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周代策命的礼仪背景及文体特点摘要周代策命是周天子策封赏赐诸侯或臣下的仪式上使用的实用文体，一般在太庙举行策命仪式时颁布，见证者为傧者，宣读者多为内史，有时是尹氏或其他史官。周代策命形成稳定的体制，通常包括封赏的原因、具体的赏赐及教导与勉励三部分。周代策命语言诚挚恳切，语气温润亲切，典雅舒缓，成为后世策命文体模仿的典范。 关键词策命文体；礼仪背景；体制；语言风格 周礼大祝六辞“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其二为“命” ，吴讷说：“考之于书 ，命者，以之命官，昔毕命 、 同命是也。 ”这里的“命” ，是指天子策封或赏赐诸侯卿大夫的命书，是策命礼仪上使用的应用文体。关于周代
2、的策命之礼，古人已不甚明了。杜预春秋释例日：“天子锡命，其详未闻。 ”清人朱为弼蕉声馆集中有数篇论及，今人在两周策命铜器铭文的基础上，有专文、专著详论之，各家对有些细节聚讼纷纭。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在各家的基础上，试图对策命文体的礼仪背景、体制及语言风格做一番探讨。 一、策命文体的礼仪背景 1.策命的颁布地点 礼记祭统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 ”周天子策命诸侯、卿士、大夫，一般要在太庙举行。这里2的太庙，并不是专指太祖之庙，而是任一宗庙的太室。 尚书洛诰载成王策命周公之子伯禽的礼仪，是在文武官的太室举行：“戊辰，王在新邑蒸，祭岁，文王驿牛一，武王骍牛一
3、。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人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 ”周成王在文武宫的太室举行鲁公伯禽的策封仪式，先由史官尹逸祝册报告文王、武王之灵，然后，成王进入太室，正式策命伯禽，命书由尹逸宣读。西周铜器铭文所载策命，亦多在宗庙太室举行。如鼎：“唯三月，王才（在）宗周。戊寅，王各（格）于大（太）朝（庙） 。 ”君夫簋：“唯正月初吉乙亥，王才（在）康宫大（太）室，王命君夫。 ”免尊：“隹六月初吉，王才（在） （郑） ，丁亥，王各（格）于大（太）室。 ”在宗周太庙受命，君夫在康公太室受命。齐思和先生统计了 55 篇策命铭文，认为除二、三次之例外，大抵皆举行于周之宗庙
4、：“其言宗周者七器，谓行之于镐京也。其言周或成周者二十三器，皆于成周举行也。其直言庙名而不言宗周或成周者十四器，皆于宗周或成周之宗庙也。”所以，周王的策命仪式，一般在周之宗庙举行。 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中有时用“太庙” ，有时用“太室” ，其实是一回事情。孔颖达疏云：“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日太室。 ”王国维论明堂构造说：“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 ， “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绝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则谓之太庙太室。 ”太室即太庙，王国维对太室的解释与孔颖达所述相同。周之宗庙，都有
5、太室。所以， 祭统所说的“必赐爵禄3于大庙”的“太庙” ，就是指任一宗庙的太室。策封诸侯于庙，示不敢自专，表明一切法度皆自祖制。 有些铭文对策命的地点方位记载得更加具体，如休盘：“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才（在）周康宫。旦，王各（格）大（太）室，即立（位） 。益公右走马休入门，立中廷，北鄕。王乎（呼）乍（作）册尹册易休。 ”许多青铜铭文说受命者“立中廷，北鄕” ，王国维说：“余谓此中廷，当谓太室之廷” ；“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 。铜器铭文所载策命礼仪同礼记祭统所说基本一致，王来到太庙，就天子之位，面南而立，受策命者在傧者的陪同下进入太庙，在中廷，面北而立，接受天子的策命封赏，策命文书
6、由史官宣读。陈梦家还画出策命时王、史、傧和受命者在太室中廷所立的方位，简单明了。 以上所说主要是西周的情况，春秋时代周天子策命王室的卿大夫，礼仪与西周没有太大差别，但策命诸侯的情形已大不相同。西周时，策命皆于周之宗庙举行，而春秋时代，诸侯即位由各国自己决定，周天子已失去了左右诸侯的威力，只是在诸侯即位后派人赐命，象征性地宣告其地位的合法性，策命的颁布地点也就未必在周的宗庙太室。 2.策命的见证者 周礼说大宗伯“王命诸侯则傧” ，小宗伯“赐卿大夫士爵，则傧”。郑玄注云：“傧，进之也。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乡。傧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 ”文献中称“傧” ，铜器铭文称“右” 。傧者在策命礼仪
7、上负责引导、陪同、延进受命者。按照周礼的说法，天子策命诸侯，则大宗伯为傧；赏赐卿大夫士，则小宗伯为傧，证之以铜器铭4文，周代策命仪式上的确有傧者，但傧者并非大小宗伯，而是当时的执政公卿，地位和权力比大宗伯要高、要大。如穆王时期的鼎：“唯三月，王才（在）宗周，戊寅，王各（格）于大（太）朝（庙） ，密叔又（右）即立（位） ，内史即命。 ”在策命礼仪上，密叔就是傧者，引导、陪同受王策命。唐兰先生归此器于穆王时代，他说：“国语周语上：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 韦昭注：密，今安定阴密县是也，近泾。此密叔或是密康公之先？”其后能封侯，则密叔的地位权势是很高的，由这样尊贵的人为傧，是受命者的荣耀，同时，傧者
8、也见证着受命者的光荣。免尊说“井（邢）弔（叔）右免” ，邢叔傧免受命，唐兰先生说：“凡井伯、井叔当政，疑在穆共之际。 ”师虎簋中有井伯，郭沫若说“为王左右之重臣。 ”曶壶说“井（邢）公内右曶” ，卫簋说“南伯入右卫” ，井公、南伯亦当政者。唐兰归于恭王时代的师簋盖、走簋、师父鼎，傧者都是司马井伯，明确说此井伯之职为司马。休盘傧者为益公，康鼎、同簋傧者都为荣伯。师鼎、师俞簋、谏簋的傧者都是司马卞，簋傧者为司徒单，此鼎傧者为司徒毛叔。这些铜器铭文多是策命卿大夫的，傧者有密叔、井叔、井公、南伯、益伯等，皆为当政之公卿；也有司马、司徒等官职任傧者的。 西周铜器铭文多是策命卿大夫，策封诸侯的比较少见，周
9、王策命诸侯，传世文献中保留了一些。 左传僖公四年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说明姜太公的策命仪式上担任傧者的是召康公，召康公德高望重，地位显赫。 春秋时代周天子策命侯伯，虽然策命地点不在周之宗庙，但其他仪节与西周相同。 国语周语上说：“襄王使邵公5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 ”又“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 ”周襄王策命晋惠公、晋文公的傧者分别是邵公过、太宰文公，皆是王室执政公卿。 所以， 周礼所述周王策命诸侯卿大夫有傧者，是对的，但说大小宗伯为傧，则与实际情形不符。杨宽说：“作为右者都是公卿大臣，有称为公和伯的，有官为司马、司徒、司工、宰、公族的，其中只有公族这个官和宗伯的性质相当。
10、”也只是相当，铜器铭文策命文辞中没有出现宗伯为“右”的情况。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傧者有司马、司徒、太宰等职，皆为德高望重、地位显赫之公卿，并非由固定的某一氏、某一职专任。杨宽对周代策命的“右”者和受命者的职司进行梳理，认为以司马为“右” ，受命者多数是师氏，与军职有关；以司徒、司工为“右” ，受命者的职司有交叉的情况，或“作司土” ，或“旅邑人、善夫” ，与管理土地和征发徭役有关；以宰、公族为“右” ，受命者的职司多与王的起居、饮食、射猎、捕鱼及宫内事务有关。陈汉平说：“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傧者与受命者职务之间有一定统属关系，傧者往往为受命者之上级长官，受命者往往为傧者之下级属官。 ”这些说法
11、都有道理。傧者在典礼上只是引导、陪同受命者接受策命。作为见证者，傧者的意义不在于做什么，而是其本身的身份地位。德高望重、地位显赫的人物为傧，受命者会倍感荣耀，所以周代铜器铭文记载策命过程时，大多把傧者的爵位、名字郑重刻写在重器上，希望荣光永传后世。 3.策命的宣读者 策命仪式上，史官负责宣读策命文书。担当此任的史官多为内史。6周礼内史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 ”天子命爵赏赐，内史负责宣读策命。周襄王策命晋惠公、晋文公时，都有内史参与，策命惠公的叫内史过，策命文公的叫内史兴。内史在周代的策命礼仪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铜器铭文亦可为证，如免盘：“隹王五月初吉，王才（在）周，令（命）乍（作）
12、册内史易（赐）免。 ”免盘称为“作册内史”，未著其名。称“作册内史”的还有利鼎、师俞簋等器。师虎簋的内史名字叫吴，此器唐兰归于共王时代。郭沫若谓作册吴与师虎簋之内史吴名同官同，自系一人。同时的师簋盖、牧簋，铭文中都有“内史吴册令”字样，说明周共王时代有个叫吴的内史，他经常和井伯搭档策命卿大夫。而到师父鼎的时候，傧者依然是井伯，而读命书的则换成了内史驹，说明此时内史吴已死，接任者叫驹，很可能就是内史吴的儿子。懿王时代的谏簋中，内史叫先，他和司马卞搭档策命谏，后来又同司徒单搭档策命。还有一些铭文，既无“作册”二字，也不知名字，只书“王乎内史册令” ，如卫簋、师毛父簋、豆闭簋、趣觯、祝簋等。 还有一
13、些称史某而不称内史的，如免尊“王令史懋易（赐）免” ，吴方彝盖“王乎（呼）史戊册令吴” ，望簋“王乎（呼）史年册令望” ，颂鼎“王乎（呼）史虢生册令颂”等等。齐思和先生以为“虽未言其为内史，以其器之例观之，殆亦内史之简称矣。 ”这些不称内史之史，可能有些如齐先生所言为内史，但未必全是。如吴方彝盖：“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成大（太）室。旦，王各（格）庙，宰且出右乍（作）册吴入门立中廷，北娜。王乎（呼）史戊令吴” 此器中的作册吴，就是师簋盖、牧簋中的内史吴。内史吴受赐，命7书当然由别的史官宣读，则吴方彝盖中的史戊不可能是内史。也可以推知，其他不称内史之史，不一定如齐思和先生所言为内史。铭文中
14、读命书者还有“尹氏”或“作册尹” 。如师簋、留壶等器说“王乎（呼）尹氏”，走簋、休盘。尹氏，又称作册尹，也是史官之一种。铜器铭文中的尹氏、作册尹，以其器之例常被认为是内史，如克盈中有尹氏友，郭沫若谓：“尹氏即内史。 ”休盘有作册尹，郭沫若谓：“作册尹者，内史之长，亦称内史尹 ，亦单称尹氏，或称命尹。 ”但是，文献中有尹氏、内史并出的情况。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 ”策命晋文公，周襄王公派出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三人。显然，尹氏与内史叔兴父是两个人，尹氏并非内史。把尹氏看做内史、作册尹看做内史之长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三官策命的情况，铜器铭文中也有两
15、例：“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邵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令书，王乎史虢生册令颂” （颂鼎） ；“隹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周，昧爽，王各于大庙，井吊有（右）免即令。王受乍册尹者（书） ，卑册令免”（免簋） 。这两器与众不同的是，代表周王策命的也是三人：尹氏、傧者、史官。尹氏负责从周王手中接过命书，由他再转给负责宣读的史官，职责类似今天的秘书，似为周天子的左右手。 大戴礼记盛德云：“内史、太史，左右手也。 ”卢注：“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 ”礼记玉藻日：“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孔颖达疏引熊安生之论，谓太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为左史；内史掌言诰之事，在
16、君之右，为右史：“尚书酒诰有矧8大史友、内史友郑注：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也。 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 ”所以，太史和内史常被看做是天子的左右手。太史在策命礼仪上也经常扮演重要的角色， 尚书顾命记载周康王即位， “太史秉书，由宾阶隋，御王策命” ，正是太史奉成王遗命并宣读。天子即位，宣读命书的是太史而非内史，说明太史比内史地位高。当然，太史也可以传达并宣读对诸侯的策命，如仪礼觐礼记载， “天子赐侯氏以车服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 ”天子赏赐诸侯，命书由太史宣读。太史、内史同为周王的左右手，太史也可以在策命仪式上承担宣读策命等职责，所以，铜器铭文中
17、的尹氏、作册尹，都应该是太史，策命晋文公的那个尹氏，也应该是太史。 同内史一样，尹氏常常在策命礼仪上扮演重要角色。 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句毛传云：“尹氏，掌命卿士。 ”西周策命铜器铭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尹氏、作册尹的身影，周襄王策命晋文公要派尹氏， 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有“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能策立王子朝，就因其拥有合法策命天子的职权。注者不知此理，常隔靴搔痒，如孔颖达疏：“是其食采于尹，世为周卿士也。以其世为卿士，宗族强盛，故能专意立朝。不言尹子而言尹氏者，见其氏族强，故能立之也。 ”以为尹氏是食采于尹的卿士，可见没搞清楚尹氏实乃史官之一种，也没有明白尹氏立王子朝，不仅因其氏族强盛，
18、更因其拥有传统合法的策命职责。陈梦家先生也说：“尹氏虽无乍册之名，但他们依然是主持册命之事者。 ” 所以，策命仪式上宣读命书的史官多是内史，有时是尹氏或其他史官。9有些重要的策命，要由两个史官参与，一般是尹氏和其他史官，如颂鼎、免簋；有时是尹氏和内史，如策命晋文公。如果有其他史官负责宣读，则尹氏只是从周王手中接过命书，再转交给宣读者。 二、周代策命的体制 尚书中的几篇策命，其中文侯之命被认为是可靠的， 礼记祭统中孔悝鼎铭，也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春秋时代的策命，再结合大量的西周铜器铭文，我们发现周代策命基本形成了千篇一律的体制，一般包括封赏的原因、具体的赏赐及教导与勉励三大部分。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
19、，每部分的篇幅比重有所变化，但总的体制结构始终呈现出稳定的特征。 1.封赏的原因 赏罚得当，才能劝善惩恶。策命开始就必须说明受封赏者有何德何能。 文侯之命说文武得到许多贤能的公卿大夫的辅佐、帮助，故能安然在位。接着周平王说自己从继承王位起屡遭祸乱，盼望着能有老成持重的人辅佐，正是父义和在国家艰难之际保卫了自己，所以值得嘉奖赏赐。与尚书中其他命辞相比， 文侯之命关于封赏原因的交代比较简洁。大盂鼎和毛公鼎的铭文中，这部分内容占据大量的篇幅。封赏的原因，是西周策命大书特书的部分。 据唐兰先生考，大盂鼎“于道光时出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器形大而文字多，且全录康王命辞，可与尚书比较，均为前所未有。 ”大盂
20、鼎上基本全是周天子的命辞，开头也从文王、武王说起，意思是伟大的文王接受上天的大命，武王又继承文王治理天下，除掉大恶商纣，拥有10四方，大大匡正老百姓。做事的，没有敢醉酒，祭祀时，也没有人敢喝到迷乱。所以上天保佑他的儿子继承先王，保有四方。听说殷商丢掉大命，是因为诸侯和百官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人众。然后说自己要仿效文王的正德，要像文王那样命令执政者。现在就命令你，盂，继续荣伯的德行，效法你的祖先南公云云。 毛公鼎为周宣王时器，铭文全是策封毛公的命辞，篇幅颇长，同大盂鼎一样，也是从文武受命说起。师簋、簋等铭文，命辞也从文武受命说起。可见，西周传统的、完整的命辞，一般从文王、武王讲起，然后说到自己身负
21、重大责任，处境艰难，急需有德有能者的辅佐，而被封赏者正好是可信赖的最佳人选，理应受封受赏。从文武说起，也是显示对某人的封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效仿文武策封的旧典，符合祖制。 礼记祭统所录孔悝的鼎铭，是春秋时代诸侯赐命卿大夫的代表作。卫庄公蒯聩复国后赐权臣孔悝之鼎，铭文大部分在解释赏赐的原因，称孔悝先世庄叔、成叔及其父亲文叔之功业而褒美之，借以勉励其后。措辞语气与文侯之命及铜器铭文的赐命文辞一脉相承。 左传所保存的寥寥几篇春秋时代的策命文辞，都很简略，但都交代了赐命的原因。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周灵王赐齐灵公命，却大肆表扬齐太公之丰功伟绩，这也是周代策命的常见写法。 有时封赏并不是因为本人有功，而是赖祖先之德。师虎簋铭文说，先王既令你的祖先担任这些官职，现在我要效法先王，命令你继续你祖先的官职。曶壶铭文也说“更乃祖考乍冢司徒于成周八师”云云。周代的赏赐命书中，因祖先的功德赏赐其后人的现象很普遍，反映周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