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非嵌入性群体治理研究摘 要文章将嵌入性理论引入社区治理研究中。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探讨社会转型期社会制度变迁对我国城市社区主体互动关系的影响，分析社区中的非嵌入性群体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构成的严峻挑战，并提出应从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等四方面着手，重塑社区“共同体” ，进一步推进社区非嵌入性群体治理及和谐社区的建设工作。 关键词社区；嵌入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肌体结构的基本细胞。在我国，城市社区是城市行政区划和城市行政管理的延伸。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管理转变为“社区”管理，越来越多的社
2、会成员开始从“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 。建设安全社区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导致城市社区中的“非嵌入性”群体激增。非嵌入性群体是社区中的脱域群体，他们不仅脱离了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也难以被纳入现有的社区治理机制之中，换言之，其行为结构难以“嵌入”社区环境并与之实现相互融合。本文将这一群体称为非嵌入性群体，非嵌入性群体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已构成严峻挑战。 一 “社区”一词最早源于拉丁语，意指“共同的东西”或“亲密伙伴2关系” 。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 Tonnies）提出。滕尼斯于 1887 年在其
3、著作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社区” （Gemeinschaft）和“社会” （Gesellschaft）两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而且，滕尼斯在将“社区”与“社会”进行比较后指出，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组织，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主要特征；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社会结合体组织，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主要特征。 在滕尼斯提出社区的概念后，这一研究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赋予社区新的内涵，这一概念
4、也被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依据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Ching Kun Yang）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做的统计显示，当时对社区一词的定义已达 140 余种。 尽管后期社区的涵义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人们至今难以找到一个能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社区定义，但是从这些概念的诠释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些对社区特征的基本共识。如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希勒里（GeorgeA. Hillery）在 1955 年指出， “社区是指包含着那些具有一个或更多共同性要素以及在同一区域保持社会接触的人群。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将社区的基本特点概括为， “一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
5、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生活在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3互动关系。 ”美国最先研究农村社区的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埃弗里特（Everett M. Rogers）和拉伯尔?伯德格（Rabel J.Burdge）在农村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 “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组成，社区是一种简单群体，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虽然社区的内涵是复杂和多元的，但基于地域性和主体间的密切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是其不可或缺的共性。 在我国历史上社区及类似的社会共同体是早已存在的，但关于社区的研
6、究在我国则起步较晚。 “社区”一词是费孝通等学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之后，它在我国逐步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概念。关于“社区”一词的内涵，费孝通先生曾指出， “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 ”从这一诠释中可以看出，“时空坐落”是社区形成的基础，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配合”则影响着社区主体的关系和互动。这一阐释也揭示了对我国社区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的两个关键点。 “时空坐落”表明社区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强调社区研究首先针对的是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共同体；而社
7、区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配合”则揭示出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组织单位，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在特殊历史阶段内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对这一社会实体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制度变迁对社区主体互动关系的影响。 二 4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期都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制度变迁，我国也不例外。当前我国正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尤其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方位的转变，社会结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为城市社区塑造了新的制度环境，而对生活在这一共同区域中的人们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后单位社会”对社区共同体的挑战。 “单位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
8、大多数劳动者具有固定工作单位。劳动者职业流动相对缓慢，人们在选择了某种职业后，这种职业往往便成为终身职业，个人的人事关系、加薪提级、退休保障等一般都交由所在的单位建档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职业选择面较窄，调动工作不易。工作单位成为个人获取社会身份、经济收入、住房及其他社会福利和资源的主要途径。这种利益和资源关系使单位和个人之间得以形成一种较为稳固的依赖性结构，而且相对而言，在这一结构中通常单位对个人（即管理对象）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个人则对单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另外，在这一时期劳动者还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地区流动方面也受到限制，劳动者与外界的联系甚少，单位由此成为人们实现社会联系和互动的重
9、要基点。因此，这一时期又往往被人们称为“单位时代” 。 有学者将“单位时代”定义为：国家依靠单位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把整个社会联结和编织在一起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原点是由单位构成的，而且单位作为国家与个人的联结点，使庞大的社会被吸纳到严密的国家体系之中。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支撑着这个超大国家的运转。5毫无疑问，单位制这种高度集中化的管理体制不仅在充分调动社会有限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其所贯彻的职、住就近安排的传统也导致了“单位制社区”的形成。以各单位为中心形成的“单位制社区”是中国大陆独有的城市社区类型，也被许多学者视为继宗族社区之后中国历史上社区发展的第二阶段。有学者指出单位的多
10、元化功能造成了单位与社区在地域与情感上的双重重合，但单位人会因以集体主义为行动理念而失去自我，单位制下居民的社会关系单一而又淡薄。但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后单位社会相比，正因为单位制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功能与一体，以单位制为特征的社会组织体系具有高度整合性，所以更易于推动社区居民间以单位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更为密切的社会互动关系。而在后单位社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相关社会体制的转型，为劳动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职业选择空间，使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性相对增强，自由职业者和流动人口大量出现，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对计划经济时代安排的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点的依赖性开始逐渐降低，但另一方面也在导
11、致社区及社区居民间的关联性不断削弱。 在此情形之下，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开始形成，发挥着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指出，在后单位时代， “跨单位组织”取代“单位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联结功能。所谓跨单位组织是指在单位组织之外存在着一种横跨各个单位之间、将单位中的同类成员联结在一起的组织。这一类型的组织不具有单位组织的专业化特点，但它可以将不同单位中的同类成员联结在一起，这种居于单位组织之上或之间的组织称为“跨单位组织” 。学者刘建军在跨单位组织：“后单位社会”的治理6结构 （2003）一文中曾对跨单位组织在当代中国联结功能得以强化的时代背景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传统社会交通
12、技术的落后以及自然疆界的隔绝限制了村落共同体联结的形成，人们生活空间狭窄，由此使中国的传统乡土社会得以保持一种地方性的孤立状态。就当代中国城市社会而言，单位性的控制体系使其具有一种板块化的特征，即整个社会被分解为一个个城堡，个人的活动不得越过城堡化组织所规定的边界，在城堡化组织之外也没有个人社会化的空间存在。虽然这种板块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是随着以市场化为中心的改革的推行，单位组织已经开始丧失了理想城堡的特征，难以再将人们的活动完全束缚在狭隘的领域之内。以市场化为轴心的改革在不断动摇着旧制度与旧结构。人们跨过传统的组织边界进入城市，使城市社会成为陌生人的聚集地。与此同时，城市所具有的反自然
13、的特性使其具有创造新型社会联结机制的天然属性。跨单位组织为人们跨越单位组织的边界提供了制度化的通道。城市正是依靠多种新型的联结机制把相互陌生的人们编制和组合在一起。 虽然不可否认跨单位组织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新型社会联结机制，而且一些传统的单位制社区也并没有随着单位体制的瓦解而全然消失，但即便如此，城市社区及社区间居民的关系还是发生了众多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即是非嵌入性群体的激增。 “嵌入” （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是匈牙利籍学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 1944 年发表的经典著作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提出的，为社会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
14、献。在该书中波7兰尼指出，在 19 世纪以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波兰尼讨论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市场制与其特有的动机交易动机相关联是能形成一个特殊之制度市场的终极来说，这意味着社会的运转只不过是市场制的附属品而已，这就是何以市场对经济体制的控制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是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而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中，而非将经济行为嵌含在社会关系里。经济因素对社会生存的极端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结果。一旦经济体制以单独的制度、特殊的动机且享有特别的地位等方式组织起来了，这整个
15、社会就必须依次而改头换面，以便让这个体制能按自己的法则运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市场社会中运作的意思。 ”在这部著作中，波兰尼强调，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这三种经济活动形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嵌入形态不同。 后期，美国学者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了拓展，在 1985 年发表的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他指出，要理解市场问题、克服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约束就必须深入研究人和组织所处的社会关系。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而且，嵌入性在经济领域实行的同时，也同样可以在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实
16、行。 基于这一理论考察城市社区领域则会发现，在当前中国城市社区中存在着众多因疏离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在社区资源的互惠、再分配、交8换等方面存在着互动障碍的脱域群体，即“非嵌入性群体” 。这一群体缺乏对社区的归属心理和认同心理，无法实现与社区环境的相互融合。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非嵌入性的现象在人类社区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非嵌入性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的。 就当代我国社会而言，户籍制度是影响居民在社区中的嵌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户籍制度虽然是对我国公民的居住权和迁徙权做出的相关规定，但是长期以来户籍不仅存在着农业与
17、非农业户口的界限，而且还在事实上与人们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权益等利益和资源相挂钩，被赋予了多种功能。尤其在我国城乡之间及不同地域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发展资源，能够为本地居民提供更为优越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于是，为了能够享受到特定的资源，在城市社区中出现了大量户籍所在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人口，这是最为典型的一类非嵌入性群体。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户籍在本辖区，但因生活、工作需要已迁移出原户籍所在地，所在地住房出租或转让，但户籍所在地登记未变更的人员，如有多套住房或多个居住地的人员、拆迁过渡人员等；二是户口不在本辖区，但在辖区内居住的
18、人员，如外来务工人员。这类非嵌入性群体主要变现为结构上的非嵌入性。他们的职业和住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为社区管理带来一些难题。尤其是长期生活甚至定居在非本人户口所在地的这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一方面造成农村许多地区“有籍无户”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却由于户籍的“不准入”制而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始终被9视为外来人口，无法享受社区居民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给他们本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便（如农民工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其子女的上学、升学教育问题等） 。 同时，结构非嵌入性也会导致认知的非嵌入性，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这部分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管理的难度。以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例，虽然他们
19、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称为“农民工” ，其社会身份往往只能定位为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人” ，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待遇。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调研中也显示出，有将近80%的人认为与本地人的交往存在困难，50%以上的人觉得城市人“排外” 。另一方面，很多城市人认为外来务工人员是外地人，不好相处，难以理解他们的某些习惯和想法。认知的非嵌入性带来的危害还不仅限于此。据鹿特丹伊拉斯谟斯大学的学者布罗德斯与安格博森对外来移民的调查研究显示，由于外来移民无法把自己的亲人与乡村邻居等人际网络一起带过来，因此，比较容易陷入孤立而缺乏社交生活
20、的状态，以致被迫“仰赖非正式而且愈来愈趋向犯罪化的网络与体制” ，从而沦入犯罪行为及社会保守状态。这是城市社区治理不容忽视的重点问题。 另外，在城市社区户籍所在地与居住地一致的人口当中也存在着非嵌入性群体。这一类群体多将社区视为其寄挂户口的场所，缺乏和社区的实质性关联，因此，社区同样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如部分工作繁忙的白领，下岗、待业、失业人口，社会帮教对象等。 这类非嵌入性群体主要变现为认知的非嵌入性或文化的非嵌入性。10究其原因，就非嵌入性群体中的中高收入阶层而言，他们往往需要面对的是变化较为迅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频繁的跳槽以及快节奏的工作使得他们疏于在居住社区中进行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减
21、少。现代通信技术和虚拟的社交网络看似丰富了他们的社会交往，但事实上也使得他们在下班后也倾向于选择更为私人化的休闲方式，而不是选择参与社区中的面对面的人际沟通。相对于中高收入阶层而言，社区中的低收入阶层由于对社区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具有更高的依赖性，因此，愿意与邻里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交往，但交往多局限于同质群体，或倾向于在遇到家庭困难时才向他人寻求援助，事实上，随着社会化服务的日益完善，这种建立在互相帮助基础之上的人际互动也在逐渐减少。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社区资源的互惠、再分配、交换的规模和质量也受到限制。而且，其中的一些弱势群体，如生活贫困群体、下岗失业群体、生理弱势群体、年龄弱势群体等，虽然对社区关系和社区资源的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但却难以凭借自身的微弱之力去推动社区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生长。 四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社区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社区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点和社会管理的基层平台，其第一要义是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学者沙琅?祖金和保罗?迪马乔（Shatron Zukin & Paul DiMaggio）曾提出嵌入性的四种类型，即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