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母国到共享文化：演进中的英联邦认同摘要：从认同的角度，分析英联邦演进的阶段性特点，认为最初以母国为核心的母国一女儿国认同为英联邦制度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0 世纪 30 年代后的国际局势的变化曾一度威胁遮蔽认同的光芒，但是新的认同同时也在成员关系的调整中艰难形成；而随着英国加入欧共体和英联邦成员间结构变得更健康，共享文化最终成为认同的基础。认同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对英联邦的现状和未来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关键词：母国-女儿国；认同；英联邦；共享文化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151-07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经过几百年的帝国扩张后，曾
2、经的“日不落帝国”退回到了最初开始的地方不列颠，只能通过“三环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勉强维持普通大国的影响力。但是因为其曾经达到的高度和规模，英帝国的起落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都有些史诗般的色彩，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走向的观察。譬如，当下对美国霸权走向的不同预测和 21 世纪将会是谁的世纪等的思考都部分地反映出， “英国之治”记忆支配下的惯性思维仍在“大行其道” 。 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英帝国影响的余绪更是不可小觑。如，由于语言和文化亲缘的因素，英帝国的统治和影响为后来的美国霸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英语国家间的一次霸权接力，从而将盎格鲁一撒克逊2的文化影响推到了如今的高度。而在“组织上”英帝国还有
3、一个看似更明目张胆的“衣钵继承人”英联邦。英联邦的存在本身就会邀来一些问题：为什么经历了 20 世纪中后期近半个世纪的非殖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暴风骤雨之后，这样一个源于英帝国时期的组织还健在（看来不仅仅是“夕阳西下，奄奄一息” ）？为什么许多历尽艰辛争取到独立的国家仍会自愿选择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并与英国以家庭成员相呼？国内已有对英联邦的研究要么散落在对英帝国和非殖民运动的研究之中，要么也关注英联邦，但却容易“滑落”到对具体成员国的介绍。这两种视角无法回答以上提出的问题。本文试从认同的角度把握英联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以期部分解释为什么英联邦能在非殖民时代，特别是在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仍能延续和
4、发展。 一、母国一女儿国认同和王冠 现在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英联邦正式始于 1931 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 ，但是强调 1931 年的里程碑意义不应该掩盖了英联邦渐渐演进而成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当第一个来自英伦的移民开始定居于后来的老自治领时，英联邦的演进就已经开始。可以想象，初到的移民对英伦的认同在最初的阶段，不但不会减退，还会因为空间的距离变得强烈。后来自治领对英联邦的认同从一定意义上是这样的个人认同的聚合和在更大层面上的投射。 所谓认同，简单地说，就是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理解，这种理解综合了“他者” （the other）对“自我” （the self）的认识。这样一种互动之下形
5、成的认同会构成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进行角3色的分配和担当。 “自我”选择一种角色的同时，就给“他者”施加了选择反向角色（counter-identity）的期待。持久的互动会形成对彼此角色相对稳定的期待，这种集体知识转而又成为维持互动模式的观念性力量。 那么母国何以能成为英国和海外移民殖民地之间认同之锚呢？原因至少有三：一，如上所提到，海外移民殖民地对英国本土的挂念还处在故乡的云歌词所表达的感性阶段；二，英国作为帝国内部不二的中心，主导了它与海外自治领关系的话语权，从而把自己理解中的母女关系转化成为“社会”事实；三，英国和自治领之间这种观念层面上的关系理解得到了物质层面的支持。比如与在情感
6、上各个自治领对英国的依赖相呼应，在经济上各自治领作为原料和农产品的提供者，对英国有很大的依赖。从这样的角色分担来说，把英国和自治领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群女儿国簇拥着一个母国（a mother country surrounded by daughter states）是形象且贴切的。 可见，从认同的角度看，英国和海外移民殖民地之间从一开始就不需要面临通过心理学所强调的接触和正面回馈等过程建构认同的问题，它们关系的关键是要在因当地自治能力增强引起的离心力和因历史和认同形成的向心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正因为有以上提到的认同感，通常情况下很难达成的平衡，在英联邦的演进中却能做到“信手拈来” 。在具体
7、处理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过程中，内化了“母女”认同的三个制度（institutions）的出现起了关键的作用。它们是自治领制度的建立、帝国会议制度的形成和在英国政府内部自治领部的设立。 4杜尔哥（Turgot）曾经形象地比喻说， “殖民地就像葡萄，紧挂到成熟的时候” 。也就是说等到当地有了自治能力的时候，它们就会要求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甚至要求“分家” ，彻底独立。这样的教训在英国历史上是深刻的。或许鉴于北美殖民地最终叛乱独立的教训，英国在对待剩下的移民殖民地时，较 18 世纪少了些顽固的家长作风，多了些带有预判性的灵活。加拿大是最早取得自治的移民殖民地，1867 年就建立了自治领议会；澳大利亚
8、和新西兰分别在 1900 年和 1907 年取得自治领地位；南非也在 1931 年成为了自治领。 较自治领制度更有动态意义，对未来的历史更有推动作用的是帝国会议制度。帝国会议始于 1887 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之年，并在 20 年之后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每四年召开一次，需要时也可在间隔期增加次数。后来英联邦发展的历史证明帝国会议作为一个交流、协商平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它的举足轻重性，克尔（Philip Kerr）有这样的评价， “这是帝国人民在原初的组织演进过程中采取的第一步，是从帝国到英联邦转型过程中的第一步” 。 还有一个制度的出台则更晚一些，它是前两者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9、，即自治领部的设立。从英国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来看，19 世纪的自治领仍由殖民部统一负责，但进入 20 世纪后，一些自治领的政治家们认为庞大臃肿的殖民部限制了自己在英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要求在机构设置上体现自治领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因此，1907 年帝国会议以后，殖民部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包括自治领司在内的三个部门。到了 1925 年更是在时任殖民大臣埃默里的努力之下设立了独立的自治领部。 就这样通5过三种制度， “母女”认同在制度安排上被具体化。自治领的设立被理解为“女儿”长大，需要一定自立的必然；帝国会议则成为自治领的政治精英“常回家看看” ，同时培养他们帝国视域和责任的平台；自治领部则明确要“内
10、外”有别，不能再把移民殖民地和有色殖民地混为一谈。到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出台时自治领最终摆脱了越来越带有负面意味的“殖民”身份， “联合王国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再称自治领或自治领的省份或州为殖民” 。 英联邦就像许多带有英国记号的制度一样，由小到大演进而成，它的成长多了份有机，少了份机械和人为。这要归功于英国把帝国内的事务通过隐喻，家庭事务化。原来个人作为海外移民者对母国的鲜活认同被成功地抽象化为女儿国和母国之间的认同。因为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样的认同更是有了一个方便的聚焦点：王冠。关于国王/女王在英联邦凝聚力方面的聚焦作用，索尔伯里（Viscount Soulbury）有这样的认识：“要让大众对
11、一个抽象的事物效忠是困难的，王冠虽然是一个抽象的事物，但是它有一个具体的佩戴者，在位君主把它转化为一种现实，赋予其生命。 ” 1926 年的贝尔福报告明确了王冠在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纽带作用，到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时，英国和自治领之间的关系基本理顺，母国一女儿国认同已经被融入到慢慢演进而成的制度当中，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下来。由英国和老自治领组成的这一阶段的英联邦是一个对成员有着严格准入标准的，具有强烈的排外性的俱乐部（这也是母女认同的必然） ，当中固然少不了和所处时代分割不开的浓厚的种族主义6色彩。但无法否认的是，英联邦在这一阶段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为渡过后来的“困难时期”作了有益的准备。这
12、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英国和老自治领之间的关系理顺，使老自治领本身成为英联邦制度的维护和推动者。二，以帝国会议为代表的通过协商、寻求一致的机制已经形成，这为英联邦调适自身、越过更多的障碍作了制度准备。 二、安全合作和认同转型 认同的社会性表现为其产生于互动，这会带来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认同因为源于集体知识，所以在相对恒定的角色期待之下，会较稳定。也就是认同的情景依赖性可能会迫使行为体，因为对现有制度的惯性依赖和与现有的认同相关的承诺，不愿改变认同本身。另一方面，认同的互动性却表明认同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状。对此温特（Alexander Wendt）有这样的观察：“国际政治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绵延不断的
13、进程，在该进程中国家通过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形成认同这些认同可能不易改变，但是却远未镌刻于石上。 ” 那么在英联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因素导致母女认同遭遇危机，又是什么因素让英帝国内部关系在台面上仍保持前后的连续性？冲刷母女认同之堤的因素总结起来包括最初的感性认同褪色（第二代移民和第五代移民对英国的认同肯定是不一样的） ，认同之下的角色期待不再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表现在英国作为母国“护犊”的能力下降） ，与自治领和殖民地问题又重新联系在一起（有色殖民地从来就没有像移民殖民地一样认同过母女角色分配） 。 维持帝国秩序的延续的因素则包括母女认同的存留影响，第一阶段7形成的制度所展示出的韧性，
14、和国际环境给帝国成员国带来的实质性挑战。后一点是粘合力的轴心，作为老政治家的埃默里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过去，在皇家海军庇护之下，英联邦的每个部分都能在完全安全，没有外来危险可能的环境下，发展自身的独立。在这样的世界里离心力的作用得到了没有任何限制的发挥。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危险且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除了少数强国以外，很少有国家能完全自立，除非它们属于一些相互依赖的群体。 ”他因此认为英联邦能够也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安全实体，与美、苏和西欧等构成一个自然的均势，成为和平可以依赖的基础。 就这样，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前的近 40年里，实际的安全考虑在
15、英国与自治领和殖民地（后来是独立的英联邦成员国）关系中占了重要的比例，具体而言这些安全因素可分为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 经济方面，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各市场的吸收能力，使生产过剩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问题。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维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除英国以外的英联邦成员和殖民地主要是原料和农产品出口国和地区，生产过剩的征兆早在 1929 年以前就已经显现，因此这些地区要求保障它们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英国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也面临来自欧洲大陆和美国产品越来越大的竞争，因此迫切需要巩固其在帝国内部的传统市场。就这样，渥太华会议成为第一届经济问题占主
16、导的帝国会议，并最终正式确定了帝国特惠政策。 8这种经济上的合作在二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特别是在美国出台了中立法案后，英国已不可能再像一战一样借美国的生产能力来打赢一场大战，所以对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物资供给加倍依赖。而二战结束时，英国经济的世界地位较战前更是不如。面对战后初期世界经济的极度不稳定和美元短缺危机等困难，英国和其大多数（前）帝国成员试图通过英镑区和帝国特惠等政策寻求自保，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对各成员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经济动荡对英镑区范围的冲击，但是从长远来看，也损伤了各成员的经济竞争力，没能确保经济长期的安全。这种经济上的安排在英国加人欧洲经济共同体
17、后才结束。 正如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后来的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关联一样，帝国内部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也密不可分。战略安全问题在 30 年代后期，当战争看来不可避免时，变得尤为突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英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这表现在：一，英国的相对实力在20 世纪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受国力影响，军事地位也在不断下降；二，在战后的裁军中，英国作为凡尔赛体系的积极维护者，是裁军中的积极分子，从而使其原有的实力受到较大的削弱；三，英国是传统海上霸权，主要靠海军维持帝国，但是空战时代的来临使英国在军事安全上的传统优势顿时全无，而且如华盛顿海上公约所示，英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统治地位
18、已为美国和日本所挑战（如果不是代替） 。其次战略安全问题变得突出还源于英帝国成员的地理分布特点和因此带来的战略脆弱性。曾经引以为豪的“日不落帝国” ，在大敌当前时则成了战略弱点。 9不像在经济安全方面的安排，英国和其帝国成员在战略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的结束没有标志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安全上的相互依赖，总体而言较在经济上的依赖结束得稍早一些，到威尔逊的“苏伊士运河以东”政策出台后已基本结束。战略安全相互依赖结束的时间不明显主要是因为依据各个地区在冷战中的战略重要性的差异，这些地区安全保障从英国过渡到美国的时间有所不同。 从渥太华会议到英国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 40 年里，可以说是外在的压力支
19、撑起了帝国/联邦大厦的“繁荣” （表现在更加具体和更具实质性的合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第一阶段的母国一女儿国认同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了挑战，因为这时母国一女儿国的角色安排已经难以为继。表现在英国已经无法确保帝国成员的安全，二战中还反过来向帝国成员举债和寻求武力支持，战后则自身需要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既然母国已经无法完成保护者的角色，自治领也就不会再以母视之，结果也就不会再自认为女儿。在经济上各国之间的互补性也在渐渐消失或在规模上难以对称，自治领的进口替代等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层面上的竞争关系。就这样基于明显角色分工的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父父子子”的和谐不复存在。 更为严峻的是，非殖民运动也从另外
20、一个方向对母国一女儿国认同的城堡发起了攻势。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地方自治能力缺乏（仍需训民）为由，拒绝了广阔的有色殖民地的自治要求，但是二战后各殖民地要求取得和自治领同等地位或直接独立的要求骤增。自治领和有色殖民地问题在短暂的分开以后，又开始联系在一起，只是以前是在10殖民的制度之下，而现在是在英联邦的框架内。各有色殖民地在获得自治领身份或是独立后在“我们是谁？”的问题上的确是经历了艰难的“上下求索”阶段。显然它们同英国不是母女关系，但是它们也已不可能把帝国的存在历史连根拔起，抛向空中。这当中作为曾经英国王冠上的珠宝印度，在独立后的选择很有启示意义和代表性。印度选择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但
21、是却保留了英联邦成员身份。英联邦制度因此也发生了改变：王冠成为了独立的英联邦成员自由联系的象征，在位君主是该组织的首脑，但不一定是每一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 如此一来，从认同的角度，我们看到两幅图画。一方面英国与老自治领间的母国一女儿国认同受到了现实利益的冲击，从而褪色为笼统的同根同源认同；另一方面新加入的成员和老成员之间正在重新探索着彼此共性的最大公约数。第二种认同的演进对整个英联邦的发展更为重要，那些从前殖民地独立而来的新国家在这个阶段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认同转化，要在传统的白种人的职责（the burden of the white）话语和现实的非殖民话语中重新探索自己和英国以及其他英联邦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最终绝大多数成员在独立后都选择留在了英联邦。这样的选择背后固然有如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所说的英联邦成员的身份“不是一种不完美的独立，相反，它是有所附加的独立，而不是残缺的独立”的功利考虑，但是不得不承认一种新的认同正在从对原来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的否定中形成。如尼赫鲁所言，英联邦成员身份有一种疗效性（a touch of healing） 。斯里尼瓦桑（Krishnan Srinivasan）同样也表达了在对旧有的关系纠正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