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福柯与大数据时代的政治摘 要： 人们对于与大数据、数据挖掘相关的政治问题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隐私权的保护、商业规范的制订等方面。通过比较福柯所论述的规训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异同，可以发现大数据创造了以抽象的深层次身心机制为特征的新权力客体。统治者能够借助非系统化的海量信息对社会各个职能领域进行细节化的监控和管理。这种统治模式虽然可能造成民主危机和责任危机，却也蕴含着向有利方向变革的可能。 关键词： 福柯； 大数据； 政治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104-04 在 2013 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在提案中指出，应将大数据处理上升到国家战
2、略层面。可见，大数据已日益成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话题，然而，对于大数据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人们尚未有充分认识。通常人们的关注点只停留在以下两点上：（1）国家是否会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数据收集、管理、使用、买卖等行为，从而保护个人和公司的利益；（2）政府是否会增强透明度，与公众分享经济社会各方面数据，确保公众监督，并为商业与学界的数据研究提供便利。然而，大数据与政治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事实上，在未来十到二十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围绕海量数据、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而产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巨大变革。然而，这种变革的延续性和差异性只有在与以往的对比中才能摸清。笔者将借助福2柯的思路，来对这种变革的特点和风险，特别
3、是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大数据与新的政治进程 （一）国家是大数据的最终使用者 当前人们所提到的大数据具有以下特点：（1）数据量大，因而在分析数据时要有更先进的技术；（2）数据具有时效性，因而要求处理速度必须加快；（3）数据种类和内容异常丰富；（4）海量数据所蕴含的信息隐秘性强，密度低，但商业价值巨大。出于这四个特点，人们普遍把大数据与市场营销、行业发展等联系起来。但是实际上，国家有完善治理、加强统治，尽可能地把权力扩展到一切方面的倾向和需要，因而也许是对大数据最感兴趣的行为体。这种权力不再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得到想要的结果，而是更多地依靠分析、计算和配置和调节过程。 （二）大数据创造了新
4、的权力客体 在福柯看来，与古典时代不同的是，现代统治技术不仅关注人的肉体，而且更关注灵魂和思想，从而调整人们的“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 ，1155 进而控制人们的态度、姿态或运动。这种控制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控制，而是零碎的，更细节化的，微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权力在所有机构和职能得到利用，进而涵盖了整个社会。 那么，大数据时代的权力客体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沃尔玛超市发现啤酒的销量与尿布的销量成正比。分析发现，这是因为在新生儿较多的时期，妻子通常会让丈夫去买纸尿布，而丈夫则在3买纸尿布的同时顺便买一些啤酒。于是，沃尔玛大胆地将纸尿布货架和啤酒货架放
5、在一起，结果大幅提升了啤酒的销量。这个商业上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大数据时代与当下的规训时代的对应物。与现代规训进程一样，大数据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力客体。随着市场营销、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大数据时代的权力客体已不仅仅停留在规训时代那种可描述、可直接观察心灵、精神、感情、偏好等方面，而是伸展到了更深的层面，关注人们的情感机制、偏好机制、态度机制，等等，以及它们之间无比微妙和相互影响，关注那些难以直接用日常语言和政治语言描述的体验。权力的客体正是受到这些机制影响、有着各种各样体验的人，而不再是肉体的人，甚至也不再简单地是有着各种明确判断和情感的人。如果用统计学的话语来比喻的话，
6、可以说，人们不再仅关注罗列的变量的显著性，而要关注更深层次的公因子的解释度了。尽管这些信息更具抽象性，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可能遍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环节中。正如电子商务行业能够通过分析销售量、人口统计学信息、过往浏览记录来分析消费者的兴趣和偏好一样，统治者同样可以用数据来了解、监控和影响国民的各方面心理和观念。权力的支点不再是像宏观政策、国家战略一类的东西，而是各种细分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是如此琐碎分散，但却可能包含着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秘密。（三）大数据实现了新的控制目标 对福柯来说，规训时代对肉体的控制有两个特点：首先，规训技术4强调对时间的使用， “似乎每一片刻的时间都是用之不竭的逼近一
7、个使人保持最高速率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 。1174 这与其说是在使用肉体，不如说是在“榨取”肉体。为了实现这种“榨取” ，管理者借助归档、介入和调整，力图发展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 。2103 其次，规训技术设计了肉体与肉体所操纵的对象之间的“细致的啮合” ，2173 将肉体与工具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分析它们之间的协调性不论是士兵与武器、工人与工具、学生与课桌，还是犯人与监狱无疑属于被关注的范畴。与此相仿的是，大数据的使用者也许同样关注“榨取”和人与对象的互动。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1. “榨取”不再仅在生产领域发生。企业分析商业信息，更可能是为了研究人们的品味和消费倾向，从而
8、“榨取”人们的消费能力。而这些倾向是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商家比消费者自己更了解消费者。同样，统治者借助数据，可以了解各阶级、阶层、群体的价值取向，进行相应的控制，或是投其所好，从而“榨取”政治支持和信任。 2. 肉体与工具的联结在大数据时代会以更微妙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现象在哲学上的对应物，也许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和庞蒂对生存体验的细致研究；在商业上的对象物，可以以网站设计者对用户体验的关注为例，而这种关注正是建立在对用户点击习惯、页面停留时间等数据的收集上的。而在人文科学方面、尤其是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近几十年来，人们无论是通过概念分析还是统计建模，都取得了大量成果。如何使他人接受原本不
9、熟悉的理念，如何设定说服或强制的程度，从而使人5们参与一个组织并为其奉献，什么样的宣传手段具有传播力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带来的是广泛的数据收集需求和实际行为。不断被批判的行为主义在大数据和艰深的数据挖掘技术的影响下，可以重获生命力，进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 （四）大数据造就了新的控制方法 那么，以上控制目标又是通过哪些安排来实现的呢？在福柯看来，规训时代有着与古典时代不同的空间分配技术。1160-165 （1）纪律如果要发挥就作用，就必须要先隔离出一个封闭的空间教室、车间、军营、医院等均属此列；（2）必须精细地划分这些空间，从而给每个人规定一个位置；（3）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等级，处于一个等级网络中
10、；（4）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空间的分配不仅仅是压制的、监督性的、消极的，而必须是有益的、生产性的、积极的，从而促进个人生产潜力的优化和发挥以及工业化生产的展开。那么，在大数据时代，控制方法在政治领域的创新又可能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常提到的空间，已不再是福柯所说的物理空间，而是虚拟空间或网络空间，这为封闭空间的创造提供了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个未来受雇于政府的舆情监测者借助于数据和软件，分析每个网民的价值观、影响力和危险程度，从而向他发送监测者希望他看到，并确实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信息。 2. 正如福柯所说，在古典时代，被个体化是一种权力，只有帝王将相才有显示其与众不同之处的权力；而在规训
11、时代，被检查、被定位、被分配却代表权力的下降。在大数据时代，这种下降会更为明显，每个人都被各种指标加以衡量和分级，并被贴上危险分子、潜在危险分子、6安分守己者这样的标签。 3. 更重要的是，对统治者来说，这种监视和控制的目的，远远不是消除危险，而是调动潜藏在人们肉体、情感、信仰和欲望之间的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有序发展，达到经济调控的目标，并且强化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总之，与规训时代“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1172 相对应的是，在大数据时代，身体成为了庞大的数据库，并且已经被各种统计模型嵌入了。 二、大数据时代政治的隐忧 在上文中，我们分析了大数据政治可能具有的
12、特点：它是生产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它控制的不是肉体的人，而是具备各种抽象的身心机制、被“建模”了的人；它不再是宏观的、整体性的，而是零碎的、细节化的、同时也是弥散性的。那么这种可能的政治形态会带来哪些令人担忧的变化呢？ （一）信息的隐秘性造成无限制的焦虑 在由边沁所论述、由福柯所分析的全景敞视主义中，犯人有时被监视，有时则没有，而这种监视的暂时缺席并没有影响监视的效力。这是因为，犯人并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监视。正是这种监视的不确定性使得管理者“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 2227 这种不确定性在大数据时代找到了更高级的对应物。当前，人们主要关心自己的姓名、
13、收入、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是否会被非法传播和利用。但真实的情况远不止如此，完全合法的信息7本身就有无限利用价值。麦当劳曾经购买过一个地区的用电量数据，用来推断该地区的居住情况，并最终用来决定店内需要几个送餐员。一般人也许很少会想到用电量与送餐员数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这种隐秘的相关性正是数据挖掘的核心。只要人们活在当代社会中，就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痕迹、留下数据：坐公交车刷卡，就为分析客流量提供了数据；在大街上行走，脸部图像就会被为编写人脸识破程序而架设的相机捕获所有这些数据收集和分析行为都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自己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数据，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哪些信息是他人需要的，不知道别人能从自己的信息中
14、分析出哪些结论或者哪些领域的结论。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的使用者不仅是商业机构，而且可能是国家机构，后者能够借助我身上那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推断出关于我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事实。权力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见性反而使我感到了权力的强大。（二）大数据政治可能造成民主危机和无责任的风险 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主义在加强控制的同时，也能促进民主，防止产生暴政。这是因为，除了管理者以外，任何人都有权力来巡视或参观学校、工厂、医院等设施。控制机制“成了一个透明建筑，里面的权力运作可以受到全社会的监视” 。 1233 然而，全景敞视主义的大数据版本却可能比这黑暗得多。与古典时代不同，在规训时代，管理（包括司法、行政
15、、教育、医疗等多方面）成了某种不光彩的、需要在掩盖中进行的活动，因而需要委托给专门的人来进行。而在大数据时代，专业人员进而将这种活动将输入到计算机，8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1. 尽管模型的建构和预测工作是由计算机完成的，但是，设计算法、进行建模必须体现哪些价值观，必须考虑哪个群体的利益，这些都是由人决定的。如果无法合理地选择价值取向，无法选择由谁来设计算法，就会损害民主机制。 2. 在福柯看来，全景敞式机制的民主性在于，它不但是可监督的，而且是可理解的，民众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否合理。但在大数据时代、承载、实现各种价值理念的很可能是各种复杂和专业的算法、模型，普通人无法理解，更难以对其进行检查和监
16、督，只能把它们交给专业人员处理，而专业人员就此获得了更大权力。 3. 即使模型的选择和建立完全符合民主程序和人们的价值取向，模型计算或预测的结果也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因此，如果把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结论当成决策参考，就会产生风险，而风险可能变成最终的损害。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所指出的，这种风险完全是人为的，而相关人员的责任分担就成了问题人们完全可以声称全部责任由计算机承担。在此，只要思考一个可能的情况就够了：假设政府决定由一套复杂的统计模型来分析每人的各项数据，并且决定每人所获得的医疗补助的数额，并且，包括你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赞成使用这一模型。但是，如果由模型计算出的数额相当少，完全不符合你的实际情
17、况和需要，甚至有许多人都遭遇了类似情况，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人们是否有申诉的权利？ （三）大数据加强了宣传手段的针对性 商业机构广泛收集与人们在网络上浏览和互动相关的信息，进而实9现广告的有效投放。而同样的方法也能帮助政府达到宣传目的。用福柯的话来说：“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 ” 2197 现在，每个人打开一个新闻网站，看到的都是相同的内容。但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未来，同一个热点事件，可以从多种角度、按照不同手法叙述、评论，被写入不同的文章，而舆情分析者可以借助每个人的言论情况，透析其思维方
18、式和参与程度，并最终将不同的新闻投放给不同的人。 三、大数据时代政治的契机 在看到隐忧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大数据中看到政治变革的可能性。 （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宣传工作有望在保护新闻开放的前提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当前，中国处在一种“大维稳”的格局中，在制订、实施政策及发布相关信息的过程中，时常把确保社会稳定当成了最重要的方面，牺牲了发展利益。而这种“大维稳”思维反映在宣传工作上，就是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况：尽最监管者可以阻断影响社会安定的信息的传播，利用删贴、警告等方式控制舆论，但这不但经常被认为是政府透明度不高、损害媒体自由的表现，而且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浪费在了可能原本不需要关注的事
19、情上。然而大数据也许可以帮助管理者破解这种局面。每个用户在摄取信息方面都有独特的兴趣和习惯，如果与这些相关的数据能够被合法地收集并利用的话，计算机将有望自动分析各种信息传播、产生影响的轨迹，使管理者在关注重要趋势，适当参与和施加影响的同时，不需要再去理会那些原本无需在意的情况，从而实现引10导舆论和舆论多元化之间更好的平衡。 （二）大数据有望在促进行为体能力提升的同时，优化权力结构，加强治理国家的能力 长久以来，统治者对于发展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承认发展本身的价值，追求发展所带给他们的合法性，同时又对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能力削弱作用耿耿于怀。然而，正如规训行为发现和挖掘了人们各方面的生产能力
20、一样，大数据能够提高经济和政治运作的效率和协调性，并且对大数据的利用正是权力实现自己、加强自己的方式。管理者无须再为了维护权力而限制发展，无须再为释放发展潜力而削弱自身。 四、结论 在上文中，我们将未来的大数据时代与福柯笔下的规训时代进行对比，并且指出，大数据时代的政治使信息和统计模型渗透进人们的肉体，使统治者能够利用零碎的、看似毫无关联的海量信息对人们进行细节化的、延伸至社会所有领域的管理，从而创造出新的权力客体，并运用新的控制手段实现更深层次的控制目的。这种新的统治模式既有造成民主危机和无责任风险的隐患，又包含着转变宣传引导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契机。实际上，大数据的合理利用，不仅需要技术的进步，更有赖于人们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以及政治意识的增强。大数据政治理应成为政治学和计算机领域共同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