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威权类型与民主化转型【摘 要】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和新加坡国内经济飞速发展，人均收入显著提高，进入了易发生民主化转型的时期。1987 年韩国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而新加坡仍然保持了一党制的威权政体。笔者基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正相关理论，分析了威权政体的制度性差异对民主化转型的影响，提出由于一党制威权政治较军人威权政治在有效控制和合作战略上的优越性，使前者的统治更加稳定和持久。 【关键词】军人威权；一党制威权；民主化转型；韩国；新加坡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学界围绕亚非拉国家的威权政治及其民主化转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本文旨在运用军人和一党制威权政治的制度差异，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这种
2、制度差异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解释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转型的不同结果。 一、提出问题 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融入国际经济，发展自身优势，国内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均收入显著提高。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于 1977 年和 1971 年达到 1000 美元，进入了易发生民主化转型的时期。但不同的是，韩国在 1987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3368 美元时实现了军人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而新加坡至今仍然保持了一党制的威权政体。基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正相关理论，为什么当新加坡和韩国在民主化转型可能性相当高的情况2下，韩国成功转型，而新加坡却依然保持了威
3、权体制呢？ 二、研究假设 威权政体并非铁板一块。芭芭拉格迪斯把威权政体分为三类：个人独裁政权、军人政权和一党制政权。她认为“在军人政权中，一群军官决定统治者的人选并对政策施加某种影响” ， “在一党制政权中，一个政党支配获得政治职权的途径和对政策的控制权，尽管在选举中可能存在其他政党作为少数派参与竞争” 。并且，根据她的分类标准，她认为韩国从 1961 年到 1987 年都属于军人威权政体，新加坡从 1965 年至今仍然是一党制威权政体。瑞典学者汉内菲耶尔德认为“面对反对势力对统治的威胁，独裁者有两个主要方式来维护统治的稳定：一是使用胁迫手段，强行排斥或消除对手；二是与对手联合，通过利益分享将
4、对手转变为现有政权的支持者， “成功使用高压政治和合作战略的统治者则能顺利应对反对派的挑战” 。 那么，根据以上学者的分析，军人威权体制的韩国和一党威权体制的新加坡民主化转型的差异是否就是由于不同威权政体的差异造成的呢？基于该研究假设，笔者将从以下两个维度分别对该研究问题进行逐一检验： 第一，军人威权政权善于运用强硬的高压政治，直接通过武力制裁反抗行为。而一党制威权政体倾向于运用监督以及引导的手段，有预见性的、温和的方式化解冲突与矛盾。 第二，军人威权政权的统治集团较为封闭，难以与反对派开展合作，政策的制定相对狭隘。而一党制的威权政体更具包容性，能更好的实施3合作战略，团结、吸收反对力量。 三
5、、韩国军人威权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国内制度分析 在国内韩国军人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把控制力延伸至政治领域。 韩国军人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增强其合法性，通常的做法是在军部的主导下成立一个政党，参与选举，控制议会，辅助军人总统的工作。正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军人威权政治中强硬的高压政治和较为封闭的排斥战略，是导致全斗焕的军人威权统治最终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原因。 （一）强硬的高压政治 第一，全斗焕在上台前后，通过机构的设立和制度的革新与制定，强化新军部对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全面控制。1980 年 5 月 27日，经国务会议决定组建“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的总统令，由全斗焕任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6、。其实质是作为戒严时期总统的咨询辅佐机关，拥有对行政和司法调整和统制的权力。具有秘密警察性质的“国家安全企划部”和“陆军保安司令部” ，在全斗焕时期的镇压职能也得到加强。特别是“保安司” ，安插在新闻媒体、大学、政府机关中时时进行监控，并且负责收集情报，制造舆论，整肃公职人员等，是最有权威的强力机关。全斗焕宣布就任后，立即颁布了新的宪法，解散国会与各政党，成立“国家保卫立法会议” 。该立法会议充当议会的职责，修改、制定了大量法律，其中政党法被修订， 国家保安法 、 社会安全法被加强，奠定了新军部统治的法律基础。 第二，针对不断爆发的民主化运动，全斗焕政权采取简单、粗暴地4方式直接镇压。全斗焕在
7、夺取政权后，对大韩劳总进行了改组，并对其下的部门工联和地区工会组织进行整顿。1980 年大幅修改了劳动法 ，提出“四禁”的政策，企图使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非政治化，强化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朴正熙被刺杀后，全罗南道光州的大学生开展了反对军事政权再次上台和促进民主化的运动，戒严军进驻光州各大专业院校和政府机关，并对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进行逮捕，随后愤怒的城市工人、公司职员、出租车司机等普通市民也参与其中。全斗焕政权急忙调集军队控制局面，并向市民开枪，导致 54 人死亡以及 500 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1987 年韩国各大城市均爆发了打倒军事独裁的“六十”民主化运动。学生组织、工会、宗教界、在野党派等都参
8、与其中，这是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的一次政治斗争，对全斗焕政府造成极大冲击，最终推动了民主化的到来。 （二）封闭的排斥战略 第一，在执政党党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在权力的顶端，是以党总裁领导下的代表委员、事务总长、政策委员会议长和院内总务组成的“四人体制” ，共同决策党内的重大事务。该领导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独裁和专断的作风，党内民主不过是口号。在基层党组织中设有指导长、副指导长、活动长、责任党员，各负责一定区域的党务，形成党内严密的组织管理体制。由此可见，尽管新军部在幕后施行实际领导，但它依然将它的封闭特性复制到了民主正义党的身上，通过建立一个
9、权力高度集中、内部组织严密的政党在前台代为进行统治。 第二，对于反对党上，在 1980 年 5 月 18 日，将最有可能5与他竞争的反对党领袖金大中、金钟泌逮捕，对金泳三实施软禁，并拘捕了大批的前政府官员、政治家及民主人士。根据政治风土刷新法 ，新军部只允许在不对新军部的主导权造成障碍的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政治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建政党。新军部为了防止某一在野党做大，对政权造成威胁，情报部和保安司令部事先对建党申请进行整理，经过分类再组成多个政党。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由于沟通渠道的缺失，人民的意愿不能得到表达和体现，社会矛盾就容易通过极端的方式表现，暴力镇压又导致人民更加反对统治者，形成一种恶性
10、循环。对于有政治诉求的广大政治精英来说，全斗焕政权的封闭性导致他们不能合法地进入到统治集团，进行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实现其政治抱负。因此精英们只能在体制外构建自己的政治圈子，与执政党形成对抗。最后，缺乏广泛的统治基础，与民主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军人集团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四、新加坡一党制威权政治长久维持的国内制度分析 1968 年到 1980 年期间的四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均囊括了全部议席，但这种情况到了 80 年代有了细微改变。从 1981 年开始，有少数的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人民行动党的席位及得票率逐届下降。面对反对党对其执政地位的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综合运用温和的高压政治和有效的合作战略，维
11、持了其政权的稳定。 （一）温和的高压政治 第一，对政治中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权力限制的方式防止其对威权统治秩序构成威胁。在选举制度上，设立集选区，每一个政党必须推出多名候选人，然后选民对各个政党提的候选人集体6投票。这样一来，反对党很难形成一个能够对抗执政党的候选人集体，而人民行动党的部分年轻代表却能搭上有名望的候选人的便车而当选。但是，人民行动党并非把所有反对党议员完全排除在国会之外，人民行动党政府委任在选举中得票仅此于执政党的反对党候选人为非选区议员，通过委任产生的非选区议员最多只能有三名，同时，他们的权力在有关修正宪法、拨款、货币或对政府的不信任等法案中都受到了限制。
12、第二，人民行动党通过建立基层组织或社会团体，有效地把握社会群众动向，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有意识的引导，维持了执政基础的稳固。市民评议委员会作用在于向政府反映居民要求和意见；人民协会旨在促进社会、教育或体育活动的开展；运营委员会主要发挥政府与民众间桥梁的作用，重点在社区内协助人民协会的工作；公民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民众的需要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将政府的措施和政策转告民众。针对 1984 年选举中得票率下降的问题，人民行动党决定成立民意处理组，专门负责举办研讨会、对话会、茶话会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向公众说明政府政策，听取民众意见。 （二）包容性的合作战略 第一，到了 80 年代，人民行动党放宽了对
13、反对党的容忍。但这种容忍的态度是建立在对反对党的区分上的，仅限于“建设性的反对党” ，而非“对立的反对党” 。所谓“建设性的反对党”是指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持支持和赞同态度，运用平和的态度与执政党沟通，提出合理化建议与意见。团结和吸纳这样的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不仅不能对政权构成任何威胁，还有利于国内民主人士对政权的认同，向外界展示新加坡政体7的“民主” 。 第二，对待独自成立的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人民行动党均采取与他们合作的态度。80 年代起，政府与工会密切合作，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效地发挥了工会在维护工业秩序、加强劳动纪律、抑制工资增长、提高生产效率、宣传政府政策方面的巨大作用。1980 年
14、10 月，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和人民行动党建立了“联络委员会” ，专门负责加强人民行动党与工会的联系；政府与职工总会在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中相互交叉、渗透，即保证了工人利益的合法表达途径，又保证了政府政策的有效传达；国会通过雇佣法修正案和工业关系法令协调了劳资矛盾，平衡了双方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其他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环境生态保护等社团也被执政党视为联系群众的重要媒介。 五、结语 一党制的威权政治较军人威权政治在国内控制和合作上的制度优越性，保证了新加坡尽管在经济飞速发展、人均收入迅速增涨、民主化可能性极大的情形下，人民行动党仍然度过了危机，没有丧失对统治权的绝对优势。相反，韩国军人威权政治在制
15、度上更加脆弱，在遭遇危机时更易因受到冲击而倒塌。因此，随着经济、社会变化，表现为人均收入增涨到“转型区”时，超过了军人威权政治的制度弹性，韩国的政治民主化就顺势到来。 参考文献 1 GEDDES， B， “What Do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in Annual Review ofPolitical Science， 8Vol2， 1999， P.115144. 2 美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M.陈子恪，刘骥，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3 郑振清.工会体系与国家发展新加坡工
16、业化的政治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曹中屏，张琏瑰等编.当代韩国史（19452000）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5 尹保云.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 魏志江，沈定昌，杨玉蕾，蔚奕博等编.韩国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7 张光军等编.韩国执政党研究M.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8 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 马志刚.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 10 欧树军.新加坡政治中的逆向参与机制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调研报告之七J.文化纵横，2010. 11 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