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契嵩非韩的文学意义关键词： 契嵩；非韩；文学 摘要： 当北宋“尊韩排佛”浪潮被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古文创作群体推至巅峰之时，契嵩选择了以古文“非韩护法”策略，代表了当时韩愈批判的最强音。契嵩对韩愈的批判是全面的，其中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否定韩文的传道功能、把韩愈定位为“文词人” ，批评韩文构思怪诞、思理不周、语言随意等弊病，这些批评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其背后隐藏着援儒护佛的真实动机。契嵩“非韩”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不仅对他本人的古文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更开启了稍后理学家“重道轻文”文学批评的先河，从而使他成为理学文论的先驱者。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 10012435（2014）01002108 契嵩（1007-1072） ，北宋云门宗僧，藤州镡津（广西藤县）人，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7 岁出家，13 岁剃度。契嵩学识渊博，遍通内外典籍。当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古文创作群体秉承韩愈传统，对立儒学与佛教，不遗余力地以古文为武器打击佛教。嵩契针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辟佛言论，撰写大量反驳文章，并多次游走京师将其论著呈献给仁宗皇帝及王公贵臣。仁宗甚为嘉赏，嘱传法院将这些著作编入大藏经，并赐契嵩“明教大师”称号。契嵩示寂 30 余年后，门人怀悟禅师收其著作辑成镡津文集 。这是研究宋代儒佛关系的重要史料，对研究唐2宋古文运动亦有意义。 镡津文集共
3、22 卷，其中第 17-19 卷为非韩 。 非韩由 30篇文章和一篇简短的叙组成，共 3 万字。在非韩中，契嵩对韩愈的辟佛言论及伦理观、道统说、心性论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集中批判。除非韩外，契嵩的其他文章也涉及对韩愈的批评问题，如劝书 品论 纪复古 书文中子传后 与章表民秘书书等。目前有关契嵩“非韩”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儒释关系论、道统说、心性论等哲学、宗 *收稿日期： 201306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3YJA751065） 作者简介： 张勇（1970-） ，男，安徽濉溪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佛学与中国诗学。 引用格式： 张勇. 契嵩非韩的文学意义J.安徽师范大学学
4、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1）：021-028. 契嵩：镡津文集 ， 四部丛刊三编集部，上海书店，1986 年。本文所引契嵩文章及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 、怀悟镡津文集序、原旭宋明教大师潭津集重刊疏 、惠洪礼嵩禅师塔诗 、守端吊明教嵩禅师诗凡一百韵并引等序赞诗题，均出自该书，以下只注篇名。教问题，钱穆读契嵩镡津集 ，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卷五）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陈斐：契嵩“非韩”与宋代的儒释互动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郭畑：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 ， 船山学刊2011 年第 4 期。而对其文学意义的揭示尚显不足，本3文意欲在此方面做些尝试，以求教
5、于方家。 一、尊韩浪潮中的异样声音 中唐，韩愈为打击佛老复兴儒学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韩愈被其追随者们尊为“圣人之徒”1756，其文也被尊为“韩文” 。24204 至晚唐五代，尊韩热潮逐渐冷却， 旧唐书韩愈传所谓“于道未弘” “为文纰缪” ，可谓是官方给韩愈的盖棺定论。此时，虽然也偶有尊韩之声，如皮日休的请韩愈配飨太学 ，但毕竟十分微弱。 韩愈真正走出寂寞是在北宋。362 首先打开局面的是柳开（947-1000） 。他十分喜爱韩文，竟达“七年日夜不离于手”的地步，甚至认为韩愈“过于孟子与杨子云远” 。4卷 11昌黎集后序其后，孙复（992-1057） 、石介（1005-
6、1045）等人进一步推动尊韩思潮。孙复在上孔给事书中把韩愈视为孔子之道的正统继承者，与孟子、荀子、扬雄、王通并称为“五贤” 。5167 生性狂放的石介更把韩愈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他在是非辨中把韩愈视为自古以来能为天下“定是非”的五人之一，其余四人是尧、舜、孔子与孟轲。668 石介还专写尊韩一文，谓“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既同意孙复的“五贤”之说，又把韩愈视为“贤人之卓” 。679 把北宋尊韩思潮推至顶峰者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 ，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
7、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4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7536 欧阳修与尹师鲁等人相约而致力于古文的写作，亲自校定、补缀昌黎集 ，使“韩文遂行于世” 。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学韩之风盛行，甚至达到“非韩不学”的程度。如果说孙复、石介尊韩是以“道”为中心，那么欧阳修则更偏重于“文” ，他把尊韩落实到了古文的创作实践之中。 旧唐书在韩愈的“为道” “为文”等方面颇多微词，欧阳修等主修的新唐书对这些观点作了修正，对韩愈可谓推崇备至：“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85269
8、 此处的“泰山北斗”之谓，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官方观点，此时的尊韩浪潮已达顶峰。这股强大的尊韩浪潮，终始伴随着一个主题排佛，这也是韩愈在北宋被追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韩愈是最早正式把古文运动与打击佛教联系在一起的人。在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李华、梁肃，并没有激烈的辟佛言辞，相反，他们大都与佛教保持着密切联系。李华、梁肃都是天台九祖湛然的弟子，梁氏还著天台止观统例以会通儒释。韩愈把国家的衰弱、儒学的衰败归罪于佛教，因此以奋不顾身的战斗气概打击佛教，连续写了原道 原性 原毁 原人 原鬼进学解 谏佛骨表 与孟尚书书等一系列文章，攘斥佛老，抵排异端。 北宋的那些尊韩者同时也都是佛教的
9、猛烈批判者。孙复上孔给事书斥佛教为“空阔、诞谩”的乱道异端，石介中国论极力赞扬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排佛手段。欧阳修三5篇本论 ，对韩愈原道 原性 谏迎佛骨表中的辟佛言论大加发挥，并提出“修本”以战胜佛教的新思路，他所谓“本” ，是指儒家之“礼义” 。陈舜俞在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中描述当时的尊韩排佛浪潮说：“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 ” 比石介小两岁、与欧阳修同龄的契嵩，就被包围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尊韩排佛浪潮之中。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之中的佛教，他一方面撰写大量论著为佛教辩护，另一方面以文会友，广交文士，以争取他们对佛教的理解与同情。针对当时排佛者的“尊韩”思路，
10、契嵩写作专论非韩 。指出“学者不复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讥沮佛教圣人太酷。吾尝不平，比欲从圣贤之大公者辩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毁者。 ”（非韩第三十 ）当时的学者只知道仿效韩愈以文排佛，而不知道其思想中的谬误，因此契嵩写作本书来正本清源。 契嵩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韩愈，而不是欧阳修、李觏（1009-1059）等当时的排佛斗士，这是有其苦衷的。守端（1025-1072）在吊明教嵩禅师诗凡一百韵并引中说：“适操权衡者，兼领辞翰职。率意务品藻，庶形在埏埴。 唐书预之修，韩语例增饰。窃自比丘轲，拒我过杨墨。”这位借“增饰”韩愈来打击佛教的“操权衡者” ，指的就是欧阳修，他“兼领辞翰职” ，在当时
11、拥有巨大的号召力。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契嵩不便与其针锋相对，只好选择“非韩”这一迂回战术。在非韩中，契嵩对韩愈的辟佛言论及伦理观、道统说、心性论等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猛烈批判，还对韩愈的原道 原人 原鬼 与孟简尚书鳄鱼文 送高闲序 毛颖传等文章作了专门评论。契嵩非韩，在6北宋虽然不能算是最早的，契嵩在非韩第三十中说：“近闻蜀人有为书而非韩子者，方传诸京师，所非谓有百端，虽未睹乎蜀人之书，吾益言之，恐与其相重姑已。 ”但就力度、深度与影响而言，他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韩愈批判的最强音。契嵩对韩愈的批判是全面的，其中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否定韩文的传道功能、把韩愈定位为“文词人” ，批评韩文
12、构思怪诞、思理不周、语言随意等弊病。契嵩“非韩”不仅对他本人的古文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更对稍后理学家的文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道不至，虽甚文奚用” 文道关系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问题。关于此问题，韩愈曾从两方面做了说明。一是“文以明道” 。他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1305 二是“仁义之人，其言蔼如” 。此命题是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来的，它说明“道”对“文”的影响，即作家的道德修养与古文创作之间的关系。 对韩愈的文道关系论，契嵩是持赞成态度的。关于做文之目的，契嵩明确提出“文以传道”命题。他在非韩第三十中说“夫文者，所以传道也” ，在纪
13、复古中又说“原古文之作也，所以发仁义而辨政教也” 。至于道对文的影响，契嵩在与章表民秘书书中说：“于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词之发也懋焉，韩子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在纪复古中也说：“视其文，仁义之言炳如也。 ”这两句话都是对韩愈“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的发挥。契嵩虽然在理论上同意韩愈的文道关系论，但他并不认为韩愈真的做到了“文以明道” ，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7韩愈提出批评。 （一）不及儒之至道 契嵩虽然赞成韩愈的“文以明道”主张，但他认为韩愈并不真正理解儒“道”的内涵。对于儒家之“道” ，韩愈在原道中解释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
14、道与德，为虚位。 ”113 在韩愈看来，儒“道”的基本内涵就是仁义道德。对此，契嵩表示反对，他说： 始视韩子原道 ，止以仁义为道德，谓韩子如此当绝不识儒之道德也夫中庸诚明者，真圣贤道德仁义百行之根原也。如此韩子固亦知有中庸诚明之道德， 原道何故弃之而不言也？心不达诚明中庸至理，虽益著书，可传以为法乎？（非韩第二 ） 他认为，韩愈把仁义视为“道”之全部内涵，这是不懂“道”的表现。他指出，儒“道”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中庸” 。 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谓之道。修治此道，乃谓之教。教则仁义五常也，是岂道止仁义？道德在礼则中庸也、诚明也，在书则洪范皇极也，在诗则思无邪也，在春秋则列圣大中之道也。（非韩第一 ）
15、 在契嵩看来，儒“道”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 “仁义”只是在“教”方面的部分内容，其他方面，在礼则“中庸诚明” ，在书则“洪范皇极” ，在诗则“思无邪” ，在春秋则“大中之道” ，这些表现虽各有侧重，但其核心精神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庸” 。因此，契嵩认为“韩子议论拘且浅，不及儒之至道” ， “轻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8辩明，是亦惑也。 ” （二）虽甚文、道不至 批评韩愈不懂儒“道”之后，契嵩又把矛头指向韩文，认为它们不符合儒道的基本精神，起不了传道的作用。 非韩第三十云： 刘昫唐书谓：“韩子其性，偏僻刚讦” ；又曰：“于道不弘” 。吾考其书，验其所为，诚然耳。欲韩如古之圣贤，从容中道，固其不
16、逮也夫文者所以传道也，道不至，虽甚文奚用？若韩子议论如此，其道可谓至乎？ 他首先引用刘昫旧唐书对韩愈“偏僻刚讦”性格的批评，再验之以韩文，从而得出结论：韩文不能体现儒家的中庸精神， “虽甚文” ，但“道不至” 。接着，契嵩又通过对韩愈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与冯宿论文书等文的具体分析进一步申述其观点。 余读唐书 ，见其为韩子与李绅争台参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见愈之性愎讦，言词不逊，大喧物论。及视韩子论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 ，而其气躁言厉争之也韩子儒之行何有？故旧之道安在？使后学当何以取法？（非韩第十五 ） 韩子谪潮阳，与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乌得不顾此而辄如众人惑于毛生乎
17、？韩子自顾为学圣贤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学圣贤自负乎？（非韩第二十九 ） 夫圣贤之所以著书，岂欲与人争强乎？圣贤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为之书，欲以传其道也韩子师儒，为言不类其法，不亦误后世之学者也。 （非韩第十一 ） 9在以上几段文字中，契嵩批评韩愈文章“气躁言厉” “惑于妖言”“以文争强” ，都违背了儒家的中庸精神，不能担当“传道”的使命。 （三） “第文词人” 契嵩给韩愈在古文运动上定位是“韩子第文词人耳” （非韩第三十 ） ，称不上复兴儒“道”的思想者。契嵩给韩愈以“文词人”的定位，是建立在他对“文”之内涵的独特理解上的。他把“文”分为“人文”与“言文”两大类。何谓“人文”？何谓
18、“言文”？契嵩在文说中回答说：“仁义礼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 ”在人文中，契嵩又对“人文”做了另外一种解释：“何谓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济以贲人道，故曰人文也。 ”综上可见，契嵩所谓“人文”有两方面内涵：一是仁义道德，二是治国之道，前者着眼于“德” ，后者着眼于“治” ，两者合起来就是儒“道” ；所谓“言文” ，指章句文字、文学形式。在契嵩看来， “人文”与“言文”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传道” ，能传道者为“人文” ，否则即为“言文” 。契嵩又结合中国思想史进一步阐释“人文”与“言文”的区别，他说： 周末列国、嬴秦时孰不工文？而圣人之道废，人文不足观也，盖其文不敦本乃尔圣人岂特
19、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师徒朋友，其文词有本仁义礼信，霭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 （文说 ） 东周列国至秦，礼崩乐坏，儒道不举，虽然此时也不乏有文采的文章，但由于缺少“圣人之道” ，而沦为一纸空文，只能算“言文” ；相反，如果“文词有本仁义礼信” ，即能传道，则为经国之“人文”了。契嵩批评韩愈说： 10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 ”盖言无益于用而不言也。谓韩子圣贤之徒，安得为无益之言耶？将韩子虽谓文人，于道尚果有所未至乎？（非韩第二十 ） 在这里，契嵩批评韩愈的一些文章“于道未至” 、 “无益于用” ，属于孔子所谓“游言” ，也即所谓“言文” 。这类文章，虽然也不乏文采，但又有何用呢？（“虽甚文奚用”
20、）因此，契嵩给韩愈的定位只能算一名“文词之人” ，算不得思想家。 三、 “取陋巷鄙语文以为戏” 契嵩论文，提倡“词理渊而淳，意义约以正” （与章表民秘书书 ） ，。他对韩愈尚奇好怪、以文为戏、语句过于随意的文风十分不满，提出猛烈批评。 （一）尚奇好怪 韩愈论文，主张“能自树立，不因循” 。1207 为达此效果，他不惜借助神灵鬼怪，以增强文章的新奇度。虽然这类“怪怪奇奇”之文在韩文中只占少数，但这种尚奇文风被其弟子片面放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韩门弟子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一书中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 ”9卷四这就把韩愈尚奇文风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他所谓“意新”主要是指构思新奇。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 ”1057 晚唐以后的古文创作， “都把生涩怪奇当作创新” ，普遍走上了怪怪奇奇之路。11198 随着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这股险怪的文风在古文创作群体中十分流行，并且愈演愈烈。石介公开倡导“险怪”文风，为当时文坛以新奇险怪为主要特征的“太学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