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摘要：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政治和学术辩论的热门话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一直宣称福利国家的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了国家经济发展，影响了国家竞争力。但是，对瑞典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社会福利水平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竞争力，在理论和实践中确实存在“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现象。从个体生命周期角度观察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也印证了高社会福利水平的确能创造强国家竞争力。自加入 WTO 以来，中国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有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对瑞典的研究将给中国带来启发和借鉴：一是要积极看待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
2、度，实现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三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积极挖掘和释放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效应。 关键词：高社会福利水平；强国家竞争力；人力资本；个体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07908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政治和学术辩论的热门话题。不同时期的持不同价值理念的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公众对于这一话2题的观点是不同的。高夫（Gough）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早期，福利国家被认为是有效率和具有竞争
3、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因素。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福利国家削弱了国家竞争力这一观点被提出来。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福利国家增进国家竞争力的观点再次有了新的追随者。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对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密切联系。学者们正是在经济危机的归因过程中产生了对高社会福利与强国家竞争力之间认识的差异。因此，对于有关“福利水平与国家竞争力”研究文献的回顾，一个合理的路径就是从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研究中寻找线索。自 1975 年以来，由于经济危机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陷入重重困难，以新自由主义为
4、主要阵营的学者掀起了关于西方福利国家危机讨论的热潮。在这一阶段，虽然哈耶克较少专门论述社会福利，但他主张的“自由”概念、强调小政府和提倡发挥市场作用的理念影响新右派福利改革的思想。弗里德曼则认为英国、瑞典所代表的福利国家存在严重缺陷，因为无所不包的、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浪费的。 进入 90 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将学者们的目光再一次吸引到了“经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这一话题上来。有学者把全球化描绘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认为社会福利领域是遭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全球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它增加了对国家提供社3会保险的要求，同时也减少了国家有效实现这一作用
5、的能力。为此，瑞典福利国家模式一度成为经济学家的抨击对象。林德贝克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外部竞争的增强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瑞典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瑞典模式的出现，该国经济增长率在20 多年里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对于上述观点，一些学者予以了回应。德国学者费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提供，不仅促进社会的互助团结，而且还能推动经济的良好运行。其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林德贝克的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人们并未发现明确无误的证据证实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相反，在北欧福利国家这些拥有强有力和活跃的民主制度的地区，慷慨的社会福利国家带
6、来的是公平、经济平等和国际竞争力。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保护政策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可以在维护国内政治经济业绩方面发挥宝贵作用，可以为提高技能和生产率提供刺激和资源，以更普遍地促进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国家仍在思考“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和“是否该建立福利国家”等问题。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大国只顾炫耀他们的成就时，北欧国家正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这种发展是平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步进行。郑功成指出，将高社会福利看成病态，并不分对象地评论福利病，是不准确的，社会保障的发展并不是经济发展不良的替罪羊。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使国内学者再度关
7、注社会福利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比较消极的代表性观点认为，高社会福利是债务危机发生的直接4原因或“隐形推手” ，但也不能把危机原因全归咎于高社会福利。一些实证研究也指出，社会保障财政失衡是福利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日益积累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在债务危机期间相对明显。另外，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更使隐性财务日益显现，债务货币化正使福利国家亦步亦趋，走向债务国家。而持积极观点的学者指出，福利制度造就了低廉的经济和社会总成本，普及的教育与科学开发了人力资本，从而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了良好条件。国民福利的增长跟国家竞争力是正相关关系，一个健全、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定能够维系国家
8、强盛与持续发展。 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尽管从他们讨论“福利国家危机”的背后可以看到他们对于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二者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的逻辑，但是，支持福利国家和反对福利国家的学者们都很少直接论及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国家竞争力二者间的关系。即便有所论及，也只是提出较为宏观的观点，缺乏实证分析。本文意在承认“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水平会对国家竞争力造成影响”这一观点的前提下，通过对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共存”的可能性，论证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并从中探讨对中国建设福利社会的启示。 二、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
9、力观点 的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关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趋于激烈。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的观点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将经济危机归因于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过程5中一度得以确立并被认同。 1.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的逻辑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效率放在最高地位。其观点否定福利国家、认为高社会福利损害国家竞争力的逻辑在于：福利国家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高税收政策使企业和成功者缴纳了高额税收，从而扼制了福利创造者的积极性，降低了个人积累，助长了懒惰，破坏了经济成长的动力和竞争力。这些损害具体表现在：第一，高社会福利损害了扩大再生产对于资本的
10、需求，过高的消费消耗了用于生产的资本；第二，慷慨的福利待遇导致社会公民对国家的依赖增强，工作参与度降低；第三，福利国家的高社会福利提升了劳动力成本；第四，福利国家造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第五，福利国家服务体系更多地倾向政治目的而不是服务对象的利益，进而导致了福利的供给过剩或不足，因而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方式。 2.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逻辑的局限性 本文选取分属于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三类福利体制中的瑞典、德国、英国、美国这四个国家进行比较。比较指标分别为：公共社会开支占 GDP 的比例、年度 GDP 增长率、劳动力就业率，数据来源为 OECD 官网统计数据库。在公共社会开支占 GDP 的比例方面，1
11、980 至 2012 年间，瑞典一直维持在 27.1%（1980 年）32.0%（1995 年）之间波动，远高于德国（最高值 27.8%，2009 年） 、英国（最高值 24.1%，2009 年）和美国（最高值 19.9%，2010 年）的水平。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公共社会支出越多，越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而根据 OECD 官方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瑞典从 19922011 年的年度 GDP 增长率总体上超过了德6国、英国和美国，整组数据的波动情况并没有出现如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公共社会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之间的强负相关关系。此外，新自由主义批判福利国家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严重的“福利
12、依赖”在瑞典也没有出现。OECD 官方数据库统计表明，从 1564 岁年龄段劳动力就业率来看，2000 至 2012 年间瑞典的就业率远高于德国、英国和美国，瑞典的这一数值维持在 72.1%（2004 年）74.3%（2012 年）之间波动，而英国的波动区间为 69.5%（2011 年）71.8%（2006 年） ，美国为66.6%（2011 年）74.1%（2000 年） ，德国为 65.5%（2005 年）72.5%（2011 年） 。由此，新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相反，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瑞典一直维持着“高公共社会支出、高劳动力就业率和可观的经济增
13、长”的局面。 以上对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内在逻辑的分析以及这种内在逻辑的局限性分析表明，高社会福利水平损害国家竞争力的命题无法完全站住脚。恰恰是一直受新自由主义批评的瑞典实现了高公共社会支出、高劳动力就业率、可观经济增长的并存。 三、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创造强国家竞争力 的实证分析 1.瑞典国情概况 从瑞典的国情来看，瑞典表现出高预期寿命（81.5 岁） 、高就业率（74.11%） 、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2252.54 美元） 、低基尼系数（0.2593） 、低贫困发生率（0.0835）并存的特点。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情况，瑞典拥有较高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
14、见表 1） 。相比德国、英国，瑞典的排名有着明显优势；而与7美国相比，尽管瑞典在部分年份的排名位次绝对值低于美国，但从排名的稳定性来看，瑞典稍强于美国。 在社会福利水平方面，瑞典的社会福利水平在 OECD 成员国家中属于高水平行列。本文仍选取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三类福利体制的代表国家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 、德国（法团主义福利模式） 、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福利模式）来进行瑞典社会福利水平的绝对水平和国别相对水平的比较，比较的指标为 OECD 官方网站公布的社会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见表 2） 。在 2004 至 2012 年间，瑞典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 比重一直维持在 30%左右，且
15、历年均高于其他三个国家。 从“社会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与“GCI 得分”散点图来看（见图1） ，艾斯平安德森划分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代表性国家虽然没有出现“社会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与“GCI 得分”的强正相关关系，但是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的瑞典却出现了明显的“高社会公共支出与高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并存”的局面。如果从国情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似性角度出发，在不放入美国进行散点图分析的情况下，三个国家的数据表明“社会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与“GCI 得分”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在 P 值为 0.05 水平（双侧）的情况下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 0.477。这也
16、意味着在社会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众多可能的关系中的确存在“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情形。 除了从数据的绝对值角度进行分析之外，从四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的变动趋势也能得出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结论。从瑞典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来看，瑞典拥有分值较高且8稳定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见表 3） 。在四国中，尽管瑞典的年均 GCI得分低于美国，但是全球竞争力指数得分的变异系数仅为 0.0144。这意味着瑞典在维持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得分波动范围最小，而且年均GCI 得分也比德国、英国高，比美国仅低 0.03。 注：（1）年均 GCI 得分的计算方法为各国从 200
17、4 年至 2012 年的GCI 得分的算术平均值；（2）GCI 得分变异系数=年均 GCI 得分标准差。数据源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历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整理所得，http：/www.weforum.org/.另外，通过相关关系分析四国的“社会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变异系数”与“GCI 得分变异系数”的相关性也能说明社会福利制度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四国从 2004 至2011 年间的“社会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变异系数”与“GCI 得分变异系数”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见图 2） ，R2 值为 0.959。这表明，瑞典持续稳定的高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实现国家在
18、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的高位稳定。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尽管信奉自由主义且从移民浪潮中获得了丰富人力资源的美国属于“低社会公共支出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情形，但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瑞典“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的现象也确实存在。瑞典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思路，而且这种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思路更具吸引力。 2.瑞典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视角 瑞典实现“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强国家竞争力并存”与其社会福利模式具有紧密的关系。瑞典的福利制度框架是由一套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9和严格控制并须进行家计调查的济贫/社会援助体制同时组成。瑞典的社会保
19、险制度覆盖了所有居住或工作在瑞典的人，并为家庭和儿童，为遭遇残疾、工伤、疾病和年老的人们提供保护。社会保险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成员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提供必要的保障。国内学者关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介绍很多，但大多是以传统的分模块的方式介绍其社会福利项目。本文尝试以人的个体全生命周期为线索，按照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获得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方式来梳理出瑞典社会福利模式如何实现在人的生命周期全覆盖，并藉此整理出高社会福利创造强国家竞争力的路径图。从个体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人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期（成长及接受教育） 、中年期（参加劳动）和老年期（对老年服务产生需求） 。瑞典的社会福利体系正是通过完善的家
20、庭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的需求（见图 3） 。 从瑞典的社会福利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图来看，假设一个瑞典公民经历了完整的生命周期，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完整的社会福利待遇。按照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划分，瑞典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瑞典的家庭政策为儿童健康成长和早期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公平、全面的保障。在瑞典，家庭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元素，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交织在一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强调尽可能充分就业的政治共识的影响。家庭政策的目标在不同的政府执政期间会有所改变，但其基本思想是家庭政策应为所有家庭创造良好的经济生活条件，并提供机会促进父母
21、双方将自己的工作与照顾孩子很好、10很便利地结合起来。总体来看，瑞典多数家庭政策是基于居住权而非基于公民权利，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瑞典家庭政策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日间照料中心和课后服务（Day care centers and after-school services） 、父母保险（Parental insurance） 、儿童津贴（Child allowance）和其他待遇（Other benefits） 。瑞典家庭政策的实施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全面的保障。从图 3 可以发现，从胚胎期到儿童入学阶段，儿童都可以享受旨在维护儿童发育成长起点公平的社会福利待遇。这种维护儿童发育成
22、长起点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可以使儿童能够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获得良好的身体素质，积累较好的人力资本。 第二，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中完善的教育福利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素质、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图 3 表明，瑞典为青少年提供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免费的教育福利，而且对于那些接受教育时间延长的人会自动延长其相应待遇的给付时间，这对于公民接受教育有着明显的鼓励作用。对于处在工作期仍继续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瑞典采取继续发放学生援助待遇，以鼓励和促进成年劳动者获得必要的教育、更新知识水平从而提高劳动技能。 第三，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无后顾之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瑞典的家庭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交织在一起，家庭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将儿童抚养和父母工作巧妙结合起来。家庭政策的这一导向确保了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劳动参与。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以具体的家庭政策实施分担了父母在子女抚养照料上的部分责任，为父母参与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