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割有这样两份名单，一份是世界银行统计的 2012年人均 GDP排名前25个国家与地区：卢森堡、挪威、瑞士、中国澳门、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加拿大、新加坡、美国、奥地利、日本、芬兰、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冰岛、德国、文莱、法国、英国、中国香港、西班牙、意大利、波多黎各。 另一份是英国经济学人2012 年统计的 25个“完全民主” （full democracies）国家，按综合分排名依次为挪威、瑞典、冰岛、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芬兰、荷兰、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德国、马耳他、英国、捷克、乌拉圭、毛里求斯、韩国、美国、哥斯达黎加、日本、比利时、西班牙。
2、不难发现两份名单高度相似，25 个国家与地区中将近 3/4（18 个）是一样的。如果刨去港澳、文莱（石油小国）等带有显著特殊性的国家或地区，两者的相似程度更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当然，例外不是没有。在经济学人统计的 167个国家中，印度排名 38，在“带缺陷的民主国家”中排位相当靠前，仅排在葡萄牙、法国、南非、意大利、台湾地区、以色列等国家或地区之后。而根据联合国统计，其 2011年人均 GDP却只有 1528美元，在所统计的 211个国家中排在了第 159位。 2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相关吗 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不
3、少人认为，印度的现实表明，民主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印度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制度似乎并没有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贫困。据世界银行统计，南亚地区 2012年人均 GDP只有 1388美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 1433美元，而这些国家当中不少都在进行转型试验。南非是转型最成功的非洲国家，新体制的确立让这个被种族隔离撕裂的国家避免了血腥内战，其在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中排名第 31位，甚至在意大利等相对发达国家之前，但是据联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其 2011年的人均 GDP也只有 8090美元，低于东亚和拉美地区的人均水平（分别为 9026美元与 9578美元） ；这个数字虽然高于中国（人均） ，但
4、是差距并不明显，不足以体现两者在制度上的差距。 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是概率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当然不可能没有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也取决于资源禀赋、民族文化、国民性格、国际贸易环境等多种因素，民主政治只是其中一种影响因素，而且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政治的建立未必对 GDP的提升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何况 GDP本身未必能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活幸福指数。一个加勒比岛国可能没有什么产业，但是如果其制度能够有效控制公权滥用并保证国民无忧无虑、幸福安全的自然生活，那也未必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倘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GDP虽然连年高速增长，若是存在过度开发严重透支了环境与资源；
5、如果扣除生态破坏的账单，这样的净增长很可能没有统计数字显现得那么乐观。 3转型显然也有风险，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栽”了，不仅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反而造成军事政变乃至内战等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战乱频仍、颠沛流离的水生火热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发展。如果威权体制能够维持政府与社会稳定，即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第一必要条件；只要经济政策大体合理，完全可能维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往往伴随着漠视人权、破坏环境和腐败横行等社会代价。一个转型成功的国家完全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而无需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 。 换言之，即便威权体制没有转型国家的动荡风险，这种体制带来的社会稳定有助于经济增长，
6、但这种增长未必是可持续的。腐败可能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甚至向海外转移；工薪阶层的收入过低导致内需不足，而只能过度依赖脆弱的出口贸易；环境污染不仅让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而且极大增加患病人群及其家庭经济负担；贫富差距以及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剥夺民利的行为制造社会矛盾与对立，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治管治的合法延续 当然，开明专制不是没有，东亚的新加坡经常被作为“东亚例外”的典范，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很小，只有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借鉴意义有限，而且都具有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治遗产，因而其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国的政治传统。如果没有这笔历史遗产，或母国不是民主与法治国
7、家，东亚能否“例外”便存很大的疑问。 不论如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统计关联是不容否4认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 年世界人均 GDP为 10171美元，其中北美人均 GDP为 50198美元，欧盟地区为 32677美元这个数值受欧盟东扩影响，如果只算欧元区的人均 GDP则上升到 36551美元，和 OECD国家的人均值（36722 美元）相仿。OECD 的 34国大都为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也有韩国、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少数相对成功的新兴国家。尽管未必所有发达国家都施行民主政治，但是在统计意义上，民主政治和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少数例外并不足以否定一般规律：即经济发达
8、国家也是民主政治国家。 政治和经济谁决定谁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如果是，那么谁是因、谁是果？统计相关性未必是因果关系，譬如打雷和下雨经常同时进行，但是两者都起因于更深层次的气候现象，彼此之间未必有直接的决定关系。然而，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确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未必是简单的谁决定谁，而是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其中也包括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后者对前者至多只有次要的“反作用” 。因此，国内流行的说法是政治民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似乎只要 GDP达到某个水平，政治改革就水到渠成；反之
9、，如果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个水准，那么政治改革再努力也是白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也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虽然经济发展对于提高教育水平、培育公民意识、促进政治参与等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经济决定论显然过于武断。事实5上，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还不如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来得更直接。 经济决定论对于许多个案都没有解释力。譬如现代第一个大众政党是在 1832年的“杰克逊时代”建成的。虽然那个时代的美国民主只是男性白人的少数人民主，但毕竟算是一种大众民主的“雏形” ，而那个时候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社会；根据Augus Madison教授的估算，那一年美国的人均 GDP只有
10、 1702国际元（1990 年基准） ，完全没有达到今天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便到 1920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正式取消性别歧视此前许多州的妇女已有权参加选举，黑人政治权利则早在 1870年的第十五修正案得到保障，美国人均 GDP也只有 5552国际元，相当于中国 2005年水平（5575 国际元，2010年为 8032国际元） 。印度民主的发达与经济的相对欠发达也表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决定政治民主的水平和质量；即便在印度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民主也能做得相当不错。 相反，自由和民主却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经过东西对垒的四十年“冷战” ，这个问题早已得出答案。1950 年代初期，东欧与
11、西欧的发达程度相差并不大，东德和西德、东柏林与西柏林原本更是同一个国家；“两个德国”究竟哪个更优越，当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四十年光阴使得东西两边出现了天壤之别。事实上，东西差别绝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差异造成的；西方尤其是西欧经济体制很难说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 ，人均收入最高的北欧三国被公认为带有显著的“社会民主”色彩。关键在于，苏联阵营的国家作茧自缚；那种僵化的体制完全失去了自我纠错机制，即便明知经济政策乃至体制错了都不可能改，6只能将错就错，让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方向上越滑越远。 更震撼的是韩国与朝鲜对比。1950 年代，两国经济实力相当。按照Madison项目的估算，1950 年两国人
12、均 GDP同为 854国际元。1953 年，朝鲜半岛战争结束，韩国与朝鲜的人均 GDP分别为 1072国际元和 966国际元。但是今天，朝鲜的相关指数在 167个国家中倒数第一。据联合国2011年统计，人均 GDP在 211个国家中排名 200，跌落到 506美元；六十年来经济发展几无建树。韩国则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国际排名第 20位，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范例；2011 年的人均 GDP达到 23067美元，排名第 47位；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韩国 2012年的人均 GDP排名第 28位（朝鲜无数据） 。不同的政治制度造就截然不同的经济实绩。为什么经改离不开政改 不同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对
13、经济发展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其实是一点不奇怪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普遍认识到法治、私有财产保障、经济活动自由等政治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一些认识甚至认为，政治改革不是当务之急。然而，这种认识可能是短视的。首先，法治和民主必须齐头并进，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中国近年来司法改革的实践已经验证，没有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治改革注定举步维艰。早在两三百年之前，孟德斯鸠已极为透彻地解释了这个基本道理；如果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个机构乃至某个个人手中，那么法治如同痴人说梦。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之所以有法而无法治，出现了大量恶性冤案，正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个人成了无法无天的“土皇
14、7帝” 。由此可见，倘不能建立对于权力进行监督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明确政治不得干预司法的基本原则，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如果没有政治改革，那么公权必然会侵入私人领域，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能受到可靠保障。经济收益则可能被权贵集团“雁过拔毛” 、层层剥皮。在薄熙来主政期间的重庆，企业家甚至被当成任意宰割的肥肉，连基本人身自由乃至生命都保不住，随时可能成为论罪科刑、充公没收、中饱私囊的对象。经济活动中的寻租现象必然大量增加。事实上，既然私人领域无力抵制公权侵入，公平市场竞争原则根本无法实现，官商不分、任人唯亲、垄断等现象极其普遍，大量市场资源为某些特殊家族或其“马仔”所垄断，造成市场经济的严重畸形
15、。 最后，人们往往看不到的是，民主政治不仅具有推动法治、实现公平、维护市场、遏制腐败等直接的经济与社会作用，而且还至关重要地影响着国民的人格素质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建构。民主是一种公共生活，公民在其中锻炼理性相处、自我管理的能力。其实，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具有极大的逻辑相似性，选择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商品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涉及综合信息、对比选项、权衡利弊的理性计算与选择过程。民主政治能够极大促进公民的智力成熟并提高其理性判断能力，使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的复杂社会生活。归根结底，现代工业文明不仅需要商业诚信和市场信息，更需要建立在一个积极合作、理性思维而有创造力的公民人
16、格基础上的。 对于经济交易而言，理性判断的前提是充分而相对准确的信息，而信息社会的前提是言论自由；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受到选择8性压制，信息失真必然误导大众选择。有话不敢说、不能说，谎言和造假就会趁虚而入，进而瓦解社会与市场诚信。民主政治预设了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政治参与等公民自由，上述经济学人对民主状况的综合评价即包括政治参与和公民自由等指标。只有保证思想与言论自由，社会才有不受压制的信息和真相；只有让人民放开说话，他们才不会被迫说谎，并养成正直和诚信的习惯，而诚信是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只有在自由交流和辩论的环境中，人民才能提高鉴别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经济交易是不可或缺的。 同
17、样重要的是，政治参与自由也有助于培育一个热心、积极、勇敢而有责任心和创造力的公民群体。只有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公民才会无所畏惧地自由思考、畅所欲言，并在公共交流中培养积极向上、乐善好施的健康个性。思想和言论禁区必然禁锢思维，并造成懒惰、懦弱、伪善和人云亦云等恶习；只有打破禁区，才能彻底解放思想并释放人类思维蕴藏的巨大能量。在言论自由国家，孩子从小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很早就形成了自主判断的能力。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传授社会生活必需的知识，却并未扼杀自由人格的内在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正是现代经济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多数创意可能归于失败，但没有失败的试验，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发明。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国家
18、， “秘诀”即在于崇尚与保护公民自由，而民主政治正是培育合格公民的试验基地。 如果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被剥夺，思考能力和日常思维就会停留在极为原始幼稚的水平，那样的国家不要说创造力，就是说句真话也会引来杀身之祸。在那样的国家，没有真实的信息，没有坦诚的交流，更9谈不上实质性的自发合作。在那里，国民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习惯，如何承担得起复杂多变的市场主体责任？我们很难将那样的国民人格状态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要知道，市场经济需要的显然不是不会思维的机器或奴隶，而是能够理性判断、随机应变而富有创造力的活人！然而，专制却会扼杀所有活的生命，将人降格为一具具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而当自由的空气将其吹醒之后，各种不受控制的私欲会伴随无知一并爆发出来。在一个人格状态完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民群体中，经济改革其实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隐患。经过 30多年经济改革的中国不仅 GDP迅猛增长，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言论自由的实际状况获得极大改善。如果言论自由等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能在实践中获得更好的制度性保障，则中国经济之发展和社会稳定必能成长到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