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竞争力.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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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道德竞争力摘要在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当前国际竞争重点的时代大变局中,道德是个人、组织、城市乃至国家的竞争力的内在构成部分。因此,着力提升道德软实力成为主体在竞争社会中立足的必然选择。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企业的基本属性,也是协调企业行为及有机整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各要素的基本价值元素。与其他竞争力相比,作为文化软实力、价值驱动力、精神支撑力的道德竞争力,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渗透融合于企业竞争力之中,具有自己的特征、结构和功能。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范式,道德竞争力是深化拓展道德的经济价值、经济的道德内涵以及竞争力的道德维度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经济伦理学的立论基础具有“强本固基”的重

2、要学术意义,同时对推动经济伦理实践的拓展与深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企业道德竞争力 时代语境合 法性 概念 特质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035-07 在今天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激烈竞争时代,要想在形形色色的白热化竞争中突破重围、取得优势并保持领跑地位,恐怕积极参与竞争并提升竞争力是必然选择、必由之路。的确, “竞争” 、 “竞争力”已然成为当今时代不容忽视的强势话语和关键词。它们既是困扰个人、组织、企业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2一定意义上,竞争决定了竞争者的存在境况以及生死沉浮的命运。在文

3、化软实力竞争凸显为时代的显性逻辑、主导逻辑的情势下,楔人道德视角来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确乎成为需要给力开掘的一个重要理论层面和学术生长点。 一、企业道德竞争力的出场语境 通过建构概念范式把握现实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否则,人们无以恰当言说。但是建构概念范式不能从心所欲。根据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知识、概念绝非凭空杜撰,绝非独往独来、自生自灭,而是由社会历史中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互动的结果。因之,我们若不顾及现实境况,凭空臆造出“概念” 、 “名词” ,终会因为缺乏社会历史的真实内容而使之失却生命力、影响力,尽管它们或许曾经掀起了某种“修辞学革命” ,喧嚣一时;反之,敏锐地把握并真实反映社会

4、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概念,必然会对准确阅读、引领现实发挥某些积极的功能。反顾企业道德竞争力(moral competitiveness) ,它绝非毫无现实根据地横空出世,其出场语境是当今时代的几大趋向。 1 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时代大变局中,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重点,企业在其中扮演着日益凸显的重要角色要求企业提升自身的文化(道德)竞争力。在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成为国际竞争的基本背景的基础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趋势、新动向:日益呈现出经济的“文化化” 、 “人性化” 、“道德化”以及文化、道德的经济化,即所谓经济与文化、道德、科技的一体化趋势。尽管

5、硬实力依然重要,但硬实力竞争的焦点却集中在软3实力上。在国际竞争的重点已经越来越走向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情势下,重视组织层面的文化软实力之挺升确实十分重要。如果在软实力的较量中输入一筹,必将在整个实力的大比拼中处境被动、受制于人。 道德作为主体存在及其行为的合法性根据,是组织存在在的根据乃至是其实力和影响力产生和发挥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对国家层面的组织来说亦复如此。诚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认为的:“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 ”因为“软实力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的影响力,是一种国家价值的认同力,也是一种道德感召力” 。没有道德“润滑剂”来“润滑”

6、世界,整个组织世界的人际摩擦就会频繁发生,运行费用就会居高不下,组织和谐就是一句空话。进一步说,由于企业和公司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因而国家间的综合国力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企业和公司的素质、发展层级和水平,而国家之间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企业和公司的软实力(道德力)的较量上。因是之故,道德软实力的发展提升绝不仅仅是完善个人德性、实现自我完善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竞争中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势的必然要求。 2 在如今企业不道德经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且饱受非议的情势下,注重道德软实力提升、转换为道德经营模式、打造道德竞争力成为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众所周知,道德作为

7、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规范系统,提供了主体存在及其行为之应然性的价值根据,适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和行为。因此,唯有道德才能恰当地说明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企4业行为的价值根据,构筑企业竞争力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皈依。可是,在一些人看来, “商场如战场” , “无情竞争” , “人对人是狼” ,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因此,唯仃呼唤”狼性回归” 、 “认钱不认人” 、 “以邻为壑、尔虞我诈、不择手段” ,我们才能在商海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并做强做大。这种恶性竞争的思维范式在“资本万能” 、 “技术至上”及“投机主义”等狭隘价值观的怂恿和影响下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以致

8、如今道德理念仍在一些企业特别是国内企业的经营理念中缺席、管理中缺位、行为中缺失,不义而取的无德经营、无序竞争在某些领域有弥漫拓展之势。 由此,见利忘义、不道德经营的社会现象在历史上一度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似乎并不奇怪。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人们对民生幸福的追求日益迫切、日渐升级,不道德经营的社会现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且饱受非议。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期待企业在经济目标实现的同时注意社会目标、道德目标的实现。由此。社会的期待以及相应的历史趋势构成企业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外部生态。事实上,企业与外部生态是辩证互动的关系,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如果企业不打算自绝于人类文明的大道,故步自封、闭门造车

9、、自我陶醉,恐怕只有注重道德软实力提升、转换经营模式并打造道德竞争力,才能实现基业常青的经营理想。不言而喻,道德经营对于企业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在经济竞争中道德作为“软实力”并非“软弱无力” 、可有可无,市场经济并非无需道德的力量也能运转自如。如今, “道德的回归”和“经济的人性化”趋势已然成为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5提倡企业道德并不只是在于可以防范道德风险和控制损失,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作为“企业公民” , “必须符合社会的期望,即在财务和道德两方面都表现优异” 。 3 在组织伦理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的语境中,企业竞争力研究中道德维度的缺失成

10、为学界研究的“通病” ,聚焦道德竞争力由此成为深化拓展当前研究的基本走势。从国内外研究动向看,在伦理学中道德研究和发展的重心或主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悄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个体道德研究日益转向组织道德研究。个中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并非必然是“道德的”实体(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实体” ,而尼布尔揭示了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之间的悖谬性) ,作为一种人为的实体,需要找寻和建构自身的“为人”的价值根据或者合法性依托;另一方面是个体道德研究如果离开组织伦理实际上理论空间也大为受制,甚至无法说清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作为在组织中具有宰制性、普泛性影响的企业,由于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其存在与本质、实然与应然

11、之间也必然存在紧张与断裂,其伦理问题显然也是组织伦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焦点问题。 具体说来,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源于 1990 年由帕拉哈德和哈默发表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文。作为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知识事件,它引爆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中的竞争力研究,并使之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然而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道德因素要么被置于被人遗忘的角落,要么处于蔽而不明的隐性状态,而没有被纳入应有的考量之中。一般来说,即便是道德维度的竞争力研究,大多也只是将研究触角伸向竞争的伦理问题或者竞争力的文化层面,重在“析德维度”而缺乏从6“用德维度”来正面研究企业道德竞争力问题。研究企业道德竞争力问题需要范式转换:一是从“

12、析德” 、 “识德”的研究范式转为“用德”的研究范式,即不重在竞争的伦理问题而是重在如何用德、道德竞争;一是由一般性研究企业伦理问题转为聚焦企业道德竞争力问题,即由泛泛而谈、 “铺开摊子”的方式研究企业伦理问题转为“归核化”的聚焦方式进行企业道德竞争力研究。唯此,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范式的企业道德竞争力的应有意涵才能自然呈现出来。可见,如何深化和解蔽竞争力研究,重构健全平衡的竞争哲学,从而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道德维度与伦理考量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理论质点。不难看出,关注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的道德维度是深化当前研究迫在眉睫的时代课题,也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二、企业

13、道德竞争力的合法性诠释 道德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重要的内生变量,道德竞争力的提出是时代需要和学界研究的共同趋向,但是让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道德维度研究由边缘走向核心,尚需从学理上阐明企业道德竞争力究竟何以可能。下面,我们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来阐释并证成企业道德竞争力究竟何以可能,即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 1 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因素与道德因素在本体论意义上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经济“非道德性神话”是一种把经济与道德人为分割的机械论、二元论、孤立论,也是一种畸形扭曲的形而上学的经济学思维方式。需知,在斯密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式微之后,代之而起的代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旨趣在于,推重实证经济学而贬低

14、规范经济学,7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的人性规定,迷恋所谓纯粹数模的建构和量化的分析。由此,经济学与伦理学两者之间相互疏离、相互流放,以至于到了无法沟通、不可公度的程度,道德维度和伦理考量被当作“奢侈品”几乎难以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由此,经济在本体上被当作冰冷、孤立、抽象、 “纯然”的物质存在、 “自组织系统” ,经济活动被理解为“只有冷冷的钱在流动”的机械活动,与人的精神价值活动绝无关联。然而,事实上,经济说到底必然蕴含着“道德基因” ,具有人文精神和“道德体温” 。 一方面,经济领域是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真正完善意义上的经济领域或经济行为不可能没有人文、道德意蕴,经济与人文、道德在

15、本真的意义上从来都无法截然二分(差别仅在于人文、道德的程度和层次不同而已) ,除非在主观思维领域,缺失人文、道德内涵的经济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人本经济、道德经济。按照布兰妮的观点,经济领域是“嵌入”社会生活之中的。因此,经济的普遍的特殊性即使再特殊也不至于没有普遍性,即没有脱离社会共性的纯粹的经济个性。从根本上说,经济行为毕竟是人的行为活动,是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进行的行为,如果没有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道德理性的整合、引领、驱动,是无法想象的。 经济领域的本性决定了我们分析经济的基本方法论理路:不可能“定量优先” ,不可能价值无涉。丹尼尔?贝尔写道:“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

16、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的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学与道德的联系,或宣称财富创造的小身即是目的。相反,他们都把物质8生产看作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 ”如果离开了道德维度来审视经济行为,而仅仅运用抽象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数量分析工具,最多只能获得经济行为之本质的“皮相” 。个中原因在于,离开价值判断的“纯粹”数量分析几乎连社会经济问题和主体经济行为的事实问题都不能清楚说明,更遑论其价值研判与评价问题。黑格尔曾深刻地批判道:“为了寻求严密彻底的科学知识计,我们必须指出,象经常出现的那种仅在量的规定里寻求事物的一切区别和一切性质的办法,乃是一个最有害的成见如果我们以求得这类较多或较少的量的知

17、识为满足,不进而掌握它们特有的规定性,这里首先是质的规定性,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对象和其区别所在的了解,也就异常之少。 ”显然,黑格尔的上述思想不仅对于研究经济现象,而且对于研究社会历史现象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在诸如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只将数量分析当作“确定性的真理”本身只能使研究堕入迷雾中,只能使得解蔽经济真相的可能变为“不可能之可能性” 。 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终极目的和运作过程都与道德存在密切关联,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 。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发财致富的学问,而经济活动就是为了发财致富、增加财富。因为这种论点影响巨大而深远,经济伦理学研究需要严阵以待。一如美国经

18、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所认为的:“经济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渗透和支配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只有经济上可以量化并产生利润的东西才是值得考量的。 ”经济学的研究旨趣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经济活动解读的基本路向。人学视阈中的经济不可能与价值无涉。 换言之,在经济活动中,9“为谁生产” 、 “生产什么” 、 “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这些基本的问题,不仅关涉“工程学”和“数量问题” ,更关涉道德理念和价值判断等问题。对此,经济学领域(诸如效用理论等)的思想资源的解释力是有限的,伦理学视阈的解释力或许更为根本,因而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和价值上的宰制性。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明确地

19、认为:“事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 ,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现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 ”由此可见,迷醉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基本要求大异其趣,唯有以价值理性来引领、范导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非反之,建构健全的经济活动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道德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价值灵魂,以道德软实力为精神内核的新型经济形态才是当今时代追求的方向。 2 从中观层面来看,企业具有经济道德人的本质,不同于纯粹自利性的经济人或利他性的道德人。在当今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竞争的核心是经济竞争,而经

20、济竞争主要看企业及其产品(服务)质量。同样,产品(服务)质量离不开其中的“道德含量” 、 “道德成色” 。企业之所以需要生产人性化、道德化产品,外在地说是由于社会的需要和竞争的压力。但内在地讲是由企业的道德本质所决定的。遗憾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宝典中的诸如古典企业理论、委托一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合约理论和专业化一协作理论等理论,都意在打开企业本质的“黑匣子” ,尽管其中不乏睿智洞识,可伦理视阈10的匮缺是大多理论的通病。 在伦理学视阈中,我们不能否认,追求经济利益是任何市场主体包括企业的基本目的,但并非唯一的或最高的目的。以和谐共存、公平有序为特质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讲求道德

21、竞争的道德化的企业。这种企业在本性上是经济道德人。也就是说,作为经济人,企业的行为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作为道德人,企业的行为目标又需要符合基本的道德诉求。换言之,企业既不是纯粹的利己主义的经济人,也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的道德人。两种人性假设都各执一词,具有“深刻的片面性” 。美国著名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研究中对“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做了必要的区分。他认为, “经济人”可称为“低度社会化人” 。由于“低度社会化人”的原子化单质化,无视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以及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因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个人行为选择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 质言之,经济人假设、道德人假设都只是对现实的人的某种抽象,而非生活的真实。两种悬设显然与企业的本真面目不相吻合、难以对接。只有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交集”才符合市场经济中企业目的的本真(尽管微观层面企业的组织管理并非要求任何行为都是互利主义) 。实际上,一般说来,人性和人的动机都具有复合性、多维性。早在 19 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曾深刻地写道:“人的一生中也许没有一个行为除了单纯的财富欲意外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其他冲动的影响。 ”可见,个人的自利动机并非唯一不变的、普遍存在的动机。或者说,将经济动机作为人的唯一动机不仅没有提升人性,相反降低了人格。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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