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常生活身体叙事性别政治摘要：女性的性别界定是历史造成的，对身体的压抑和对女性的剥削被置于同一符号之下。日常生活中的“食、衣、色”是与人类身体最密切相关的三大元素，其书写被台湾女作家赋予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三大元素关乎感官、欲望、情感等，虽被男性所建立的以心灵、精神、理智为主导的世界所轻视，但台湾女性小说却用它们揭示了男权话语下女性“无我”的历史真相，以及性别政治中权利和权力问题的复杂性，检视社会形态和日常生活如何建构了女性的身体及身份，并追溯这种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而用非二元性的言说方式来呈现非父权式的身体及性别表达和女性主体建构。 关键词：台湾女性小说；日常生活；身体叙事；性别政
2、治；主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09307 台湾解严后，政治松绑带来了台湾经济的起飞和社会文化的开放，欧美女性主义美学在台湾渐次传播开来，这一美学理念“从性别冲突（性别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西方美学传统，并在对它进行颠覆性的批判中表达女性主义的审美主张” ，反对将人体分为两个对立且在性质上有差异的类别，指出生物学上的性差异是一种生理事实，不能成为女性从属地位合理化的理由。此观点的渗透也冲击了台湾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2观念，张小虹、顾燕翎、李元贞、何春蕤、黄毓秀等女性主义者开始向男性本位文化挑战，她们指出女性主义不应只关注女性的社会
3、现实境遇，还应关注女性的生命个体情境，尤其是女性最自我、最内在的身体。陈玉玲认为这“代表了台湾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已把女性主义从经济自主、婚姻自主的层次，推向了身体自主的层次，使女性主义的焦点指向了性革命 、 身体的革命 ”。至此，台湾妇女运动开始由“公领域”向“私领域”渗透，性别政治也开始从争取教育权、财产权、工作权、参政权等社会公共生活，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自主权，即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等私人活动领域。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
4、更个别的事物。 ”由此，台湾女作家也开始反思女性身体之于女性全面解放的意义，身体叙事成为写作热点，她们将身体话语的生成机制与权力话语相联系，从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形态探讨女性的生存、心理、情感和灵魂世界，检视社会形态和日常生活如何建构了她们的身体及身份，并追溯这种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而用非二元性的言说方式来呈现非父权式的身体及性别表达，反叛传统美学对于性别的二分定义，打破了女性/男性、从属地位/控制地位的对立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昂、朱天文、苏伟贞等的作品，她们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之“食、衣、色”叙述，呈现出由物质基础到审美愉悦再到灵欲合一的身体飞跃，具有独特的身体叙事和性别政治的学理
5、价值。 3一、食：饥饿中的身体反叛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 “食物及饮食习性不但可作为一特定族群表达或认可其独特性的文化标记，亦可用来传递该族群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结构、或性别与权力关系等内涵” 。但饮食文化需透过身体的感官经验，才能深植人们的历史记忆中。虽然饮食书写近年来在台湾才成风尚，但台湾女性小说对其书写却有史可寻，因为台湾女作家们发现，虽然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使得家务劳动成为女性的专利，一日三餐的饭食制作也是女性的分内之事，但男尊女卑的意识又让女性在享用饭食时成了分外之人。从上世纪 60 年代林海音的烛芯 、於梨华的梦回青河 ，到 70 年代荻宜的米粉嫂 、施
6、叔青的回首蓦然 ，以及 80 年代李昂的杀夫 ，和近年来李昂鸳鸯春膳和蔡素芬烛光盛宴等这些作品将饮食书写与权力宰制勾连，呈现出了别样的性别议题。然而，在杀夫之前女作家笔下大多有关饮食书写的作品，都倾向于展现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塑造了不少具有饮食自由权利却因为男人而无心饮食或食如嚼蜡的女性形象。 杀夫却是一个特例，小说通过夫妻间“不让吃”与“就要吃”的较量，以及女性从“饥饿”到“饱胀”的演绎，呈现了女性身体面对男权困厄的反叛，产生了不同于其他饮食书写的女性主义文学建构，开辟了台湾女性小说饮食书写的新版图。 李昂称杀夫为“吃不饱”的文学，小说中的饮食被赋予了一种性别政治色彩，藉由女性的
7、饮食困厄“食饥饿” ，上演了一部女性身体被围困的苦难剧，彰显了封建文化中女性的非我状态，淋漓尽致地展4现了性别政治中激烈的权力颉颃。小说开头，女主人公林市的母亲就因两个果腹的饭团被诱奸而违背了男权贞操观丧命。林市没想到母亲的命运就是她未来人生的预演，为了生存她也不得不反复地、被动地用身体交换食物。她的婚姻从头至尾就是一桩“身体”与“食物”的交易。婚前，其身体是男人间交易的商品，叔叔为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把她许配给了屠夫陈江水；婚后，其身体是夫妻间交易的商品，她需以身体的受虐来换取食物。 “交易女人”指的是男权社会里男人对他的女性亲属具有某种权力，而女人对她自己或她的男性亲属则
8、没有这种权利。交换女人的习俗说明，女人在男权系统里没有充分自决的权利。她们仅是男权制婚姻中的一种资产符号。林市的丈夫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性欲，用一种饲女人以备泄欲的嫖客心态对她，根本不把其当人看。起初，林市为了性暴力后的食物犒赏，对这种以身换食的生活很认命，因为饥饿压倒了一切。然而，当她的受虐不仅不被同情，反而被周围的女性讥笑为放荡时，激起了她内心潜藏的自尊，从此无论丈夫如何虐待也不再吟叫，由于她无法再满足丈夫变态性欲嗜好，打破了夫妻之间的交易规则，丈夫无情地断绝了她的食源。被丈夫剥夺了吃饭权的林市，为了摆脱无处不在的饥饿恐惧感，采取了一系列自救行动，偷吃、找活干、乞讨等，甚至偷吃祭拜鬼神的供品
9、。作品描写林市的“饥饿”时，反复通过对她口中不断涌酸水的情状描述，凸显其内心强烈无比的“饥饿感” 。在此， “饥饿”和“饥饿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饥饿”主要指向生理层面，是身体匮乏的一种状态；“饥饿感”主要指向精神层面，是身体匮乏的一种体验。这种心理层面的“饥饿感”将会演变成一5种内趋力，支配人去消除可能会带来饥饿”的种种隐患。消灭饥饿就要满足匮乏，满足匮乏的唯一途径就是占有。而造成林市饥饿的根源，就是丈夫对她的吃权的剥夺。于是，林市杀死了丈夫夺回了自己的饮食权，也是生存权。 杀夫后，林市不管不顾地先饱食了一顿，深深的“饱胀感”让她有安全与温暖的感觉，然后不再有恐怖梦魇地沉沉睡去，此时像幽
10、灵一样跟着她的“饥饿感”终于消失了。因为伴随着她的控制者的死亡，她成了自己的主人，身体和精神终于获得自由，内心的“饥饿感”也随之消失。李昂正是藉由“饥饿”与“饥饿感”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被男权文化围困的女性，无论身处何种境况，内心都潜藏着一种不可避免的“饥饿感” 。并通过林市夫妻间“不让吃”与“就要吃”的较量，呈现了男权体制下男性控制与女性反控制的抗争。小说特意设置了两组前后呼应的对等意象：一组是林市初夜与母亲被奸时，母女俩猛吃的情景重叠：她们一个满嘴塞满了猪肉，另一个满嘴塞满了白饭团；另一组是结尾林市杀夫时，陈江水与奸母之人的影像重叠：林市把屠刀砍向陈江水，眼前浮现的却是奸母之人的脸。这两组重
11、叠、对等的意象，说明林市母女的悲剧是千百年来遭受封建传统社会压制的女性命运的缩影，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性别抗争，不仅仅存在于林市与陈江水之间，而是存在于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如果说革命话语中的“饥饿”是富人对穷人压迫的产物，那么性别话语中的“饥饿”则是男性对女性压迫的产物。林市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欲望都不能满足，究其根源，就是男权体制的存在。这种体制使女性在私人空间里因为经济、文化上的附属地位，成为被欲望和被宰制的对象。男权体制之所以一直难以打破，就在6于它能为男性带来“性别红利 （patriarchaldividend）：即男性整体藉由维系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所获得的利益。性别平等的情况有所改善，这种
12、父权红利就相对减少。金钱上的利益并不是唯一的利益，其他还包括：权威、尊重、服务、安全、房舍供给、进入体制权力的门路、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力等等” 。 “父权红利”是性别政治中最主要的利害关系，它的受益者是全体男性，受害者则是全体女性，其规模之大使得男权体制成了一种值得维护的制度，也正是这种难以突破的性别权力体制为林市的杀夫种下了恶源。 李昂安排林市采用“剁夫”手段反抗“饥饿” ， “在象征意义上，可说是女性反对身体宰制的书写，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的肉体上” 。这种以弱杀强的原始性突围，蕴含了颠覆男/女或支配者/被支配者之间既定关系的反抗精神。 杀夫的构思取材与波瓦那作家贝
13、丝海德的宝藏搜集者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苔蕾丝德斯盖鲁极为相似，不同时代、国度、经历和思想的三位作家，却塑造了类似的具有“杀夫情结”的女性形象，这些刺向男权中心的犀利之刀是女性反抗男权控制自己身体的一种象征性姿态。 二、衣：自娱中的身体认同 服饰，是身体的一种延伸，不仅展示了着装者的外在样貌和心灵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内涵，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符码和身体语言，服装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对身体与自我的一种认知。因此，服饰所包含的政治权力、性别权利话语也同样是鲜明有力的。服饰不仅是社会区分男女性别的一个标准，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重要载体。长期以7来，由于意识形态由男性把持，他们很好地操纵
14、了女性服饰作为符号的意义，女性必须按男性的审美标准来选择服饰，这种选择又以满足男性欲望和遮蔽女性欲望为基础。由于男性注重女性的曲线、秀丽和纤细，强调体力上的弱不禁风，因为这使男人放心（不受威胁） ，为此女人就得忍受各种服饰对身体的包裹与束缚，因为处于性别政治弱势地位的她们“需要被观看” ，身体及服饰也需得到男性的最终赞许。关于服饰与女性身体的悖论，也是台湾女性小说书写的一个面向，六七十年代林海音的婚姻的故事 、萧丽红的桂花巷 ，和八九十年代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 、施叔青的愫细怨 、琦君的橘子红了和廖辉英的辗转红莲 ，以及朱天文的新作巫言等皆笔涉于此，但多以呈现男权社会以服饰为手段对女性进行束
15、缚和规训为主。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却打破了这一局限，她将女性服饰从男性话语的代言人反转为女性欲望的展现者，甚至是女性自由意志张扬的象征，女性对服饰的关注也由取悦转化为自娱，极具颠覆意义。 世纪末的华丽立足于世纪末，抛开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为读者营造一个色彩、气味、质感弥漫的官能世界。服饰在朱天文笔下女性生活中扮演了拉康所说的能指角色，即“一个能指，就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 。她们依赖时尚流行的服饰展示自身特性，通过服装的风格、色彩等呈现身体的自主价值，让服装把女性身体的“姿势正确地突出地表现出来” 。服饰通过女性身体获得意义，女性身体则凭借服饰获得欲望满足。朱天文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女性人
16、物所演绎的服饰、身体与欲望的故事，让女性身体和服装一起合谋，成功地诠释了现代女性对8男权文化的冲击与文化颠覆性。小说很细致地写出了米亚对穿在自己身体上的服饰的官能感觉：“着衣时布是布，肉是肉，爽然提醒她有一条清洁的身体存在。 ”而这种身体与服饰完全合拍的舒适感却是挑战男权禁忌的产物，即将自己衣物晒在男性衣物的前面吸足阳光，米亚由此也形成了以感官来触摸世界的感受、思维方式。同样，米亚的女性好友们也奉献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原则，抛弃男性审美准则，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意愿装扮身体。安无视男性以白皙为美的原则，为追求服饰与肤色的反差总是设法把自己晒得更黑；小葛认为女人不变换服饰就是放弃自我权力，随时根据时代
17、潮流和现实需要来装扮自己；自许为睡衣派女人的克丽丝汀，为了身体的舒适坚决不穿任何制服这些女性随心所欲地穿自己所爱的服装，女性的心理变化、个人欲望，通过服装样式、质感的改换逐一传递出来。这里，服装对女性身体发挥的“形体塑造”（bodybuilding）作用，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和个性风格，把女性的自尊、自傲、自信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这些女性自诩为“物质女郎” ， “拜物，拜金崇拜自己较好的身体” ，却“绝不要爱情” 。也许正因为她们在服饰上找到了女性的自信，才成为了不受情感困扰的女性主体，并颠覆了传统的男女情爱模式。米亚与情人老段的关系，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米亚对自己色觉和嗅觉等感官欲望的满足。
18、她选择老段做情人，一方面是被对方两鬓飞霜的浪漫、风霜、练达所吸引，尤其是他身上那独有的“太阳光味” ，能让米亚回味起童年挑战男权文化禁忌的快乐。另一方面，是老段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给她婚姻的束缚。在这段婚外情中，米亚自我、主动，具有阳刚9气质，老段却更显阴性气质，倍感羞涩总是窘于应付她的热情。在此，这种情人关系具有双重反叛意义：一则背离了常规的情人模式，反转了男主动/女被动的情人关系；二则反叛了传统的婚姻观，即视婚姻为女性惟一归宿的观念。同为朱天文笔下的情妇，米亚完全不同于伊甸不再中为男人为爱自杀的甄素兰，与情妇角色“疏离”的米亚，心思全然不在情夫身上，只是一心一意地秀服装，逍遥自在地活在自
19、我的世界里。在米亚看来，爱情与婚姻皆不可靠，甚至不能接受好友宝贝结婚的现实与其断交，直至好友离婚两人才重归于好。朱天文别具用心地设置了两人和后好初次见面的场景，即宝贝因为自己的装扮不够亮丽完美而躲藏起来，而米亚也非常理解宝贝的这种心情，同意与其择日再见。此细节描写可谓寓意深刻且极具颠覆意义：以往女性都是为取悦男性而装扮，以满足男性审美欲望为目的，而现在却转换为女性之间的相互审美关照。一旦女性抛弃男性加之于自身的服饰审美观，走上否定的辩证之旅，那么女性对服饰的关注便呈现出了女性主体建构的欲望。 刘亮雅认为，朱天文勾勒的对世纪末华美风格的追求，实际上是企图改变既有秩序，在精神上谋求出路的一种方式。
20、这正道出了小说的内蕴，朱天文挪用欧陆 19 世纪末颓废理念的同时，加入自己的文化想象，藉由书写女性如何通过服装表达自我，塑造了一系列由从属地位向主体地位移位的女性。这些新世纪末的女时髦儿在流行时尚的唯美风格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服饰美学，流露出的是极具女性自我的身体意识。她们借助服装把自己装扮成渴望成为的样子，可以很女性化，也可以中性化，甚至男性化。这种女性服饰由取悦到自娱的变化，使女性的身体与服饰不再10是男权审美规约中的二元对立，是身体与服饰快乐的合拍，而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认同也由此展露无遗。 三、色：释放中的身体自主 文明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产物，性与文明之间的深层关系所涉及的是本性权力的问
21、题。不少学者都意识到情欲是最能够反映女性被男性文化压制的一个场域，把其作为显学来研究，因为“身体政治的核心目标是避免为我论的身体变成为他论的身体” 。台湾女作家也意识到饱含情欲的女性身体之于解构男权与释放自我的双重意义，将关注焦点投射其中，从 60 年代郭良蕙的心锁 、施叔青的壁虎 ，到七八十年代李昂的杀夫 、 暗夜 ，以及 90 年代后的李元贞“私语”系列爱情私语 、婚姻私语 、 青涩私语 ，和酷儿书写之陈雪的恶女书 、洪凌的异端吸血鬼列传等，这些作品藉由性禁忌、性掠夺、性控制、性压抑、性自由等议题，来探讨妻母角色、贞操观念、婚姻观念等性别政治问题。王安忆就尖锐地指出：“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在这方面独具突破价值，它将女性从情欲客体转变为情欲主体，传达了女性独特的情爱体验和感受。 苏伟贞在小说中用一分为二的方式设置人物，通过两个晨勉不同的情爱经历来叙述故事（在此将用晨勉甲和晨勉乙作区分） 。其中，晨勉甲出生于父母不全的不幸家庭，晨勉乙出生在父母健全的幸福家庭，前者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后者定居台湾，她们与各式各样的男人偶发性地相遇，经由情爱关系串起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尽管作品的人物交错、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