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研究摘要：目前还没有论著明确地回答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时间。笔者认为，193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6 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是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标志。本文就重庆多党合作产生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叙述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阐明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重要意义，强调重庆多党合作的产生标志着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密切合作的开端，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多党合作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重庆多党合作产生；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
2、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1-0041-10 重庆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做统战工作的地方，是中国四个民主党派的发祥地，具有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光荣历史的城市。贾庆林指出：“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为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统一战线及多党合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原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辜文兴认为， “重庆市是多党合作搞得最早的地区之一”2，并于 2004 年 11 月 15 日提出了“重庆市多党合作”3的概念。重庆多党合作历史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2无产阶级革命
3、家同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各级中共组织同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为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而团结合作的历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重庆多党合作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根据现有研究资料，目前还没有论著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193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6 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标志着重庆多党合作的产生。本文就重庆多党合作产生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叙述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阐明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重要意义。 一、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日本侵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前夕，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
4、提供了客观环境条件 国民党政府从 1927 年 4 月开始一直以南京为首都。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蒋介石于 7 月下旬手令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准备迁地办公” 。8 月 13 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分高级幕僚何廉等明确表示“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 。11 月 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开始进攻南京，国民党政府于 20 日发布“移驻重庆”宣言。11 月 26 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抵达重庆，12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1938 年 7 月 16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行政院及中央党部以及国民参政会、国防最高会议从速迁往重庆
5、”4，并于次日发出紧急命令，令所有驻汉中央机关于 5 日内全部移驻重庆。从 7 月 18 日起，国民党中央各部纷纷迁往重庆。广州、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机关除军事委员会随蒋介石在 12 月 8 日移驻重庆办公外，3均由南京经武汉迁到重庆。与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纷纷迁驻重庆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王明以及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先后移驻重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也随之汇集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阶层、各民族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参加的抗
6、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政治舞台。 （二）抗战初期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就开始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各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团结、民主，反对投降、分裂、独裁的主张。他们创办许多报刊，进行抗日动员和宣传工作。救国会许多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 1937 年 12 月 28 日，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在长沙访晤黄炎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到底、坚持抗战的根本主张，并谈论了国际大势。事
7、后，黄炎培应邀到湖南省政府与张治中会谈时事，讲述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的主张，并希望张治中遇事处以公正。1938 年1 月，乡村建设派首领梁漱溟到延安访问，同毛泽东长谈两个夜晚，就抗日前途问题和建设新中国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 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同周恩来、王明在武汉举行正式会谈，双4方一致同意今后密切合作，共同抗日。 为了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建立民意机关，实行抗日民主。在全国人民要求下，1938 年 4 月 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 ，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
8、参政会，为战时全国最高民意机关。6 日至 8 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等决议案。12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 ，规定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职能和组织机构，并于 16 日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修正条文，将额定参政员总数由150 人增至 200 人。17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共 200 名。其中，国民党党员 89 名，占 44.5%；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名额被列入“文化团体” 、 “经济团体”之中，共产党员有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王明、博古、董必武 7 名，占 3.5%；民主党派15 名，占 7.5%；无党派人士
9、 89 名，占 44.5%。7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 ，规定“参政员之议案应详具理由，并由参政员二十人连署提出之”5。国民参政会是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组成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遴选和推选产生，最后由国防最高会议报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决定聘请；参政会通过的决议都必须经过国防最高会议批准后才能执行。国民参政会的建立是国民党在实行民主政治、抗战建国方面的一个进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国民党控制的咨询机关，而非真正的全国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产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5治舞台，也促进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相
10、互了解、团结合作。“如果以 1937 年 9 月 22 日、23 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而 1938 年 7 月 6 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则是作为中国各党派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形成的标志。 ”6 为在国民参政会上更好地合作，民主党派与中共利用聚餐会、座谈会、茶话会、拜访、谈心、祝寿等多种形式进行参政活动。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 “周恩来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爱国人士张澜以及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分析政治、军事形势，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7。例如，为了交换对国内政治问题的意见及在参政会
11、上的提案，黄炎培、江恒源、沈钧儒、张君劢等与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等经常聚餐会谈，从 5 月 19 日到 7 月 5 日一届一次参政会开幕前的 1 个多月时间里，就举行聚餐会、茶话会达 9 次之多，议题皆为抗战问题及“共商参政会提案问题”8。在国民参政会开幕前几天，傅斯年、梁实秋对吴玉章说，孔祥熙昏庸无能，且多劣迹，准备提出弹劾孔祥熙案，想由汪精卫代替。中共参政员研究以后，认为孔虽不好，汪更坏，提出该案对团结抗日不利，决定不予支持。参政员许德珩等支持中共参政员的态度，结果取消了此案。7 月 5 日，以毛泽东为首的 7 名中共参政员在汉口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的文章，强调指
12、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6法与实施方案”577。 1938 年 7 月 6 日至 15 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两仪街 20 号上海大戏院（今汉口洞庭街中原电影院）召开，出席参政员 162人，共有提案 130 多件。中共参政员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员一起在参政会中相互配合，为争取实现全面抗战、督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诺言而斗争。中共参政员在参政会上先后采取联合提案、附署提案、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
13、员单独提案和摆事实、讲道理，事先征求意见，事中反馈信息，事后交换看法，有条件地作出妥协、让步等方法，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员了解和支持共产党及其主张。中共参政员“在会议中曾经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参政员同志亲密地携手，和睦的商讨了决定了抗战建国的实施方案”5218。王明以共产党员资格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连署的人达六十七人之多，其中包括参加参政会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和领导人物，突破本会一切议案连署人数量和范围的记录”5189。其中，张澜与其他许多参政员共同签名，支持中共参政员提出的该提案。在会议期间，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王明、博古、吴玉章等还分别提出
14、了保卫武汉、军队建设、改善县区政治机构的提案，邹韬奋、褚辅成、王造时、许德珩、傅斯年、梁漱溟等人还就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难民、乡村工作等提出了议案，并获得会议通过。沈钧儒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 ，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破坏法制的行为进行揭露并提出补救办法，得到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博古等以及其他参政员 40 多人签名连署赞成，7并获得大会通过。罗隆基提出调整机构，集中人才，以增加行政效率案 ，得到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博古和其他参政员 23 人签名连署赞成，并获得大会通过。这对于补充和完善抗战建国纲领起到了积极作用。大会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
15、胜利”的国策，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 、 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 、 设立省县参议会案 、实现民主政治案 、 抗战时期改善民生案等。大会宣言指出，各党各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5182。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第一次汇集了全国各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地各界代表，充分显示了全民族的大团结，促进了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关系，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向相持阶段过渡，全面抗战面临更加严重困难的形势。日本侵华策略从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
16、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政府逐渐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妥协投降倾向逐渐抬头。汪精卫早在抗战初期就主张妥协投降，宣传“战必败，和未必大乱” 。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前夕，汪精卫连续对海通社、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鼓吹中日“和平”只是迟早而已， “吾人愿随时和平” 。与此同时，国民党党报上的“和平”言论连篇累牍，骤然剧增。汪精卫又召集骨干分子加紧策划逃离重庆、叛国投降。一时间，国内人心浮动，重庆笼罩8在妥协投降的乌烟瘴气之中。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前夕，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中共参政员纷纷发表谈话、声明，表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
17、协投降。黄炎培认为， “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之倾心合作，精诚团结引为抗战前途最有希望之一点”5266。史良指出， “各党各派的益加团结，是中华民族战胜敌人的主要保证”5268， 必须“把抗战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决相信政府，坚决拥护政府抗战到底”5268-269， “妥协讲和是不可能的”5262。董必武指出， “参政会议决政府应付着形势之重要施政方针，可以安定国内人心，可以端正世界的视听，更可以击破日寇挑拨离间无稽谰言。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地位，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以达建国的成功，这是我国抗战以来久经确定不移的国策。参政会遵照这一国策，议决政府对内对外的施政方针，实是第二次大会的最重
18、要的任务。 ”5264 博古强调，第二次参政会“要打击一切妥协动摇的错误倾向”5261。邓颖超也说，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抗战到底”5269， “我们应巩固团结，拥护团结”5270。 值得注意的是，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确定了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重申了全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
19、装斗争的方9针，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南方局代表党中央负责同国民党与其他党派的统一战线和党在国民党大后方的其他工作以及沦陷区和港澳的工作，同时负责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为书记。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也为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重庆实行团结合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 193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6 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
20、（现为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 66 号重庆日报社大院内）召开，130 多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共有提案 80 多件。这是国民参政会迁到重庆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重庆多党合作的正式产生。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当日，毛泽东在致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电文中指出：“驱逐日本军阀出中国，奠定抗战最后胜利基础，首在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9。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坚持”的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汪精卫的妥协投降活动，告诫他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全国上下精诚团结的抗战局面，代表了全国军民的一致要求。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成为与会参政员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内
21、部存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抗战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拥蒋反汪成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斗争的集中表现。同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广州武汉失守10后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中指出：“蒋委员长抗战将是坚决的，但某些亲日分子已经开始活动和平妥协” ，我们应“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 ， “巩固全国的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统一的挑拨离间的言论与行动”10。这就是说，要区别对待执政的国民党，既要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亲日派，又要坚决拥护领导抗战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为贯彻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精神，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就先后赶赴
22、重庆，出席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并联名向会议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 。该提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谰言，明确重申“蒋委员长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国民政府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我全国军民一致信任和拥护”5331，强调“我国一切抗战的各党派各阶层，更加紧精诚团结，为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而友爱的共同奋斗” ， “坚持持久抗战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5331， “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5332。虽然汪精卫不顾舆论谴责，唆使其党羽反对该提案，并企图掀起和战问题的讨论，但是该提案光明磊落，旗帜鲜明，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刚一提出，就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救国会参政员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史良、陶行知、张申府和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陈启天，国社党参政员张君劢、罗隆基，职教社参政员黄炎培、冷?、江恒源，乡建派参政员梁漱溟，无党派人士参政员张澜、许德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