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一种教育决策的新范式：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摘要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存在着严重矛盾和冲突，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新的教育决策范式。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关键是实现教育科学知识和研究证据向教育决策者的有效转移。推动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学术研究界与教育实践界、管理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并且学术研究界与教育实践界、管理界都要做出一些具体的努力和变革。 关键词教育研究；教育决策；研究证据 作者简介李福华，青岛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青岛 266071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202-04
2、科学处理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界和教育管理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成为教育研究“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认为，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弥合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鸿沟，有效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冲突的一种新的教育决策范式。 一、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间的矛盾与冲突：教育决策科学化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互动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关注。尤其 1967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近 20 年间，欧美国家的政府机构高度2重视教育研究并提供大量资金。希望他们能提供解决教育问题的秘方，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教育研究由此获得良好开端并迅速向前发展。这近20 年甚
3、至被称为决策部门和研究人员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此后便迎来了漫长的“信任危机” ，双方更经常处于相互指责和猜疑中：一方面。教育决策者的期望经常落空，进而指责教育研究成果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者认为决策者急功近利， “政界人士的脏手常对研究人员所采取的比较清晰的方法横加干涉”嘲。 国外有关人士普遍感到。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的直接影响还相当“薄弱”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就研究者而言，他们的文化基本上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并不必然要求经常将知识和信息系统化，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千变万化的。有时，他们不愿意针对社会
4、和政治问题，不能识别决策者对研究和信息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社会中，要社会科学研究推广实际有益的成果“存在较大压力” 。另一方面，决策者的文化则更多的是受行动驱动，他们通常没有时间参加研究会议。不能理解研究的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没有研究背景和经验，而是主要依赖于个人经历、常识和媒介的观点。 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矛盾与冲突也非常严峻。一方面，教育研究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缺乏事实依据；另一方面，教育决策经常脱离研究背景，缺乏理论支撑和研究依据。我国教育部前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教授尖锐地指出，60 年来，我们习惯了教育研究就是谈感想，就是写文章贯彻领导意图。因此，在
5、汗牛充栋的教育论文里，3教育的科学性和主体性却常常无迹可寻。她认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人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当作科学来研究，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只能碰运气。她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教育决策“没有牢固的研究基础” ， “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 。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教育决策科学化必须解决的问题，而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有效化解这一冲突的新的决策范式。 二、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有效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冲突的新范式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是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现有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公众的教育需求，将三者有机结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是
6、研究证据的获取与评价，并使研究证据成为决策的依据。研究证据是经过系统地研究所获得的“证据” ，其重复发生概率和可靠性远大于传统的经验证据。因此，为区别于一般经验证据，我们将其称之为“研究证据” 。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第一，教育决策要以证据为基础，任何一项教育政策都要有“强证据”来支持，以证明它的确带来了积极的、实质性的社会改变或教育变革。第二，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知识结盟。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以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与单纯利用知识的工具主义态度不同。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事实上要求决策者的知识化。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与传统的教育决策相比，
7、其决策依据和运4行机制都不同： 传统决策主要依据“经验”或“理论” ，把“经验”或“理论”当作圣经。而“经验”或“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都具有可错性。首先，基于个人经验的传统决策的可错性在于它所蕴含的决策逻辑：归纳推理。归纳推理是将有限经验或者小概率事件，上升成为普遍法则。其有效性由大数定理所规定，只有穷尽所有可能的经验事实才能推断出规律性的结论。同样，基于最佳实践的决策也是可错的：（1）与基于经验的决策相类似，其归纳推理的局限性比较明显。 （2）最佳的管理实践或决策实践的有效性所暗含的某种条件，另一组织或另一情景不一定具备，因而模仿不一定会成功。此外，基于“理论”的决策。其决策逻辑与传
8、统演绎推理相似，是将一般原理运用于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的决策实践，它虽有一定的外部效度，但对于具体的组织或情景而言，照搬也会导致失效。理论一般有比较明确的边界条件。如果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中这一边界条件不具备，再好的“理论”也是无效的。 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则不同，它重视“研究证据” 。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认为只有事实才能说明什么可行或者什么不可行。舍曼认为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关心的问题是“证据是什么” ，而不是“谁这么说的？”不管是理论所言，还是成功者所说，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只关注事实。将决策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 “决策质量”是可获得的“事实”或“研究证据”的函数。事实或“研究证据”越丰富、越系统
9、，决策的质量就越高。随着事实或“研究证据”的不断发现，决策质量也将不断提高。同时，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具有反馈修正机制。由于认识到基于理论或经5验的决策具有可错性，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尤其强调将具体组织或具体情景作为实验对象，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并根据新的事实或“研究证据” ，不断调整或优化决策方案。 研究证据可分为“大证据”和“小证据” 。 “大证据”是指派生于科学方法、关于事物因果联系的普适性知识，而“小证据”是指在特定环境下系统收集的用来指导局部决策的事实或数据。理想的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将“大证据”与“小证据”有机结合而进行的决策。要说明的是，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实践早已存在，只是概
10、念化与系统化研究才是近 10 余年的事，因而叫做新的决策范式。 三、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与路径选择 （一）知识转移是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 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其思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学者对管理与决策科学化的思考与追问；二是医疗、教育、法律等领域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实践的启发。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管理”或“决策”不是一个特定的“专业” ，管理者与决策者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学习和严格的专门训练。而实践中，大多数管理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咨询其他管理者或者管理顾问，而阅读教育管理类学术出版物的管理者却很少。在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思想和建议方面，
11、学者们学术研究的影响正日渐式微。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实践的鸿沟普遍存在，当前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实现教育管理的科学知识和研究证据向教育决策者的有效转移。 教育研究者为什么对教育决策者缺乏影响力？教育管理的科学知识6和研究证据为什么难以向教育决策者有效转移？主要有以下原因： 1.管理实践的“类质同构”现象。 “类质同构”现象是指管理者乐于向同类组织的同类人员寻求创见。对决策者来说， “理想的证据”往往是已在同行业其他组织得到验证的证据。假如管理者想实施某种计划，他们最倾向于到自己所在组织或同行业其他组织的管理者那里去寻找证据。这样，管理者或决策者就难以到具有丰富“
12、研究证据”的学术研究界去寻求“证据”了。 2.学术评判标准的偏颇。对于学者来说，当前流行的评判标准就是能否在某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以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很少评判这些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与教育决策的贡献与影响。学者们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了知识的创造而不是知识的扩散上。 3.知识传播方式的非效率。决策者需要的知识或信息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在决策者碰到紧迫问题时能随时获取，即要求知识传播渠道具备方便性和即时性。 （2）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为决策者提供针对其具体工作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 （3）能够满足决策者的某种情感诉求，即能够强化决策者工作的价值，能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提供某种解决方案。为什
13、么决策者更愿意将管理大师或管理咨询顾问作为寻求信息或帮助的目标，因为管理大师或咨询顾问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精彩的故事与有效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者们对管理大师或咨询顾问所传播的思想也许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思想具有新奇性、能够满足某些情感诉求、具有可觉察到的相关性并且已被某些事实所验证，这就使得管理大师或管理咨询顾问在管理思想“市场”上比“学者”更7具有竞争力。 （二）推动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有效实施的路径选择 化解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冲突，有效实现知识转移并最终实现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需要教育研究界和教育决策界、管理界的共同努力。 1.教育研究界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提高教育学
14、术研究对于教育决策者的相关性与实用性。 （1）教育学术研究者应该了解决策者的兴趣与需要。研究者在设计研究项目、解释研究结果时，应该寻求与决策者的互动与交流。 （2）研究者应该掌握“两种语言” ，即学术研究语言和与决策者交流的语言。研究者在与决策者进行有关定量数据的交流时，应该使用能使决策者感到浅显或轻松而不是高深或畏惧的方法。学术团体应该与决策者团体建立正式的联系，在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建立以任务为中心的长期合作关系。开展这种合作的目的，就是要用平易的语言总结那些得到了研究支持的实践规则，以友好的方式提供给管理实践者。 （3）多研究一些原创性、基础性和令决策者感兴趣的问题。为了使学术研究更好地与
15、实践耦合，学术研究者也应阅读学术文献以外的文献，结交学术圈子以外的朋友，更多地关注日常组织活动的特征。 （4）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用丰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法能激起决策者更大的兴趣。此外，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一些令人困惑或者反直觉的研究发现。例如，有些用定量方法得出的结论似乎有悖常理，而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补充或解释，就能让决策者豁然开朗。 8第二，重视对研究成果转化与知识转移过程的研究。知识在教育研究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转移的过程应该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的。对研究成果（研究证据）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与扩散问题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知识扩散的场所与原因。当学术研究者发表与现行实践
16、或理念相悖的研究成果时，他面对的很可能是被实践界拒绝的命运。所以，我们要研究促进学术成果传播的方式，研究能够使决策者的理念发生变化的方式。 第三，教育研究者要警惕潜在风险，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在促进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决策者合作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潜在风险就是教育研究失去自身独立的学术价值，流变为“为预意进行的研究” 。要防范这种风险， “使教育研究真正为政策所用，教育研究就必须在基础期研究与应用性研究这两种研究中实行一种，取得平衡” 。应用性研究要求从决策者而非学术的角度分析问题，遵循决策者的价值标准和时间限制，保证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具体性和紧迫性。但是，鼓励面向决策的应用性研究绝不是削弱基
17、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一个社会积累、创新知识的主要途径，具有应用之外的独立性价值。教育研究保持学术独立价值，并不影响其对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的积极贡献。正如学者所言：“社会研究（包括教育研究）是一个社会进行民主讨论的方式，社会研究对自由社会的巨大贡献不需要削弱对研究质量和真实性的专业关注。这种贡献不是通过结果而是通过理性和知识与民主政治之间相关性的稳步确定来达到的。 ” 第四，扩大或修改出版渠道与程式。 （1）教育研究界应该跟踪趋势。 “跟踪趋势”并不是要教育研究界去“赶时髦” ，9而是要求教育研究界具有敏锐性和洞察力。 （2）充分利用网络向决策者传播知识。期刊也许不是向决策者传播知识的最佳媒介，因
18、为决策者通常只在需要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才会去寻找科学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的信息都在期刊里，也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工夫与专门的技巧才能找到。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网站或微博可能是更有效率的“知识仓库” 。 （3）优秀学术期刊有必要包容那些在实证方面意义深刻，但在理论方面不一定有创新的研究成果。坚持实证性文章必须有理论上的创新，会导致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日益削弱。 第五，发挥管理教育的基础作用。目前的管理教育本身往往就不重视“研究证据” 。在教育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课程、教育硕士课程或者高级教育培训课程中， “研究证据”往往不是学习的重点。目前，许多课程的核心不是强调“研究证据” ，
19、取而代之的是一般性管理技巧以及一些最流行的案例，因为这些刺激性强、表面相关的信息，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因此，我们应该以批评的眼光审视教育工作在造成决策者知识范围狭窄和科学证据运用不足方面的责任，要避免管理教育误人歧途。 2.教育管理界要重视的问题 第一，要避免或减少教育管理界对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证据”的不合理期待。教育管理界要对教育研究能为决策者“提供什么”有理性认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教育部长发布了一份教育研究与发展趋势、问题与挑战的部长报告，报告试图对教育研究能达到的和无法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并，指出：“教育研究并不能解决标准的确定问题，不10能始终立即而又直接地满足决策者和实践者的需要。也
20、不能给每一个教育问题找出迅捷的解决办法。而在另一方面，教育研究可以改善教育各个方面的知识基础；可以提出问题、识别问题并能使人们注意到迄今被忽略的事实；教育研究也可以暂时为教育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有用的知识。 ”教育决策者要合理估计教育研究的能力限度。 第二，教育决策部门既要增强自身的研究意识，又要支持学术界的教育研究。现代社会对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教育决策者要不断增强研究意识，理解教育研究，积极运用教育研究成果，学会更好地利用信息和知识。自觉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 ，而不是仅仅依靠经验或过去的理论进行决策。同时，教育决策部门要重视和支持教育研究。欧洲教育研究的“蜜月”时期就得益于教育研究受到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并得到较为充裕的研究资金。教育决策部门要通过委托研究、联合组建研究机构等方式支持教育研究。 第三。教育决策部门要加强信息平台和政策网络建设。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开发和信息平台建设。要打破部门界限，实行电子政务，为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获得和使用各类信息提供最大便利。要加强政策网络建设，广泛推动社会民主、公众咨询和多元协商，要尊重教育政策目标对象的利益而不是政策执行部门的利益。 责任编辑：陈梅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