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摘 要：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 “务尽” 、 “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关键词：汉代；经学；政论；大赋；强势文化 作者简介：戴伟华，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从事诗学、唐宋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强、弱势文化形态与唐诗创作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08BZW034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14-07 汉代文化与上层意识形态相进退，作为学术的经学和作为文学的大赋在武帝时得到发展和巩固。 一、儒学是意识形态中独尊的思想体系，经学之盛是强势文化的表征 2武帝用文武之术，网罗人才，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云：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
3、、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P2634） 其中，董仲舒在汉代推尊儒学，得到武帝的支持，实行意识形态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治春秋 ，为博士， 汉书董仲舒传中阐述了大一统之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P2523） 董仲舒的成就得到
4、后世的高度赞扬， 汉书本传赞云：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 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 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1（P2526） 史记儒林列传表达了对武帝得人的称许：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3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5、。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2（P3118） 由于公孙弘“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的建议， “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2（P3119-3120） 。而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 1（P2525） 汉代儒学由兴盛走向垄断，公孙弘和董仲舒起了关键作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
6、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1（P2495）仲舒所治为公羊春秋 ，并以此传授生徒，弟子中优秀者有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公孙弘也是治公羊春秋的，齐人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尽管史载公孙弘公羊春秋的学问不及董仲舒，但二者所治皆同。今文经学在立经学博士时占主导地位与当时的学术气候和环境有密切关系。 经学兴起，可以集众人智慧为皇权服务。首先，论争以达到意识统一，董仲舒在对策中反复论述了“大一统”的重要性，而为武帝采纳。4其次，在学术论争中不断纯洁思想。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措行，因主父偃和吕步舒的反对，仲舒遂不敢
7、复言灾异。董仲舒和公孙弘都是治春秋的大儒，是武帝推行儒学的两大核心人物，但相互有成见，这必然会彼此约束，使儒学更为纯洁，不走极端，实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国家意志和治国方略。 二、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强、弱势文化的运动 武帝前，经学内容的传播应出于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延续的焦虑所致。秦时的文化政策是强权政治的极端体现， “焚书坑儒”的结果必然导致知识体系的破碎和文化的断层。火烬之余的文化知识在汉初以来通过民间传授，这在文化史上算是一大奇迹，那些儒生抱着对文化的敬业精神，艰难地私相授受，渐成规模，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可见知识保留的完整和系统。 汉书儒林传云： 申公，鲁人也。少与
8、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 。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 ，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1（P3608） 其实，汉代儒生并非皆为名利而传授知识，换言之，他们更想以儒家思想去影响皇帝的治国方策。他们中很多人是退居后仍在从事传授生徒的事业，他们才是“兴废继绝”的优秀的知识分子。 汉书儒林传为儒生立传常5以成
9、败论英雄，故每以儒者官职为成就标志，如：“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1（P3597） “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1（P3606） “至大官”也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 汉初儒生大多由秦入汉，他们的命运和艰辛的文化传承过程更值得关注。 汉书儒林传记录伏生的经历，由此可以领略一代儒生的品格和追求：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
10、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 ，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 ，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 ，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1（P3603） 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在秦禁书焚书时，伏生以“壁”藏书，以生命去保留文脉；第二，他身为秦博士，却坚持以国家文化存留为重，取其大义，而敢于担当；第三，求其佚书，教授于齐鲁之间，以实现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保存 1；第四，年九十余，于己已无所求，仍然把所知传授给太常之掌故者。如果
11、知识分子不再关注知识本身，而去用官位或金6钱来衡量其价值，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在当代立场上，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价值观走出，去关注知识分子独特的历史贡献。 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是和国家政治关联的，比较秦皇的焚书坑儒和武帝设太学、置博士，汉代知识分子终于有了发展的空间。而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就有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别。 经学之争，在今古文之争前，应存在不同经之间的争论， 汉书儒林传云： 王式字翁思，东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
12、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 ”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 ”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
13、，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 ”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 ，主人歌客毋庸归 。今日诸君为7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 ”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逷地。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初，薛广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论石渠，授龚舍。广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传。1（P3610-3611） 其中可寻找到不同门派、
14、不同经说之间互相攻击的线索，王式和江公都是治鲁诗的，但何以让江翁说出“狗曲”这样的粗话，非一般妒嫉能解释前因后果。至少可以看出：同是鲁诗博士，门派也有不同；江公著孝经说 ，又另有拓展，必然引起同行不满，而遭王式等人的妒嫉和攻击，故有江辱王之举。 汉书记载或有倒误。王式能以诗三百五篇教授昌邑王，说明鲁诗篇数与今日传本毛诗篇数相同；能以忠臣孝子和危亡失道阐释诗义，其与毛诗序亦同。 今古文之争是汉代经学史上的重要话题， 汉书儒林传所载孔安国传大致勾勒出这一过程： 孔氏有古文尚书 ，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 ，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
15、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 、 禹贡 、 洪范 、 微子 、 金滕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 。常授虢8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 ，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 、 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1（P3607） 这一段话有如下内涵：第一，孔安国将古文尚书以今文
16、释读之，以迁就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的强势文化形态。第二，孔安国古文尚书得之于孔壁，虽以今文释读，本质上应是古文尚书 ，武帝时古文经不列于学官，故孔安国古文尚书不列于学官为必然，而史载不列于学官乃因偶发事件“遭巫蛊” ，实在令人怀疑。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1（P1969） 刘歆说是“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比起“未立于学官”更为含糊，因为“未及施行”的解释有多种可能。第三，司马迁问学于孔安国， 史记中尧典 、 禹贡 、 洪范 、 微子 、 金滕诸篇， “多古文说” 。也
17、就是说，司马迁所学乃当时非主流的经学。其悲剧结果有其必然性。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云： 悲夫士生之不辰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9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3（P635） 司马迁所信守的理论体系不是主流思想也是其不遇的重要原因。第四，其中传授的左传 、 毛诗皆古文经。第五， “成帝时求其古文者”、 “王莽时诸学皆立” ，古文经立于学官。 要之，汉代经学的活动都是和皇权发生联系的，是强势文化的反映。而经学内部的争论或争斗，或成功或失败，也都是有政治背景的，文化的争辩实质上是政治的较量。 三、汉赋与经学 赋和经学是强势文化的
18、产物。文人写作和帝王发生联系，或有帝王背景。文学活动的背景是社会上层。如班固两都赋序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 、 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4（P2-3） 赋的写作有明确的意图，文人可“献赋” 、 “考赋” ，以应用赋取士制度之需，以应帝王之需。赋家为帝王所用，不为帝王所用便是失意，
19、汉书司马相如传云：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1（P2529） 武帝时又以辞赋见用： 10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 ”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 ，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1（P2533）
20、又枚皋以赋见用， 汉书贾邹枚路传云：“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 ”1（P2366）汉赋的读者是帝王，至少第一个读者是帝王。 汉赋和经学之间的关系，不少成果有所论证。一个基本观点是汉代经学与汉赋关系密切，赵辉较早论述了这一对关系，他认为：“经学对汉赋繁荣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它对汉赋内容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关于汉赋的内容，可以用班固的两句话来概括， 即：抒下情以通讽喻 ， 宣上德以尽忠孝 （两都赋序 ） 。也可以说，这是汉赋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赋要宣扬封建礼义，二是要以帝王为描写中心。因为通讽喻 、 宣上德 、 尽忠孝都是对封建帝王而言，同时又属于封建礼教规范。而它的确立，又是与经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的。 ”“汉赋的讽喻内容，使它赢得了汉代很大一部分儒士的喜爱。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儒士都因为赋有讽喻才喜爱它。在汉儒中间，有不少人喜爱赋，只不过是从它的形式着眼。汉宣帝曾说：今世俗皆以娱悦耳目 （汉书王褒传 ） 。既用以娱悦耳目 ，所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