年的南国流浪与漂泊的经历。1925 年夏，21 岁的艾芜从四川家乡步行至昆明，开始半工半读的“劳工神圣”之旅，后途经缅甸的八莫、克钦山茅草地、杰沙、曼德里，最后2抵达仰光。留滞仰光期间，艾芜主要靠在仰光的华文报纸上写一些散文和诗歌换取稿费勉强度日，写作内容多为漂泊生活见闻和离
3、乡去国、贫困哀愁的情绪抒发。1930 年，缅甸农民起义，艾芜发表了一些同情农民的言论，被缅甸当局驱逐回国。艾芜后来谈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为生活所逼，没有法子” 。在缅甸他给仰光日报投稿是因生活所迫，1931 年他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写作，还是同样的原因。他说：“在香港的拘留所关了一夜，放逐到厦门，后来又转到上海。寻找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严重问题，又提到我的面前。没有事做，手又痒了起来：又写诗和小说，以及散文，向上海的报纸杂志投去，用作品去敲敲门。 ” 左翼作家不少都以写作为生，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由北新书局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再版达六次之多，稿费成了蒋光慈生活的主要来源。洪灵菲、柔石、胡也频、丁
4、玲，包括稍后的萧军和萧红等左翼作家，也都主要以稿费维生。比较起来，艾芜要靠稿费生活，显得更为艰难。在仰光时，他靠微薄的稿费能养活自己，主要因为在华侨社群里文学竞争不太激烈。可是上海那时云集了许多知名作家，要在这里以职业作家的身份生存，其难度可想而知。艾芜写过一篇题为香港之夜的散文，投到上海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 。文章发表后， “写信去要本刊物和稿费，却像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 。他以缅甸漫画为题写了一组散文，描写异国的风俗，投给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文章陆续刊载，而当他去索要稿费时，因为是无名小卒，就受到了冷遇：“文章登出来了，可是要稿费的时候，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丢给我一块钱，我当场撕了那
5、张纸票，再也不向时事新报投稿了。 ”后来，3现代文学发起短篇小说征文，他投去了一篇反映新加坡失业华工艰苦生活的文章，在公布的名单中他列第三，和其他入选者的文章一起编入一本小册子。他去信索取稿酬和小册子，仍是无人理睬。多年以后，艾芜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上海的出版商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当时也不曾出钱买他们的小册子，至今我也记不起小说的题名了，作为投进大海中的一粒石子算了。 ”作品发表了却不给稿费，这样的遭遇对于想在上海文坛立足并“以文为生”的艾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后来坦率地说：“有的遭到退稿，有的登了，不给稿费，或者给予最少的稿费。没有灰心，还是写。因为找不到工作，同时，也
6、没有别的本事。 ” 一个人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一些机遇。艾芜的经历说明，他之成为一个作家，起初实在是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谋生手段。即使遭遇了各种挫折，如退稿，得不到应得的稿费，生活陷入了困境。他还得在写作方面努力。他并非规划好要成为作家才去写作，而是为了生活才走上写作之路的，而且正因为早期人生中遭遇了种种挫折，经常陷于生活的困境，才使他贴近了底层社会，在情感上更接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困民众。这种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倾向，深深地影响了艾芜，也制约了他后来的创作道路。 二、左翼身份与革命理想 在努力寻找进入文坛门路时，有件事给了艾芜一个重要的刺激。他初到上海，经朋友王秉心介绍寄居在泗塘桥的一个农户家
7、中。一天下午，他为隔壁邻居家的老妇人念一封信，信是这位老人在厦门的大女儿写来4的，说的是她在纱厂工作期间被坏人骗到厦门为娼，要求家人救助。老太太听后只是痛哭：“饭都吃不起，还拿得出啥钱啊。 ”艾芜自觉无力相助，但意识到可以把底层民众的生活描写出来，给社会一个提醒。他说：“我曾想过，不能解救属于此类人民的苦难，至少也得用笔描绘出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并有所激动。这件事情，由于对上海情形不够深切了解，我一直没有动笔，但却更加催促我去写那些比较熟悉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 ”显然，他基于自身的底层生活经验，站在了穷人一边，对他们充满了同情。这种同情心成为他靠近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在与左翼交
8、往之初，艾芜看重的其实是作家而非“左翼” ，但他从朴素的阶级立场出发与左翼的交往却对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此前作为“游民”的他，现在获得了身份归属，在上海文坛初步立稳了脚跟。1931 年艾芜以短篇小说伙伴向左翼杂志北斗投稿，虽遭退稿，但他却受到邀请参加北斗的读者座谈会。在会上，艾芜结识了丁玲、郑伯奇、冯雪峰等人。1932 年春，艾芜正式被编入左联小组，获得左翼作家的身份。此时距艾芜有影响的作品山峡中1934 年 3 月的发表尚有两年时间，距离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 、 南行记 ，散文集漂泊杂记等陆续出版时间则更长一些。如果说 1935 年是艾芜在文坛“真正开始确立自己名声”的一年，那么此前
9、的几年，他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情况又是如何呢？ 艾芜初被编入左联小组，和茅盾、钱杏邨分在一起。当时左联内部，热衷讨论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而非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艾芜在丁玲的安排下去杨树浦工人区开展文艺大众化5运动，发展文艺通迅员。他白天教书，晚上办夜校，为“左联”做的完全是分文不取的义务工作。他还参加各种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1933 年 3 月他被逮捕。不难想象，这期间艾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即使于匆忙中写了一些作品。质量也难以保证。两篇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诗歌扛夫的歌和示威进行曲刊登在文艺新闻上，因为是左翼刊物，他没有索取稿费。艾芜说：“在这种情形中，为了壮
10、大左翼文学运动，我们年轻的盟员，很愿意贡献各种力量，不要报酬。像这样生活的盟员，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但大家都不谈个人生活，只是一见面就谈工作，谈政治。 ”可见当时的艾芜虽已成为左翼作家，生活却依然相当困难，经济上全靠缅甸华侨的募捐和上海朋友的接济。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使他深感痛苦与无奈，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左翼的立场。这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左翼文学精神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与他的底层生活经验相契合的，反过来又形成了支撑他继续写作的精神力量。 1933 年入狱的一段经历，是艾芜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3 月 3 日，他在一家丝绸厂联络工人时遭到拘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公安局拘留所，后又移交苏州高等法院第
11、三监狱，到 1933 年 9 月 27 日获释。出狱后，他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向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提出他不再参加“左联”的社会活动，好专心从事文艺写作。这引起了一部分左翼人士的误解，比如胡风说他是在牢狱之灾后被吓怕了，批评他“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 。不过，艾芜对“左上右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认为做党的工作就是包括组织工作、政治运动，6以至贴标语、散传单、飞行集会等等。文艺工作算不得革命工作。再说，左联的领导，也没有使我左上来 。当时左联的领导是丁玲，她编的北斗 ，就没刊登我投去的小说伙伴 ，她只让我参加北斗的座谈会，可见她并没有因为左而从左边往上拉。周扬确实在文学
12、月报上登了我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 。但他当时并没有作左联的领导。文艺评论的第一句话， 左上来 ，并不确实。第二句话右下去的错误，是甭定了文艺的作用，搞文艺就是右了。当时我并没有辩论，只能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 ” 艾芜对“左联”组织活动的态度转冷淡，在胡风等战斗性强的左翼盟员看来是“右下去”的表现，可是在艾芜看来，此举恰恰是一个作家对左翼身份的坚持，是对左翼文学理想追求的真正体现。 “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 ，对于坚定了“朝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艾芜而言，是要践行文学为革命的理想，写出好的作品，以作品唤醒和激励大众进行反抗与斗争。 总的来看。此时的艾芜，左翼作家的身份已经不再仅仅是“左联”对他这
13、个“游民”的收编与接纳，更重要的还是他从南国一路走来，基于个体生命体验而萌生的“革命理想”在上海的左翼文学队伍巾找到了亲切的认同感。可以说，这是艾芜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能坚持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在这一时期艾芜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左翼文学理念的烛照和左翼文学规范的引导下他的融合生命感受与革命理想的努力。 三、 “阶级”与“江湖”的世界 71934 年 3 月，艾芜的山峡中在北新书局办的青年界上发表。同年 4 月，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文学专号刊载了他的松岭上 。1935年，艾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 、 漂泊杂谈 、 南行记 、 夜景 、 海岛上 ，散文集漂泊杂记 ，可谓是他创作的一个丰收年
14、。他由一个“游民”成为文坛新人，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左翼文坛中的地位。一个作家的身份意识十分重要。有了身份意识，就意味着他会自觉地遵循该身份所必须遵循的某种纪律。艾芜把自己视成一个左翼作家，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作为左翼作家所应承担的使命，努力用左翼的观点来指导创作。但仅仅是身份意识还不足以保证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要创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并能从他的感性的生存体验中提炼出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意味来。艾芜的成功，就在于他在接受左翼文学理念的同时，能够深入挖掘自己的人生经验，把生命感受与左翼的理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方面， 山峡中是一个成功的例
15、子。 山峡中小黑牛的惨死，表面看是一伙强盗将负伤后要拖累大家的小黑牛扔进了奔腾的江水中，写的是体制外的“江湖” ，但更深刻的根源其实还在“山峡外” ，即体制内的阶级对抗社会。小黑牛家乡的地主张太爷抢走了小黑牛的田地。抢走了他的小牛，抢走了他“白白胖胖”的女人，他也差点死在张太爷的拳头下。为了活命，他才远走他乡，干起偷盗的营生。没有张姓地主的恶行、不会有小黑牛后来的悲剧。一群强盗边缘化的生存方式背后，原是一个黑暗的“阶级社会” 。这种“江湖世界”与“阶级社会”一显一隐的叙事模式，是完全符合左翼文学标准话8语规范的，同时又充分凸显了艾芜个人的创作特色。 作为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艾芜的这种显在/
16、隐性叙事模式不仅表现在山峡中 ，而且也贯穿在整部南行记及这一时期他的其他小说中。 山峡中魏大爷一伙， 松岭上贩杂货的白发老人， 月夜中的“好弄小聪明”的吴大林， 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从鸡毛店里被赶出去的生疳疮的同伴， 乌鸦之歌中被霸占田地每日像乌鸦一样哀号的疯子，瞎子客店中双眼失明的盲人父子， 我的旅伴中失掉土地抬滑竿的苦力，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艾芜笔下的“江湖世界” 。他们是小偷、盗匪、杂役、小工、滑竿夫、盗马贼、私炯贩子、货郎老人等，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勾当。他们都是没有固定职业、房屋财产的“流民”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那里默默地忍受，或为了活命而本能地反抗，说不上为了什么高于现实的理想。 我的
17、旅伴中，老何从故乡贵州来到滇缅边境做起了“拿肩头当马、拿脚心去磨平路”的滑竿苦力，过着磨骨头抬人的生活。当同伴老朱笑他天生穷命，只有穷想头，不如回贵州变猪的时候，他却道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一个人喜欢到处跑跑跳跳，喜欢到处看稀奇，喜欢能够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呵，一个人喜欢的多着呢！”同为滑竿苦力的老朱，不愿被人践踏，不像老何那样相信命，他敢做敢为，冒着坐牢的危险，将鸦片私藏在滑竿管内，与命运抗衡。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常态社会所没有的江湖习气。 快活的人巾被逼得无法走“做工种田那条正路” ，终日打诨说笑使他人和自己快乐、忘去忧愁的胡三爸，七指人中只有七根手指的出家人， 松岭上里杀掉了地主全家与自
18、己妻儿、如今在彝地寂寞过日子的白发老人，他们为生计所迫，不愿9“给人践踏着过日子” ，因而啸聚于山林荒野之中。艾芜没有直接写他们政治性的反抗，但这些人的江湖人生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常态社会的秩序与道德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反抗意义。 如果说江湖世界及其承载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艾芜基于他的生命体验向左翼文学靠拢的内驱力，那么江湖世界背后充满强权压迫意味的阶级社会的存在，则显示了艾芜接受左翼文学的规范，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表达左翼观念的努力。 松岭上 、 乌鸦之歌 、 瞎子客店等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质的作品。 松岭上的白发老人独自住在四山里松涛咆哮、仿佛海边渔家的木屋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里，一个爱喝酒、爱讲
19、话的老头子给了“我”家的安静与温暖。 “我”从他酒后的疯话里感受到他的孤独：“你想，我一个人走在山里，有时候，半天也碰不见一个人花花，就这样孤孤寂寂地过着日子。天哪，那是些什么日子！”老人喝到高兴处，提议要把他的宝贝杯子和烟枪嫁女儿似的嫁与“我” 。做生意时，他慈蔼得像老祖父一样，一会儿伸伸手摸摸小孩子的下巴，一会尖起指头抚抚女孩子的头发，逗着孙儿孙女玩耍，夜间总是醉醺醺地讲着过去牧羊赶马那些又美丽又温馨的往事。然而，从一个秃头小贩的口里，我们得知了另外一个人生故事：一个在地主家做长工的汉子偷米回家养儿女被发现，被吊在梁上打。在地主的胁迫下，汉子的女人为丈夫和儿女付出了肉体的代价。他无法忍受此
20、般羞辱，提刀杀了老婆，杀了地主一家，杀了自己的儿女，从山村永远地消失了。黑暗社会里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激起了汉子杀人的欲望，也为白发老人的当下人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对于这样一段充满了痛苦、屈辱与灾难的生活，艾芜并没有过多地铺陈与渲染，10而是借旁人之口，点到为止。这是因为那个汉子从前的遭遇本身就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经验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上对立的两个世界在白发老人的生活中并非以对抗性的形式存在，而是在老人的生命过程中以一种映衬的方式呈现，并在艾芜的叙述话语中得到了艺术的统一。与此相同， 瞎子客店中罗家公馆的二爷和边远地方的军官， 乌鸦之歌中夺走田地的魔王兄弟，他们与松岭上的地主在身份与角色的
21、功能方面具有一致性，都是以一种隐性的存在，提醒读者要关注显在江湖世界命运悲剧的背后更为深刻的阶级对抗的社会根源。艾芜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革命话语与政治诉求的个人化表达。 左翼作家的创作道路，各有自己的特点。艾芜是在经历了充满奇遇的人生后，以其底层的生活经验与左翼的理念发生了共鸣，自觉把个人的生命感受与左翼的观念结合起来，才成为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左翼作家的。他不是用形象来图解左翼的思想，而是承担起左翼作家的使命，站在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立场上向旧的社会体制发出愤怒的抗议，写出了深刻的生存感受，写出了生动的生命样式，写出了感人的艺术形象。他曾与沙汀一起就写作问题向鲁迅求教，认识到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 ，而是需要“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 。这种执着于生活的真实展开艺术想象的经验，是他的创作取得成功的关键。他后来写出一个女人的悲剧 、 春天等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依然追求真实的生命感，并未简单地按照政治革命的话语来处理艺术形象，可以发现他始终是以真实的生活作为创作的基础，即使在政治色彩较强的作品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