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当代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主题的流变摘要边疆对汉族作家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时代历史语境之不同，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寄寓着不同主题内涵。在 1950-60年代的边疆叙事中，多写边疆的革命化历史与现实美景及光明未来，隐含的是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新时期之初的边疆人性温情故事，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 1980 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边疆叙事主题，则是寻求边疆文化的异质活力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救赎。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主题不断变迁，表明汉族现代知识分子对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态度，亦透递出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与暧昧。 关键词汉族作家；边疆叙
2、事；民族国家；国民性；精神原乡 在当代文学中，有如此令人瞩目的现象：创作主体是生活在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由于当时社会时代情势或个人兴趣爱好所致，他们或者长期生活于边疆地带，或者短暂偶涉边疆，边疆于他们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他们将笔墨倾注边疆区域，突出表现迥异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风情和生活体验。神秘而遥远的边疆地带（如西北边疆之新疆、西南边疆之西藏、云南，东北边疆之大兴安岭）成为了众多作家创作的表现空间。如 1950-60 年代，周非之于新疆，彭荆风之于云南；1980 年代，王蒙的新疆系列小说、郑万隆的东北边疆小说；1990 年代，红柯的新疆系列小说；新世纪以来范稳、杨志军
3、等人蔚然成2观的“西藏叙事”小说等。在不同的语境下，作家的边疆叙事写作寄寓着不同主题内涵。通过对其叙事主题的考察，我们能清晰地探察到汉族现代知识分子对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态度。在此基础上，我们亦能够尝试对中国人独特的现代性经验的打量，深度触摸到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与暧昧。 一、革命之化：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 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生活在国土内部的所有人及其群体对共和国的认同或忠诚。边疆地区远离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的腹心区域，又多为少数民族聚居。这些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下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没有内地主要民族的强烈。基于边疆地区特殊的现实状况，动员他们对共和
4、国的认同和忠诚，毫无疑问显得急迫，亦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更需要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功能，以团结教育边地各少数民族。 安德森曾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 （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就是说在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互不相识的人之所以能有一种一体感和连带感，正是因为他们想象彼此拥有共同的过去记忆。因此，认同新生的民族国家必须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其道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完全由革命所赋予。这一点经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载体的反复想象和建构，已然在广大内地民众之间达成了一种普遍的精神共契。 相比较而言，边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特殊状况，加之在边疆除
5、阶级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民族之问的矛盾，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在3这些地区的影响，远不及中原内地。为了让边疆与内地在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上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作为基础的文化想象，叙述边疆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共同分享的历史，便成了 50-60 年代小说中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不约而同的选择。 为了撰写这一共同的历史， “边疆叙事”小说通常以共产党领导革命这一意识形态的罗盘对边疆进行重新诊释，对边疆非革命的异质多元的要素进行整合、改写，以实现与内地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殊途同归” ，即“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则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
6、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为此，它们常见的叙述策略，便是强调边疆与内地有着共同的苦难与命运，突出“苦难与解放”的记忆共识，通常叙述边疆少数民族的贫苦大众与内地汉族劳动人民一样遭受着剥削阶级的压迫和苦难，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反动阶级，才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贫苦大众赢得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如周非写新疆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多浪河边 ，维吾尔族农民哈德尔受尽克拉木巴依的残酷剥削压迫，总是想改变命运而不得，后在监狱里遇到了共产党员阿不力孜，走向了推翻走向推翻反动阶级的战场。彭荆风写云南边疆的短篇小说当芦笙响起的时候 ，讲述了拉枯族小伙子扎妥遭受国民党残余部
7、队的迫害，与自己心爱的人娜兰被迫分离，逃进了原始山老林里成了“野人” ，后来在共产党、解放军的帮助下，与娜兰团聚。王玉胡写新疆的阿合买提和帕格牙 ，帕格牙被迫嫁给了青河县有名的大“巴依” ，宁4死不从遭到了地主的毒打和囚禁。后来在阿合买提帮助下，他们出逃，躲进深山，过起了原始人的生活。直到新疆解放，夫妇俩才重获新生活。刘克的古堡上的烽烟中的藏族女奴隶苍姆深受奴隶主的迫害和凌辱，后来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她成了农场工人，并成了帮助解放军消灭叛匪的英雄。不难发现，这种叙事模式几乎是内地革命样板故事白毛女的翻版或稍加变形，无不或显或隐地指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体现内地阶级特色和时代主
8、题，这种与内地革命历史小说亦步亦趋的叙述策略，正是建构基于共同体历史记忆的“通识” ，以此揭示边疆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致性，从而确立整个国家历史记忆的“一体化” 。 当一个胜利的民族国家，通过建构共同的革命历史记忆完成合法性论证之后，迫切需要完成的另一项任务便是寻求所有公民对国家的归属与认同感。要促使民族国家共同体在边疆地区获得广泛的深入的认同，必须向边疆民众传递对现实良好的主观评价及对未来的期待。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边疆由于历史状况、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相较于内地更显贫穷与落后，有不少少数民族直接从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被国家行政权力强行
9、整合进入了新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于是传递对“共同体”的现实评价和未来期待，显得尤为迫切。 为了向边疆民众传递对“共同体”的现实良好评价和未来期待，国家不仅要在实践中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促使边疆与汉族内地达成一种比较均衡的秩序，同时也需要通过文艺作品，在想象中建构边疆的美好5现实与未来，不断为边疆民众描绘一个合理的远景，以便迅速更广泛地在边疆的群众中确立幸福、明朗的新中国形象，增加对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信心。正如安德森所说：“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 ”基于此，广大作家激情荡漾地展示边疆新貌和新生活的蓝图，光明现
10、实和美好未来的边疆形象在边疆叙事中得以模塑成型，使得边疆与内地、国家的命运和目标具有了通约性与呼应性。 首先，许多作品展现“边疆生活无限春光” 。从今昔对比和感恩的角度，在各个层面上展示了时代变革给予边疆的光明现实。这些作品多通过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旧时代与新时代、苦难与幸福、压迫与解放等二元话语，构成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着眼于对伟大历史转变的讴歌和民族大团结的咏唱，凸显出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边疆现实的美好与幸福。曾以南行记书写西南边疆的现代作家艾芜，其南行记续篇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袭用“忆苦思甜”情节结构模式。一写到新社会，总是“阳光晴朗” ， “显得无边的光明” ，一写到旧社会就是“苦海
11、无边” 。恰如作者在序言中表明的，旨在通过“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对比” ，展现新中国“把地狱换成人间的伟大变化” 。彭荆风的卡佤部落的火把讲述了位于西南边疆的卡佤部落，一个昔日满目疮痕、疾病蔓延、民不聊生的瘴疠之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次是表现“工业文明照边疆”如火如荼的画面。一些边疆小说关注和描绘工业文明对边疆的介入和改造，表现工业文明唤醒了沉睡与落后的边疆，给边疆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引导边疆民众想象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光明的现实和未来前6景。最典型的文本，是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 。小说叙写一群来自内地的汉族干部和技术人员，来到尚处于封建农奴制的西藏高原，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修建水坝电站，
12、并建设农场，给西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揭示西藏同伟大祖国一同前进的步伐。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则描写了一批知青来到孔雀坝，从昆明带来了拖拉机和农具，要把孔雀坝建成以咖啡、香料为主的长期作物基地。 总之，无论是对边疆历史的革命化书写，还是通过今昔对比表现边疆生活，突出以工业文明为主调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唤醒沉睡的边疆。50-60 年代小说中边疆叙事，承担的是重构所有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并使之为所有的成员普遍认同；同时为国民预设未来的远景，使国民对新中国充满美好的期待和憧憬，对民族国家“共同体”产生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信心。按照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的理论，边疆民众能在“小说”这种传播媒介中持续地确信
13、这种记忆与期许，这种共同的记忆与期许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边疆地民众亦持续地确信“民族国家共同体”就植根于自己的现实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对这一“共同体”有着不寻常的认同和归属。因此，此时的“边疆叙事” ，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建构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二、明亮的“飞地”：寻求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性温情 新时期之初是一个复杂而庞杂的社会语境，无论伤痕小说的泪海、滔滔的社会控诉，还是反思文学面对历史血污的追问与反省，它们决不是仅仅记忆和思考那畸变的历史与个人的命运。 “文化大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一种以极左为表征的社会文化实践的破产和7一种全新的现代性社会文化设计的启动” 。社会文化的现代
14、性转换，正是新时期之初广大民众极为重要的精神关切，面对心灵的废墟与价值崩塌的现实，人们急切呼唤的是被破坏后的价值理想得以重建。在经历了一场非人、反人的历史浩劫之后，在经历了死亡与戕害人类的魔舞之后，对人的重新发现与重建人的尊严与价值，自然成了价值理想重建的“头号工程” 。因此，人们在深深地体味一种巨大创伤存在的同时，无不渴望人间温情的重返，以此汰除历史血污，进而摆脱屈辱与兽性的记忆重负，从恶梦般的惊悸中走出，重新扬起中国现代性工程之帆。 众所周知，凝聚着美好人性的普通劳动人民，曾给许多落难作家以力量与生命。把普通民众的温情、善良、正直、勇敢等品质表现出来，努力发掘着潜藏于民间生活可能具有的人性
15、品格，以此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从而重建和恢复十年浩劫中被完全破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作家们弥合创伤，祈祷与吁请美好未来的“良方” 。此时，有着边疆生活经历的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凝眸于曾经在浩劫岁月与自己生命厮守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通过拾取散落于边疆僻乡的充满爱、朴素和真生命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呈现边疆之人所秉持着的良善道德与美好人性，展示着远离内地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疆”民间那最自由、最温暖、最纯朴的人性一角。 王蒙的新疆题材小说在伊犁系列极为典型。如虚掩的土屋小院 、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等，叙述了汉族落难者“我”或叫老王，来到伊犁的巴彦岱，与维吾尔人
16、的交往经历，展示了新疆普通农民许多难能可贵的性格品质，他们善良多情重义，宽厚8仁慈，对身处逆境的外来者“我”给予深切的关心和温暖。鲍昌的盲流中的主人公史岱年是“四人帮”暴政下的“逃犯” ，他流浪过大半个新疆，不断得到过好人的帮助，尕豆妹、沙拉木汗都先后爱上了他，曲木三、洪那比亚等也都以各自的善良与真诚喜爱着他。边疆小人物秉持着的良善道德与美好人性，给这个流放者的苦难生活带来着人间温暖。范向东的高原深处的人们叙述了在特定年代，知识青年张青被发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藏东北地区。在他痛苦犹豫被矛盾困扰时，许多人给以鼓励、爱护和帮助，藏族的牧羊姑娘扎西卓玛更给以炽热的爱和帮助，即便是后来张青被关进监狱，卓玛
17、对张青的感情始终如一，没有像在内地那个年月经常发生的反目成仇、划清界限的事情。 这些边疆温情故事，之所以叠现于新时期之初，一方面是真实复现了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同时另一方面承担着为“新时期”国家现代性的政治实践进行社会动员的功能。因为在“文革”中，许多普通的人曾对落难者和受伤者进行过帮助，这表明在文革结束之前，劳动人民就有了先期的历史洞见与自发的道德直觉。如有人所说“呵，人民呵，人民！当你们自己忍受着十年浩劫给你们带来的饥寒、家破人亡的苦难的时刻，你们还想着为革命保护一些五七囚徒 ，一些狗崽子知青 ，千方百计地要给予他们一些生活的温暖和光明”人民用实际行动早已对历史做出了和新时期国家的社会政治实
18、践一致的判决，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昨非而今是，这就使现行的国家社会政治实践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其未来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于是建构感人的普通人的温情形象，尤其是突出表现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化外之地“的边疆凡人温情，能更有9说服力表明了其“化外”的边疆民众有先在的历史洞见，更有力地为维持了社会的全体成员正义不堕的神话，起到了强化民众的团结之效，也宣谕着国家现代性重新出发是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
19、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 三、边缘活力：改造国民性的异质补丁 “改造国民性”是自晚清以来始终萦绕着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清末开始，许多仁人志士都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实践。这一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直到当代仍能听到其响亮的回音。 返顾历史，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一般有以下两种基本路径：一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显示一种本位文化的批判姿态，亦即以西方为标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自身进行一种镜像化认知，在检讨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注重主张国家民族意识和个人本位意识的塑造。如严复首先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 ，梁启超提
20、出的“新民”学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致力于思想启蒙与文化变革的先驱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继承了在晚清启蒙主义思潮中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武器，呼唤“人”的现代化。二是弘扬汉儒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独特价值，去治疗国民劣根性的沉病。这种路向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先是以清末民初的章太10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号召“以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 ；五四前后的杜亚泉、钱智修、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吴宓、梅光迪代表的“学衡派”都注重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之种种弊端，以此证明学习西方文化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到了三四十年
21、代，特别是在民族复兴的抗战时期，张君劢、熊十力，钱穆、梁漱溟、冯友兰等人作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派，这种路向总体特征是宣扬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契合于时代的元气、灵魂与生命。这一固守民族血脉，内化西方文化来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可用促“老树发新芽”来概括。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开放与变革的日渐深入，现代化的鼓点深刻地撞击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生活秩序和传统习惯。面对绚丽彩虹似的欧风美雨，人们普遍有一种深重的迟到感和失落感，在茫然失措与瞠目结舌的同时，迫切需要重新认识民族力量，重新挖掘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内涵，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从而抵挡狂扫一切的外来文化，确立建设现代化的支撑点。而在一些作家看来，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内涵却存在于规范外的文化，如韩少功所说：“象楚辞的风采，现在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象旧时极典雅的咸服和极通行的净办 （安静意）等古语词”虽都属于“不规范”文化之列，但却都“像巨大无比、暖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 ”与此相同，李杭育也说：“与汉民族这个规范比较，我国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富于浪漫的想象，从经济形态到风俗、心理，整个文化的背景跟大自然高度和谐，那么纯净而又斑斓，直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