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的申辩和再检讨我参加了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二十日中顾委临时党委为了帮助我而召开的七个半天的生活会，听取了十九位同志的发言。我感谢党委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会上有些同志的尖锐批评，引起我的深思。有些揭发和批判，我认为与事实不符，与我的思想行为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事关重大，我不得不作出申辩和说明；同时写出再检讨，作为我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底两次检讨的补充。 （一）关于作协“四大”的几个问题 一、玛拉沁夫同志揭发：选举结果宣布后，有人到张光年房里高喊：“我们胜利了！”我郑重说明：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曾经有这样的误传，说是刘宾雁到我房里这样高喊过，这离事实更远了。我跟刘宾雁素无来往。他在选举理
2、事会的前一天，抓住大会工作人员熬夜工作中发生一件偶然性的差错，借大会发言机会发表煽动性演说，攻击大会临时党组“不合法” 、 “不人道” 、 “不民主” 。散会后冯牧、王蒙、唐达成等同志到我房里气忿地介绍了刘的发言内容。我非常生气，决定在第二天的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指名批驳刘宾雁。这几位同志也赞成。当晚有两位同志先后来劝我，说刘宾雁认错了，建议明天反驳时不必指名，免得把关系搞僵。所以第二天会上反驳时既未指名，措词也较温和。事后我感到我没有坚持指名批驳是错误的。 玛拉沁夫同志还揭发大会期间有个“516 俱乐部” ，每晚私下串连拉2选票云云。这个耸人听闻的“516 俱乐部” ，我是第一次听到的。玛拉
3、沁夫同志没有作任何具体说明，我也就不必多说了。 二、几位同志指责我将当选理事的票数拿到报上发表。我必须说明，我是第二天看报才知道的，我当时感到难堪难办。所以，这天主席团选举完毕，人民日报两位同志先后打电话问我：主席团名单是否明日见报？我回答说：你们既然问我，我就要求明天不忙见报，因为选举结果不理想，我们要做些弥补工作，希望隔天连同书记处名单一同见报；而且，千万不要再公布票数，就按姓氏笔划排列好了。作协的同志没有不同意见。作协的报刊和作协出版的大会文集也都没有公布票数。 三、玛拉沁夫同志指责我在作协“四大”报告中“鼓吹没有前提的自由创作” （创作自由） 。林默涵同志也提出类似的指责。我认为这种指
4、责离开了我的报告的本意。实际上，只要稍稍翻阅一下，就可以知道我所讲的创作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或曰主观的和客观的两个前提条件。谈到客观条件，一则曰：“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重视文艺，信任作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帮助作家获得了创作自由。 ”再则曰：“我们党在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以及文艺领导工作中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为文学创作的自由活泼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谈到主观条件时，反复强调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必须和人民生活、时代潮流合拍；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只有在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用艺术的方式掌握了客观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创作自由状态”默涵同志指责说：“我们的文学本来是自由的，怎么说没有
5、自由？这是曲解，至少是误解。既然没有自由，何以有这样大的成绩？岂非自相矛盾？” 3关于第一个责问，从刚才的引文，可见他完全出于误解。他的第二个责问，也完全出于误解。因为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包括这部分谈到创作自由等问题，正是试图总结经验，探讨和回答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当然包括许多作家善于利用了党和国家提供的创作自由的客观条件，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在报告中还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绝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 ”默涵同志在发言中提醒说：“作家写什么怎样写，有自己的自由。但不是说可以有绝对的、无限制的创作自由。 ”在这一点上，我同他的意见本来是一致的。 四、朱子
6、奇同志指责说：“根本问题是脱离了党的领导，特别是四大前后。 ”我对他的这项指责也难以接受。我的记忆力差了。限于时间，我不可能仔细查阅有关的材料和记录。生活会期间，我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同作协任何同志通信通话凑材料。但就我记忆所及，召开“四大”的筹备工作，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关于开会的宗旨、时间、会议的开法、新的领导机构的候选人名单，都有书面报告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批准。大会的主旨报告（送审稿）也送请中央和中宣部审阅。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前的若干天，我曾到中南海专程拜访当时分管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等候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老同志正患头晕，秘书
7、扶着他走进办公室。我看到这个样子，要求改期再谈。他说既然来了，就拣要紧的谈谈吧。我要求中央加强对作协大会的领导，希望耀邦同志和别的负责同志到会并讲话，也谈到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组所提作协新党组名单，我了解的不4多；我想经过本届党组的研究讨论，由我向中央提出一个新党组的参考名单。这位老同志说：“你应当提。你讲的这些，我马上报告总书记，定期讨论你们提出的问题。 ”（大意）当时胡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不在北京，从外地打来了贺电。中宣部贺敬之同志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会议。讨论中耀邦同志问到报告中列举的一大批名单会不会引起争论。敬之同志发言中肯定了所提作家名字是比较公平的。他在散会时提出主旨报告中涉及文学界
8、团结问题的某一句话不大妥当，容易发生误解。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定稿时作了修改。我当时很感激中央书记处的具体领导，除代邀几位负责同志到会作专题报告，还代邀了政协和民主党派几位领导人参加开幕式，中央办公厅还派人帮助指导如何排列座次。我那时觉悟不高，没有想到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也没有想到他的“两个不提” ，完全是他个人的独断专行。我当时是诚心诚意争取并尊重党的领导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来看，如果说我在这个那个重大问题上，争取并遵循了错误的领导，我是承认的，想得通的。如果说我是脱离了党的领导，或者有意摆脱党的领导，那我是不承认的，也是想不通的。 （二）关于京西宾馆会议“黑材料” 玛拉
9、沁夫同志在五月十三日上午发言中说：1984 年中宣部召开京西宾馆座谈会时，他有事找冯牧同志解决，正碰到冯牧忙着接电话，电话里谈到京西宾馆的事。他说你那么忙，我就去找张光年同志解决。据说冯牧对他说：“光年同志昨夜写材料熬到半夜两点，你不要去找他了。 ”玛拉沁夫就从这句话加以引申，说我“熬夜给胡耀邦打小报告” ， “制造5黑会整人” ， “手段太狠了”等等。玛拉沁夫这些话，引起一阵风波。生活会上有些同志相信了他的话，对我提出严厉的指责。我郑重声明：我从没有为京西会议写过任何材料。 一、京西会议开会前，贺敬之同志派梁光弟同志邀我参加京西会议，我是说过我要赶写作协“四大”报告，身体不好，请作协党组同志
10、们先去，我晚点争取参加听听。可是紧接着，中央书记处召集会议，分组讨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文件修订稿。我认真参加了中央文件的学习和讨论。两个会议时间冲突了，我没能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这期间虽然听到一点片断的传闻，但没有参加那个会议，不了解那个会上讨论或争论的具体情况。 二、我没有问过冯牧同志，不知冯牧当时对玛拉沁夫怎样谈的。但从玛拉沁夫引用的冯牧的话，怎么能引申出我是写京西会议的“黑材料”？我和胡耀邦同志没有个人联系。退一万步说，如果我对中宣部召开的会议有意见，写材料向当时的总书记提出意见，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却被玛拉沁夫同志说我是写材料整人，还说“从那时起，同胡耀邦挂钩了。直到今天
11、，我仍然怀疑他对胡耀邦有什么联系。 ”玛拉沁夫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他这样说是很不妥当的。 （三）关于批苦恋 会上印发了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在作协三项评选发奖大会上的开幕词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讲话末尾谈到四月间到洛阳看花的感想。玛拉沁夫和别的同志断定我指的批苦恋 ，有的同志上纲为“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 。这是必须申辩的。 一、小平同志要文艺报写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将这个任务交给6周扬同志。周扬病了，住在北京医院，将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征得他的同意，邀请唐因、唐达成同志执笔，我来帮助讨论、修改、定稿。这期间的种种经过，不仅二唐同志清楚，贺敬之同志也是清楚的。初稿或二、三稿（我记不准）出来以后，胡耀
12、邦同志说不忙发， “先冷一冷” 。于是我到青岛疗养，贺敬之同志接管了一段。后来我协同反复修改，直到定稿发表，其间经过情形，贺敬之、唐达成同志也是清楚的。小平同志肯定了解放军报首先提出批评，又嫌批判文章说服力不足，将这项任务交下来，我和二唐同志都感到光荣艰巨。在共同工作过程中，我从未说过一句报怨的话，从未说过一句同情苦恋的话。这一点，唐因、唐达成同志是可以证明的。 二、那篇讲话末尾引用“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等等一段话，写得不好，引起不良效果，值得我认真思考。回想起来，这段话确是有所指的。当时除内参材料外，上海文学报公开报道了几个地方开会批判一些与苦恋性质不同的作品，引起中宣部的正当的指责。黄
13、钢同志把苦恋的剧本和粗糙的批判文章印发出来，在王府井大街等街头叫卖。我记得稍后思想战线座谈会结束时胡乔木同志讲话中，也批评了这类扩大化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五月那篇开幕词末尾婉转批评的，正是指的这类扩大化现象。我决不是把苦恋推崇为那么美好的牡丹花，把自己刚刚承担和参与的批苦恋的任务，说成是我参与了对牡丹花的惨重打击。假如我说批苦恋是打击了牡丹花，至多也不过打击了一朵！而我说的是“花落知多少” ，是“姚黄魏紫” “幼柏新松” ，显然是别有所指，是提请防止扩大化。这同我一向厌恶扩大化的心情是一7致的。 三、唐因、唐达成撰写的批判苦恋的文章，曾经得到胡乔木同志的支持。文章发表后，乔木同志有信给周扬和我
14、，肯定了这篇文章，同时指出几个地方语法修辞上的疏失。这封信在文艺报上刊载了。至于我那篇引起指责的在作协发奖大会上的开幕词，我记得当时经过贺敬之同志审阅同意。后段有“防止病虫害”五字，是采纳贺敬之同志的建议加上的。记得敬之同志在大会上告诉袁鹰同志：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四）关于我对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斗争的态度 会上好几位同志根据未经核实的揭发材料，断定我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赞成并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可是一个大问题，我必须进行申辩。 一、有的同志指责我在作协“四大”报告中“只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 。这不确切。我的报告是个谈论文学工作的文学性报告。我力求通过文学实际和文学语言，以文学家一员的
15、亲切态度，将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包括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融汇在各个文学问题的分析探讨中，使理论与实际相印证。我自己做的怎样，哪点做对了，哪点做错了，应当听取批评意见；但我确是诚心诚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专门写一段文字，摘引若干例句，证明我对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视和理解，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四大”报告中。但例子太多了，势必要占去大量篇幅。既然中央 3 号、8 号文件指出作协“四8大”严重问题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四大”的主旨报告；公开发表的报告全文也不难找到；中顾委党委负责同志一再劝我不要把我的申辩写得太长，我就不多说了。但我必须郑重声明：我不但是赞成、拥护
16、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力求结合文学工作实际，努力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宣传中也会有差错。 二、欧阳山同志说：“原来读过张光年同志很多文章，都很好。这次会上，头一次了解他从一九七九年就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听到证据确凿，很吃惊，不可理解。 ”又说：“你不赞成四项原则，清除污染，反自由化，你就只有赞成自由化了。 ”（以上均摘自自己的记录。 ）欧阳山同志这两段话很有代表性。别的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听到那些未经核实的揭发材料，也可能产生同样想法。因此，我不能不加以说明和申辩。 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批苦恋问题上。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在反自由化问题上，我有过糊涂和重大失误（“两个不提
17、” ） ，我在前两次发言中做过检查。这里，我着重谈谈我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的态度、认识和错误。党的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提出反对精神污染。我认为事关重大，我是拥护的。会后中央三委通过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许多老同志参加了。 人民日报陆续发表这些同志的发言，包括我的书面发言，说是为了配合小平同志讲话的全文发表。可是小平同志的讲话没有发表。后来我听到中顾委负责同志的传达，说胡耀邦同志认为“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不够准确。中顾委本来要就“清污”问题请人作专题报告，负责同志指示撤消这个报告项目。中央和中顾委具体工作上的这些正常的更动，在我的不坚定的头脑9里引起误解。因为当时听到首都和几个省市都发生一些扩大化
18、现象，引起我的忧虑。加之这次生活会上提到的，一九八四年耀邦同志同日本客人谈话，说是“清除污染”以后不提了。这些外因，通过我上次检查过的，我的过分害怕扩大化的心理，我就在“四大”报告中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造成了政治性的失误。 三、我从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着想，认为必须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以及不道德的精神污染。可是对于点名批评周扬同志，我在思想上有所保留。我在二中全会小组发言中，在拥护整党、反对精神污染的前提下，表示过这点保留意见。当时我说，我不赞成周扬同志的异化论，但我认为他不是有意反党，而是长期脱离实际，思想钻进了牛角尖。相信他在党中央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能够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19、我的这段话摘发在二中全会简报上。我至今对这段话负完全责任。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四、作协的两位同志批评说：文艺报批现代派时候，光年同志说批的不对，批的对象不对，要求拆版。中宣部坚持住了（大意） 。我回想确有其事，发生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那时文艺报特意转载了徐迟同志一篇论点不妥的文章，同时发表了李基凯的简单化的批判文字；还同时发表了指名批评叶君健同志的文章。我当时认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肯定和文艺界、知识界的广泛赞许，对于拨乱反正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起了积极作用；他的其它几篇报告文学也是好的。 “清污”中抓住他一个小辫子，把他当成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来批，是不妥当的
20、。叶君健同志多次代表我国作家出席国际笔会。笔会里有些外国资产阶级作家总是抓住魏京生事件进行反华叫嚣，都遭到包10括叶君健同志在内的我国作家的严正驳斥，使得每次以国际笔会名义草拟的反华呼吁不能成立。我想，我们今后还要派他担任这项任务，有时派他一人只身前往。我们不能因为他一篇错误不太严重的短文，使他丧失了在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家发言的条件。当时我不赞成抓住除、叶二同志作为“清污”对象，我提议批评谢冕和孙绍振，因为这两位评论家同志在鼓吹现代派思潮中宣扬了很错误的观点。稍后文艺报转载了一篇徐迟同志称赞周立波的现实主义成就的文章，弥补了李基凯的批判文章造成的不良影响；后来也发表了批评孙绍振和谢冕同志的文
21、章。当时我对文艺报同志表现出生硬态度和急躁情绪，我愿意道歉。但对这个问题本身，我不能作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 会上还有同志指责我“在一九七九年曾经积极支持西单民主墙和地下刊物” 。这离事实太远。为节省篇幅，不在这里申辩了。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我承认自己觉悟不高，斗争不力，顾虑多端，旗帜不鲜明，并在“两个不提”上铸成大错。但从我的全部言行来考察，我在维护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反党反社会主义、主张全盘西化的反动路线作斗争的信念，是从未动摇过的。 （五）关于宗派主义问题 生活会上几位同志的揭发批判中，硬说我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小圈子。我以为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现申辩如下： 一、姚雪垠同志揭发说：“外面有这样的谣言：一个张光年，一个王蒙，一个刘再复，结成铁三角，搞反马列主义。 ”明知是谣言，拿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