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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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摘要:关于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在研究者中存在着争论。相对于得到更多关注的以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为进路,文章借助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问题来澄清海德格尔的此一方法。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虽然源于胡塞尔,但这种方法在两个方面突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首先,通过形式显示,海德格尔将探究的视角伸展至前理论的生活领域;其次,通过“时机化意义”维度的提出,更加深化了意向行为的分析。 关键词: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时机化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1709 关于海德格尔

2、的形式显示问题,在研究者中存在着争论。争论首先表现为形式显示是否是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主要的观点分为三派。一派以克孜尔为代表,在他看来,海德格尔通过形式显示并不是改造了现象学,而是发展出了一种完全新颖的方法;另一派以克洛威尔为代表,他认为克孜尔夸大了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断裂,尽管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有尖锐的批评与不满,但他仍然继承了胡塞尔的遗产,而且通过形式显示更好地调整与改造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最后一派的代表是布鲁恩,按照布鲁恩的研究,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观念,不仅仅是受胡塞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克尔凯郭尔的间2接沟通,甚至雅斯贝尔斯的极端境况等的影响。 但即使在承认

3、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密切关联的情况下,对于究竟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如何从胡塞尔那里转化而来,依然也存在着不同观点。包括孙周兴、张祥龙与尼尔森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海德格尔在全集第 60 卷中将形式显示与胡塞尔的总体化与形式化进行了对比,因而,海德格尔所谓的“形式显示”主要是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阐发的“形式对象性”(formaleGegenstandigkeit)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乃是对胡塞尔的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的深化。但是,对此问题的另一种看法也在国内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布鲁恩、斯特里特、克孜尔在内的不少学者指出,海德格尔乃是借

4、助胡塞尔对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问题的探讨而提出形式显示的。 相对于得到更多关注的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的进路,本文更愿意通过借助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问题与亚里士多德的“时机化”思想来澄清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 一、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问题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在论述表达与含义时,区分了客观的表达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述” (Wessentlich okkasionelle Ausdracke) 。客观的表达是指,无需考虑陈述的人以及陈述的状况,只需要通过注意它的声音、书写等物理性的显现者并且将此与它的含义联系起来就能被理解的表达。理论表达,或者说“抽象”

5、科学的原理和定理、证明和理3论建立于其上的那些表达,属于客观表达。这种表达的特点在于,无论是谁说出、何时说出,它的内容都保持同一。 而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与此不同,这一表达的本质就在于,根据机遇、说者和他的境况来决定它的各个现时(jeweils aktuelle)含义。换句话说,它们的含义会随着说者及其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作为表达,它具有含义,但它的含义不是客观独立的含义,而是本质上机遇性的、偶然性的。如果说客观表达对应的是逻辑、数学与科学理论,那么此种表达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表达是紧密相关的。就语法而言,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包括:“这个” 、 “那些”等指示代词, “这

6、里” 、 “那里” 、 “下面”等这样一些表示与主体有关的方位词, “现在” 、 “昨天” 、 “明天” 、 “后来”等这样一些表示与主体有关的时间词,以及人称代词、定冠词等等。如果将它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到,这种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相当于分析哲学中所说的索引词。 胡塞尔曾以人称代词“我”为例来分析此种表达。 “我这个词在不同的情况下指称一个不同的人,并且它是借助于不断更新的含义来进行指称的。它的含义每一次是什么,这只能从生动的话语中以及从它所包含的直观状况中才能得知。 ”原因何在呢?胡塞尔解释道:“由于每一个谈论自己的人都说我 ,所以这个词具有一种对此事实而言普遍有效的指号(Anzeichen)特

7、征。借助于这一指示(Anzeige) ,听者便形成了对这个含义的理解,他现在不仅将这个与他直观相对的人立义为这个说者,而且也将他理解为这个说者之言说的直接对象。 我这个词自身并不具有那种能够直接唤起特殊的、在有关的话语中规定着我的含义4的我这个表象的力量。毋宁说,在我这个词那里有一个指示性的功能(anzeigend function)在发挥作用,它好像在对听者呼唤:你的对立者指的是他自己。 ” 虽然胡塞尔是在研究“表达与含义”的第一研究中提出与回答此一问题的,但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要通过现象学的动态意向分析来进行,因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出现在论述“意义给予”与“直观充实”的第六逻辑

8、研究中。 在第六研究第 5 节的“补充”中,胡塞尔重新回到了第一研究的第26 节,即“本质上机遇性表达与客观的表达” ,他此时试图把含义引到指引中。首先,他把听到“我”这个词的人与在说“我”这个词的人分开,就是说,在缺乏相应的处境的情况下,听者只能诉诸一般的含义,他所获得的是“不确定的一般的思想” ,因而,要想真正懂得“我”的含义,就必须诉诸直观,而说者一开始就知道了被指引的含义,即以特殊的指示方式指向所予的含义。具体说来,这些“索引词”具有一种指引功能,比如当某个人说出“我”时,听者要想知道“我”的确切的意谓,必须面对说者与说者说话的处境,因而, “我”指向任何指引自身的说者。但在这种使用中

9、,它仅仅是一种指引。每当我使用这种指引的时候,听到的人并不是理解对“我”的一种普遍的语义定义,而是将“我”理解为将我自己作为当前的对象。因而, “我”这个语词并不像客观的表达那样在表达中已经固定了其客观意义, “我”只能通过考察表达的处境来确定。因而,在机遇性表达的使用中,实际上每个这种表达都有两个意义:进行指引的意义与被指引的意义。前者用来将人们引向后者,在后5者中,对被指引者的直观充实发生了。在说“我”时,说者把听者带到了特有的处境中。而且,在第六研究中,胡塞尔试图重新澄清为何这些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是模糊的原因。这种模糊源于这个事实,即指引的顺序对说者与听者来说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说“我在这

10、里”时,说者已经预先知道它们指向的是什么。但对听者来说,处境却是不同的,在缺乏所关涉者的情况下,听者只能理解一般而言它们的含义。只有在一种在场化被添加的情况下, “完整与本真的意义”才会到来。 机遇性表达的目标不是第一种一般的进行指示的含义,而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直观的充实。 。也就是说,因为非客观的意义内容不能在直观中完全到场,胡塞尔借助含义意向与含义充实的关系来考察此一问题,在他看来索引词并不指向含义,而是指向特殊的处境,或者说它们是有待充实的意向,而且在形式上已经指示着充实的方向,要求听者去执行充实。 但到此为止仍令人不解的是,胡塞尔所说的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问题与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又有何关联

11、呢?实际上,二者间的关联并非空穴来风,据克孜尔考证:“在兰德格雷贝与施特恩(GtintherStern)这两个胡塞尔的学生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海德格尔开设的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表达与含义的研讨课上,在讨论我一现在一在这儿(ich-jetzt-hier)与有 (es gibt,直译为它一给出 )这种机遇性表达时,发现了它的关键。 ” 在存在与时间中,与胡塞尔类似,海德格尔明确指出:“我只能被理解为某种非固定的形式显示者。 ”。如克孜尔进一步指6出的那样, “在存在与时间中,解释学的变化着的共相被命名为此在的时间性的存在学的生存论范畴,它总是向来一我的 (je-meines) ,向来一因为, (je

12、-weils)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存在学事实上是一种此在的机遇性表达 (用胡塞尔的话说)的存在学,这种存在依赖于时间性的个体化着的关联的样态化。 ” 至此,我们已看到,对解答“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含义意向与含义充实这个对子,对理解形式显示来说非常重要,但这仅仅是为形式显示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思路而已。 二、意向行为分析与意义整体的三个组元 现象学是“现象”之学,但究竟什么是现象?海德格尔指出:“现象即完整的意义” ,意义乃是存在者被理解的方式。而意义,是由“内容意义” (Gehaltssinn) 、 “关联意义” (Bezugssinn)和“实行意义”(Vollzugssin

13、n)三个“意义方向”构成的“意义整体” ,而现象学就是关于这样一个“现象”或者说意义整体的“逻各斯” 。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此种理解初看之下似乎无法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结合起来,但实际上此种理解符合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 按照前述分析的胡塞尔对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问题的思考,要解决此一问题,就必须“沿着从意向相关项到意向活动的这样一个回问的思路来进行” 。具体而言,首先就要将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放在与之相应的意识体验中进行分析,而在对此种意识体验的分析中,不仅要分析此一意向行为的质性与内容,还必须诉诸直观中充实。原因在于,不管我们如何分析这一体验的质性与质料,我们仍然无法如同获得客观表达7的含义

14、那样获得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的含义,因而,要获得对这些“索引词”的理解,就必须要诉诸直观、诉诸含义充实。海德格尔仍然坚持这一思路下的三种区分,即质性、内容和含义充实,只不过他为这三种区分更换了名称, “一个现象的完整意义包括它的意向性的关联特征、内容特征和实行特征” 。 (1)关联意义(Bezugssinn) 。关联意义指的乃是行为关联、朝向对象的方式。这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意向行为的质性,比如说一个意向行为是判断、希望、意愿,还是想象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在关联意义中我们朝向某物而为,现象“如何” (Wie)被经验,即是关联意义。实际上,关联方式也就意味着通达的方式,或者说被经验、被拥有的方式

15、。 (2)内容意义(Gehaltssinn) 。内容意义指对象在被行为关联、朝向中被指向的内容。简单说来,它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意向行为的内容。(3)实行意义(Vollzugssinn) 。实行意义指的是作为被实现或完成了的行为的特征,它是指“关联意义”得到实行或完成的“如何”(Wie) 。这种意义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与含义意向相对的含义充实。 如果结合胡塞尔对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的论述就可以发现,就关联意义而言,它对应于意向行为的质性,即意向相关项的被给予方式,比如“我在这里”是以断言的方式被给予的;就内容意义而言, “我在这里”表达了它的相应的含义,即说者在他所指的一处地方;但显然,究竟“谁在哪

16、里”还是不清楚的,因而,要真正理解“我在这里”就必须考8察含义充实。因而,执行意义对应于胡塞尔的含义充实,即“从生动的话语中以及从它所包含的直观状况中才能得知” ,只不过海德格尔的实行意义不是指意识体验的充实,而是在人的具体的生存中的充实。 在 19191920 年冬季学期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认为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三者构成了处境的原结构,或者说,这三者构造了处境。这就意味着,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要理解本质上机遇性的表达,就必须要考察意向行为的质性、质料与含义充实,而海德格尔提出的三维结构与胡塞尔的三种要素是一致的,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本分的现象学方

17、法,它本身并没有超出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考框架。如克孜尔指出的那样, “用胡塞尔的话说,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存在学事实上是一种此在的机遇性表达的存在学” 。然而,这种一致仅仅是形式上的结构框架的一致,实际上它们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区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意义方向中作为核心所在的“实行意义” 。海德格尔在此所说的实行意义并不简单就是胡塞尔所谓的在直观中含义充实,毋宁说,首先,这种充实是在此在的生活中去充实,这种充实乃是向听者提供指示,呼唤听者去充实它具体丰富的含义;其次,海德格尔的实行意义乃是从可能性的源泉中取得现实性,对此在的生存的可能性的实现。 三、进入处境:时机化意义 必须注意到的是,由内容

18、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构成的完整意义的三维结构出现在 19191920 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到 1922 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存在学与逻辑9学时期,而按照克孜尔的考证,在之后 19211922 年冬季学期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导论等讲座中则变成了四维结构。这个海德格尔后来添加的第四维意义结构,即是时机化意义(Zeitigungssinn) 。如果说由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构成的三维结构可以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进行解释的话,那么作为第四维的时机化意义却很难继续在胡塞尔的思想中寻找突破口。尽管克孜尔指出,海德格尔在他的宗教现象学引论的讲课稿(1920

19、1921 年)的第二部分中,运用他在第一部分中表述的形式显示的方法,来阐释圣经?新约中的保罗书信,但比起借助保罗、胡塞尔的思想资源来透彻解释海德格尔的第四维结构,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时机化思想。 如前所述,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三者构造了处境,但海德格尔认为此在通常而且多半没有真正处于处境之中,或者说,并不“拥有处境” 。海德格尔认为, “理解的执行,即通达真正的理解的处境及其解释” ,而这也正是形式显示的要义所在,即进入处境之中, “把处境,作为一个不是普遍的、而是具体的处境发动起来。 ”而要真正进入处境,拥有处境,就需要通过时机化意义。海德格尔在此所说的时机化(Zeiti

20、gung)并不是单纯的成熟、到时,而是一种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为了适当的目的并以适当的方式感受和行动” ,或者更简洁地说, “随机而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能够对所处的处境做出恰当的判断,把握住行动的时机,做出最恰当的行动。这就是说,就行为而言,10对行为的关联方式、行为的内容与执行的考察是不够的,因为这里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此种行为的执行是否是本真的、恰当的。更明确地说,这里出现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本真与非本真问题。本真地执行需要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实践智慧的人能够通过逻各斯进行筹划和作出决定,使人的

21、行动符合中道。而只有把握住行动的时机(kairos)时,人在行动中才能实现行动的目标。因此,在筹划和选择中,决断的关键在于对时机的把握。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海德格尔的时机化意义那里,就是说,此在从愿有良知(Gewissenhaben-Wollen)中开启出决断,在决断中能够如实地审视所处的境域,把握自己本真的可能性,从而恰如其时地行动。而正是基于此,布鲁恩将前述的三种意义特征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内容意义对应目的因;关联意义对应于选择的形式因、质料因与动力因;实行意义则对应于本源的时间。海德格尔提出,在行动中决断的反复熟练是一种重演(Wiederholung) 。这种决断和重复显示出“时机化的时间” ,也就是说,此在是在具体的处境中,把握时机,把握当下的此刻进行决断。 因而,时机化意义虽然是海德格尔后来才加入的,而且处在最后一位,但实际上,就重要性而言,它是首要的。原因在于,时机化意义所呈现出的乃是从非本真向本真的转变问题,如海德格尔所说, “实行如何在处境中成为实行,它就如何到时(zeitigt) ”,因而,时机化决定了实行,充实在此时变为在实际生活处境中的时间化,它是本真的充实,而只有通过原初的决断才能实现这一转变。在此种意义上,如克孜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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