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明清时期贵州诗歌总集材料来源考略关键词：明清文学；贵州诗歌总集；动态来源；静态来源；别集；总集；方志 摘要：诗人、诗作是出现在诗歌总集中的实质性内容，因此诗集文本的材料来源就显得格外重要。对明清贵州诗歌总集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动态来源是静态来源的途径和方式，静态来源是动态来源的最终目标和指向；别集、总集和方志是编纂活动中的三大重要材料来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3）06-0079-06 在地方诗歌总集编纂中，传统意义上的材料来源不外乎别集、总集和方志等纸质、静态的文献资料。毫无疑问，它们对于编者来说是最具实用性和参考价值的书籍1 。但
2、事实上，除亲自采选这种直接的方式外，文本到达编者手中势必要借助一定的媒介。这种沟通编者和文本的媒介便是动态来源，之所以将其称为动态来源，在于它强调的是过程，且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动态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资料的提供者、传递者，二是编者与提供者、传递者之间产生联系并借以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和方式，如交游、投赠和征集等。 一般情况下，静态来源是简单而清晰的，相反地，动态来源则是隐蔽的、变化的，因与人事相勾连而表现得极端复杂。但有时正是动态来源这一因素主导着诗歌总集编纂活动。 黔风演的编者傅汝怀就曾现身2说法，称： 先君子选辑黔风时，求其集，无肯出者，仅得七律诗二章入集 ，而字号、宦迹亦
3、未及详。今怀辑黔风演 ，适与先生族孙幼明遇，交相得也，间为予言“姻戚某藏先生手迹为多” ，因促往求之。匝岁三四返，乃得诗稿二册：曰学钓集 、曰璞岩集 ，诗约千首，皆先生手录者也。真璞淡远，深得韦、柳之三昧，乃登其尤者七十余篇。 这段文字记叙了傅汝怀的一次亲身经历，围绕访求潘珍诗集展开。之前，傅玉书编辑黔风录时，并未曾得见潘珍诗集，于是只选录了他的二首七律，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也不甚详细。正在编辑黔风演的傅汝怀获得了潘珍撰学钓集和璞岩集二书，从而得以对潘珍其人、其诗进行全方位的增补。原来，潘珍擅长书法，与云南?峨人周于礼齐名。在世之时，作品即被宝如球璧；卒后，遗迹更为亲友所重，人们争相觅求收藏。潘
4、珍诗集皆其亲手缮写，存者担心遭到掠夺，所以不肯轻易示人。因此，为傅汝怀引出潘珍诗集的“潘幼明”这一人物就显得十分关键。潘幼明，即潘元炜，潘?子，潘珍族孙，辑有潘氏八世诗集 。傅汝怀与潘元炜相遇而交好，于是潘元炜为其提供了潘珍诗集的线索，应其请求又于亲戚某处求得潘珍的学钓集和璞岩集手稿。在这次访书事件中，潘元炜与亲戚某以诗集传递者和提供者的身份介入，充当了连接编者傅汝怀与潘珍诗集的桥梁和纽带，对傅汝怀辑黔风演中的潘珍诗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动态来源对静态来源起着制约和促进的双重作用。 关于文本的具体收集模式，即选家获取诗歌作品的渠道和途径，主3要有编者发起的征集活动和好事之士的主动投赠两
5、种。但通常情况下，前者与后者之间又存在着因果关系， “选家例有征启，先期传布，广集邮筒，然后从事丹黄”。征诗活动又主要有致信问询和发布征启两种，他们都是编者在自主搜罗不力的情况下采取的有效措施。致信问询针对性强，却往往依托亲朋好友、新知故交，范围有限，效果不佳。相较而言，发布征启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加巨大，以此收集的作品一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保证。 征启是一种较为正式的文体，类似于今天的征稿启事，主要论述编辑此选的缘由、标准，间有对当时文坛作家的议论和文学思想的阐发，以引起众人的关注和共鸣。在交通和信息手段都不发达的时期，征启曾为诗歌总集编纂提供了不少帮助。傅玉书曾说： 今年主正习讲，欲蒇向时搜
6、辑黔风之志，走札遍征，至者卒鲜，虽所获百数十家，大抵残编旧帙及士友传诵之作耳。 为避免咨询未遍、搜罗不周带来的遗漏和缺失，傅玉书又发采访黔风启一文告示乡人。不仅如此，他还曾将征诗启交付学政钱学彬，嘱托他于巡考时出示贵州各地人士。钱学彬曾对之后的情形进行描述，说： 有遗集者，其子孙及乡里后学亦乐出所藏邮之省中，次第入选，于是又得百余人。多者数百篇，少亦数十首，裁择详慎，十存三四，为前明诗如干卷，本朝诗如干卷。 可见，傅玉书的征诗活动最终得到了积极响应，且成效显著。 然而，征启只是总集编纂过程中的产物，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完4成特定的历史使命之后便灰飞烟灭了。从现存明清时期贵州诗歌总集来看，除傅玉
7、书辑黔风录外，随集附录征启的仅有二书：一是周夔等撰所至录 ，该书郎岱录卷首有杨琼枝撰征诗启 ；二是傅汝霖辑缕冰诗集 ，该书卷首有饶锦洲、熊黼章、彭拔才等撰征诗启 。 在总集编纂活动中，静态来源始终作为主线存在，而与此相对的动态来源只是贯穿其中的一条辅线。综合考察明清时期的贵州诗歌总集编纂活动，可以发现其静态文本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别集 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诗歌总集的编者首先要对诗史以及诗人创作进行全面了解和把握。在诗歌总集编纂之初，编者总是力求多渠道、多方面收集各种材料。而这一工作又往往落实在别集上，这是由别集的大量产生和广泛传播决定的，也与别集自身具有的某些特性，如存储量大、内容集
8、中、类型丰富，且能代表诗人的个体风格和创作成就有关。 从汉代到清代，贵州共计出现过近千部诗歌别集，数量如此庞大的别集对于总集编纂的作用可想而知。就大型综合类诗歌总集而言，其地位和影响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所收作家、作品挂钩。因此，价值已经得到公认的别集通常是总集不可或缺的，同时编者的诗歌收集活动也经常从它们入手。如谢三秀撰雪鸿堂集 、杨文骢撰洵美堂集 、吴中蕃撰敝帚集 、周起渭撰桐野诗集 、田榕撰碧山堂集 、潘淳撰橡林诗集 ，等等。这些别集代表着诗人诗歌创作的最高峰，也成为了明清两代贵州诗坛的闪光点，一直以来都是贵州诗歌总集编者极力搜讨的对象，至于最终获取与否，则另当别论。 其实，由于各种历史和现
9、5实原因，包括别集在内的贵州文献资料散佚严重，名家大作也未能幸免于难，大量总集编者所见别集都是经过后人加工整理的二手材料。如黔诗纪略中的四卷孙应鳌诗均来源于学孔精舍诗稿 ，此书为麻哈州人艾嗣宗据其祖艾茂所录孙应鳌诗抄寄莫友芝之本；其中的两卷越其杰诗又出自越其杰故友子吴中蕃选屡非草选十卷，此书未及刊行，仅存副本。又如潘润民撰味淡轩诗集在明末水西土目安邦彦之乱中遭毁，后其子潘驯凭借记忆重新抄录，又整合潘润民乱后之作，共得诗九十余首，莫友芝于是将其中的七十首收入黔诗纪略 。 在贵州文坛中，一人有多部别集传世的诗家不在少数。面对这种情况，编者都会对各个别集的价值和作用进行甄别，然后按需选取。堪称“善本
10、”的别集自然是编者梦寐以求的绝好资源，理所当然成为总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些“善本”确实无法获取时，其他别集就势必要变成“替代品”了。如，因未曾得见谢三秀撰雪鸿堂集 ，傅玉书辑黔风录时根据的就是谢三秀的另一部诗歌别集远条堂集 。傅玉书曾说： 选黔诗已，复得远条堂草二卷于豫章杜藕庄所，凡百余篇，皆卓然可传者，既具录之，益以不得见雪鸿全集为恨。 远条堂集的成就也许比不上雪鸿堂集 ，但它还是具有自身价值的。莫友芝就曾指出： 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遵义郑子尹郑珍教谕乃于贵阳傅雨亭傅天泽孝廉许得先生谢三秀远条堂稿二卷，留余影山，盖即傅竹庄傅玉书大令据录入黔风之本。虽于全集千余首仅当什一，6而万
11、历己酉三十七年，1609前后间数年作，尚首尾粗具。 因此，莫友芝自己编辑的黔诗纪略也采取了这一折中之法，在选录谢三秀诗歌时同样以远条堂集为底本。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部总集、任何一位编者来说，别集的收集工作都绝非易事。在为郑珍辑播雅作序时，莫友芝曾自述： 向者， （友芝）尝欲略取贵州自明以来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于遵义尤措意李卓庵（先立） 、罗鹿游（兆?） 、李知山（专） 、李冀一（晋）四先生。最先得知山白云集于尹文学良稷，为其先世师知山没后掇录本，中间遗阙尚十余年，零章逸句时别拾诸他?。卓庵笔峰诗文钞 ，数以访其裔孙，数枝梧不肯出，可见才年谱、郡乘所及数十篇；鹿游诗得赵明经商龄持示一册，仅明日悔
12、 、 覆瓿 、 北上 、 问石等小集；冀一伴铎吟 、 萃奇堂两草近乃先后得之赵文学旭，并止数岁之笔。闻鹿游集之全在其后人者，竟?散于不解事人，至今不能释然。夫诸老最著者，而（友芝）搜求己难如此，而吾子尹郑珍二十余年不遗余力以成此编也可知矣。 这段话强调的是播雅编者郑珍的苦心孤诣，而莫友芝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但在编纂诗歌总集之时，编者都会不约而同地以诗人别集作为突破口。由此可见诗歌别集在诗歌总集编纂中的重大意义。 通常情况下，特殊事物更能说明问题。凡是丛刻类诗歌总集及总集内部各家作品能够单独成卷并有专名，特别是卷数又自为起讫者，其中各家作品都可以视为别集。因而，在贵州诗歌总集中
13、，如戴粟珍和史胜7书撰黔中二子诗 ，周鹤辑黔南六家诗选 ，潘元炳和潘元炜辑潘氏八世诗集 ，张世准和倪应复撰桑歌?蚕歌?克斋诗草?播州诗草 ，黎庶昌辑黎氏家集 、 黎氏三家诗词 ，路璋和路璜辑蒲编堂诗存 ，路承熙辑毕节路氏三代诗钞等都是经过统一刻印、装帧和命名的若干别集的组合。这是从形制上来看的，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这些总集与诸家别集在内容上联系密切。如周鹤辑黔南六家诗选 ，专选杨文照、袁思?、颜嗣徽、钱衡、洪杰、陶?六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均来源于海禅集 、 双印斋集 、 望眉草堂集 、 芋岩集 、 杏花春雨楼集 、 眠云草堂集等各家别集。 除此之外，有的丛刻类诗歌总集则完全是单个别集
14、的合刻本，如潘元炳和潘元炜辑潘氏八世诗集 ，张世准和倪应复撰桑歌?蚕歌?克斋诗草?播州诗草 ，黎庶昌辑黎氏家集 、 黎氏三家诗词等。它们即为“诗歌别集是总集第一位的材料来源”这一命题的充分、必要说明。 除贵州本土文人的别集外，外地人士的别集也保存着诸多贵州诗人诗作，尤其是入黔客籍文人的别集，同样成为明清时期贵州诗歌总集的材料来源。如江东之撰瑞阳阿集 ，该集附有贵州本土和客籍文人的送行、寄怀、哀挽等诗。莫友芝等辑黔诗纪略时选录了其中的陈治安、白采、许一德、许崇德、杨秉钺、刘学易、薛彦卿、曹维藩、李时华、金待取、邱禾实、黄桂华、陈九功、王尊德、张慎言十五位事迹可考者。诗歌别集是总集第一位的材料来源
15、。原因有二：从个体方面来看，诗歌别集是诗人长期创作成果的结晶，最能代表其思想认识和艺术手法；8从整体方面来看，贵州诗歌别集的数量颇为宏富，流传范围也较为广泛，对于总集编者而言具有极大的适用性。 二、总集 随着全国诗歌总集编纂活动的蓬勃兴起，人们开始对其价值、意义有了较高认识和了解。诗歌总集不仅提供着阅读和创作上的指导，也成为后世诗集编纂活动的重要材料来源。在数量上，贵州诗人中有诗歌别集流传于世的远远少于见存于各种诗歌总集中的。因此，产生于之前和同一时期的诗歌总集对于后人的编纂活动而言就显得尤为珍贵。 产生于清嘉庆之前的贵州诗歌总集屈指可数，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在贵州文学史上，
16、 “潘氏家集”算是特例。它是一部不断发展着的总集，从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再到道光年间；从三世到七世，再到八世。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大量总集都曾受其沾溉。嘉庆年间傅玉书辑黔风录和道光年间傅汝怀辑黔风演就与“潘氏家集”有着不解之缘。在黔风录 、 黔风演的编纂过程中，傅玉书和其子傅汝怀都曾得见潘氏七世诗集 ，并三番两次地对此事进行了记述。傅玉书曾说： 潘生潘?则裒然载其先七世之集以来，于是又得读士雅潘驯先生瘦竹亭集 ，暨巨川潘以溶高祖武定守亦韵潘德征先生玉树亭集 ，而以叔曾祖孝廉无闷潘快先生留余堂诗附焉，继此则巨川祖潘文?翠屏寄客稿 ，其父白东潘晓断续亭稿 ，其兄静川潘以澄宁愚堂稿及巨川思敬堂稿 。顾
17、其诗甚富，不能尽录，录尤者十二三，乃什袭而归之。 潘?，字云表，黔西人，贡生潘以溶9子。嘉庆诸生，著有艺兰轩集 。在黔风录开编之时，潘?奉潘以溶之命前来投赠了保存着七世诗人诗作的家集，这让因诗歌收集工作一筹莫展的傅玉书欣喜不已，立即将该书出示傅汝怀。其后，傅汝怀与同样寓居贵阳的潘?子潘元勋、潘元熙、潘元炜相遇，受潘氏兄弟的委托对潘氏八世诗集进行了重校，又将部分诗歌作品选入自己正在编纂的黔风演一书。 通代类诗歌总集可能同时对几部断代诗歌总集产生影响。与潘元炳、潘元炜辑潘氏八世诗集性质相同，且成书较早的贵州诗歌总集还有艾盛春等辑艾氏家集 。陈田曾说： 余素喜搜罗古本逸编，远及东瀛，乡先达著述尤所注
18、意。潘、艾两氏集早归余插架，莫?亭莫友芝先生黔诗纪略 、家四兄崧山陈田黔诗纪略后编 ，潘、艾两氏诗文事迹皆由余?本录出。 这里提到的“潘、艾两氏集”指的就是潘氏八世诗集和艾氏家集 ，因为同属明清通代类诗歌总集，所以二书成为了专收明诗的黔诗纪略和专收清诗的黔诗纪略后编两部断代诗歌总集的材料来源。在总集编纂过程中，刻意寻求往往收效甚微，相反地，意外收获却更有价值，尤其是得到一部未为人知却内容丰富、容量可观的总集，常常会使编纂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莫友芝等辑黔诗纪略和陈田等辑黔诗纪略后编的编纂时间长、收罗范围广，对其进行辑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黔诗纪略补的编者陈田曾坦言： 至今几三十年，仅获专
19、集一人。掇拾总集、说部、杂志者，补七人。10纪略中有诗而事未详、诗未备者，补十人。 因材料来源路径狭窄，陈田能采集到的诗歌也非常有限，但随后两部总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陈田曾记述道： 辛亥宣统三年，1911夏，余辑补明代黔诗，将次刊竣。铜仁徐尚之参事，出其先世十二代诗集，并其远祖?徐?所辑黔诗萃三十卷。余得之狂喜，亟录其溢出莫氏莫友芝纪略之外者十九人、莫氏有诗而未备者十五人，又参以余向所搜采者三人，黔中诗家可谓备矣。 对陈田辑黔诗纪略补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来源于徐?辑全黔诗萃的诗人共 59 位，占该集所收诗人的半数以上；来源于佚名辑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的诗人共 15 位，占该集所收诗人的 1
20、5%。结合以上材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选源的贵州诗歌总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明清时期贵州诗歌总集内部形成了链条般的继承关系。如前所述潘元炳、潘元炜辑潘氏八世诗集之于后出的傅玉书辑黔风录 、傅汝怀辑黔风演 ；黔风录之于郑珍辑播雅 ；黔风录 、 黔风演 、 潘氏八世诗集 、艾盛春等辑艾氏家集 、 播雅 、胡长新和黎兆勋辑上里诗系 、徐?辑全黔诗萃 、佚名辑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之于“黔诗纪略”系列；“黔诗纪略”系列、 播雅之于赵旭和赵彝凭辑桐梓耆旧诗 、宦应清辑屏凤山庄箕裘集 ，等等。这种优良的继承关系使贵州诗歌总集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但内部的自给自足只是相对的，如播雅 、 “黔诗纪略”系列这些以博采众收见长的诗歌总集，不仅选取之前和同时产生的明清贵州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