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大馆奴樊建川，记忆的集结号敦厚的声音与他的身形配合得天衣无缝，加上终年板寸的平头和迷彩的军裤，使樊建川看上去更像一名军人和一名越野赛车手，而不是一位儒雅温文的博物馆长。 抗战时期的军号、钢盔、枪炮和战旗，是来自樊建川博物馆里的展品从时空的另一端释放它们血染的悲壮。一名曾参加过 1937 年北平保卫战的老兵凝望着展品中那面大书“死”字的战旗时，无言地伫立在那里，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在建川博物馆，震撼和悲怆是一种最常见的情感。参观这座博物馆不仅是一场精神洗礼，更是一次对体力的考验这座博物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片”博物馆聚落，占地近五百亩，粗犷和豪迈是这里的关键词，但其中每一件藏品的摆放和每一座
2、分馆的布置又处处运匠心于细节，它是近百年来无数声音所共同发出的呐喊。个体的生命在这里温热地流淌，汇聚到建川博物馆聚落的 25 个不同主题的博物馆和两个主题广场，接受公众目光的洗礼。 烧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彩瓷砚台、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请柬、张善子的飞虎图 、飞虎队的钢盔其中的任何一件展品背后的传奇故事都足以让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感到笔不从心。自 2013 年 7 月 7 日建川博物馆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抗战文物展览会以来，吸引了无数的参观者前来，从年轻激越的军事迷到鬓发苍白的抗战老兵，无论是携带着好2奇还是怀揣着记忆，都共同汇聚到这场负载着抗战记忆的展览会来。 7 月 18 日，樊建川的自传大馆奴樊建
3、川的记忆与梦想新书发布会在展览会上举行，被媒体称为“老男人的聚会” ，因为参加发布会的嘉宾李昕、秦晖、陆川、马未都、吴思，加上发布会的主角樊建川本人，年龄加在一起超过三百岁。出版人、历史学者、电影导演和收藏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用各自的方式来记录和叙述了一段历史，这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奇特的时刻，记忆的集结号将他们聚集在一起，通过不同的喉咙讲述同一个传奇。 “嘘，别压过历史的声音” 换了战场的军人 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就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个原名叫“樊猴儿”的山西人 14 岁就被家里人赶出去自己找食，成了阎锡山晋绥军下的一名小兵丁，在晋绥军被打散后就在江湖上闯，然后又被日本人抓去做伪军，入了矿井堆，跑了
4、三次，又被抓回来两次，最后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给了他两块钱，让他回老家，结果中途被抢，他就返回去参加八路军了，从此就成了一名“老八路” 。这位转过三次业的“老兵” ，国军、日军、美军、共军都在他身上留痕，右肩是枪伤连弹伤带摔伤，美军弹片打进嘴里，右腮飞出，留下长疤中国 20 世纪战争史争先恐后地给他留下印记，使他成为了作为儿子的樊建川了解中国百年史的第一本教科书。而父亲的日记也成了樊建川的一件独一无二的藏品。 毫无疑问，樊建川是他父亲用军人的粗犷方式精心雕琢出的极品。樊建川在大馆奴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他少年时的叛逆行为从3急水游泳、木排漂流这些拿命和激流周旋的刺激游戏到动手打架和偷东西这些恶童
5、的不羁行为，而他的父亲是他这些极致行为的最大支持者“我爸每次回家都会要问，建川，大儿子，今天打架怎么样？我说打赢了，他就特高兴，说打败了，他就特气愤，问怎么打败的。 ”“他会看我怎么打，会很在意地在那里观察，我回家了，他就说你哪个动作不对什么机会没把握好，他一定会给我总结，怎么才能打赢。 ” 这样一个打架能手，如果不能把他的一身高强武艺用在保家卫国上，实在是件令人惋惜的事。于是樊建川就成了一名军人，从此他的狠劲儿就用在操练、打二锤和挖反坦克战壕和发现一种名叫“干枝梅”的新物种上了。 没有什么比军队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你可以在一群人中分辨出谁曾经有过军旅生涯，吃苦、耐性、刚毅、简朴、服从、纪
6、律，这些军人的气质构成了樊建川最大的特点，他的最主要的收藏抗战文物，也时时能使人耳畔响起鼓角号令之声。 战俘的样子 樊建川的父亲就曾是一名俘虏兵。小学时樊建川和同学吵架，同学当着很多人面说：“樊建川的爸爸是俘虏兵过来的。 ”从此，樊建川就对“俘虏”这个词倍加敏感。 在中国，战俘是悲惨的，惨到没有一个统计数字。在他的“不屈抗俘馆”里，有着无数张战俘的照片，这些照片大多都是日本人拍摄的，用以炫耀他们的武功。但与人们的想象不同的是，这些照片中的战俘并不都是一脸哀戚和惶恐，而更多地是平静甚至是坚毅。一个身上挂满水4壶、水缸、皮带的小孩叫季万方，看起来不过十岁的样子，面对着给他拍照的日本士兵，他两只赤裸
7、的脚始终保持军人姿势的立正四十五度。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被日军抓获的战俘，一名日本军官带领士兵付出了巨大牺牲攻占了一个村庄，结果发现对手是三个小孩，而他是其中最小的那个。 这个叫成本华的女战俘的照片，被刊登在日本用来宣传战绩的支那事变画报上，画报的图注上说“这名抗日顽固分子没有吐露丝毫军事机密” 。 她面朝着镜头，轻蔑地微笑着，把身后四个鬣狗般嬉笑的日本兵甩在身后，在照片拍完后，她就被几根发疯的刺刀刺杀了。但她最后留下的是从容的微笑。 每个参观者走过她的照片时，都会低下声音，去倾听她成仁前的笑声。 荻岛静夫日记 这是一个靠死人堆起来的山来确保的阵地，日本军是用死人堆积的山来挽救战败的命运的。
8、我作为火葬的焚尸人是极其快乐的。 晚上，战友的火葬通宵进行。 荻岛静夫，昭和十二年（1937 年）十月二十二日 如果没有荻岛静夫日记，就没有南京！南京！里的那名令人印象深刻的日本士兵角川正雄。 “荻岛静夫日记极大地震撼了我的史观。 ”南京！南京！的5导演陆川在回忆樊建川将日记交到他手里时说。与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日记完全不同，东史郎是一位大东亚战争的忏悔者，他的笔下时时淌着忏悔的眼泪，尽管这日本式的忏悔究竟是真心的悔恨还是一种羞愧尚难明判2003 年，当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采访东史郎时，后者特意提到当他听说希特勒为防止玷污了神圣的日耳曼种族血统而下令禁止士兵奸淫俄国妇女感到敬佩，同时对日军奸
9、淫中国妇女的行为倍感耻辱，认为正是这种行为毁灭了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圣洁形象。 但荻岛静夫日记则完全是一名身为日本军国机器中一个螺丝钉的日本士兵的内心独白他对死亡的惶恐，对战争的渴望，对牺牲的向往以及对故土的依恋，都是一名被推上中国战场的普通日本士兵的真实写照。在这本日记中，荻岛可以用平常到冷酷的笔调写下这样的话： “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 这种不加修饰的残忍才真正地刺痛人心，然而，与荻岛静夫这样平庸的恶者相对的，是那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无名人士，他们所遭遇的命运更为残忍，他们不仅失去了生命，更被抹去了名字。在樊建川的收藏
10、中，有很大一批“良民证” ，这是日伪统治时期为加强社会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良民”意味着一个在日本的阴影下卑躬屈膝的人。有很多良民证上的照片都被撕去了，因为曾经当过“良民”的人在那一切结束后都希望它只是自己生命中一段噩梦般的空白。但他们活过了那段时期，他们应当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无论他们是平庸的恶者，还是被迫的顺民。就像陆川南京！南京！中的那位谦虚软弱、力求自保的唐6先生一样，当他最终把通行证给了一名国民党军官，自己战栗赴死的时候，他对日本人说：“知道吗？我太太又有了。 ” 以“吨”为量词 樊建川说：“很久以前，古玩行中人叫我收破烂的樊傻儿（傻瓜） 。全国往成都发集装箱。我的仓库，五千多六
11、千平方米，堆山堆海填满了东西。看过的人都会说两个字：震撼。 ” 确实震撼。 樊建川的藏品只能以“万”为数词，以“吨”为量词才能计算，他曾经开列过一张收藏的红色年代文物清单：“手写资料二三十吨，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像章上百万枚，票证上百万份，公章一万多枚，唱片十几万张，瓷器大概五万件，镜子大概五万件。座钟一万座，生活照影集上万本，以一百张照片记，有一百多万张，宣传画十几万张，电影拷贝近万个， “文革”的烟标、请柬、奖状、各种结婚证、袖标、红旗都分别上万件。 “文革”的搪瓷件、收音机，都上万件。老报纸，大报，包括每个省的机关报，上百吨。小报也以吨记。教科书的版本也上万个。 ” 博物
12、馆不应当只有一种口味 民间博物馆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历史留下一种民间的记忆和书写方式，它不应当只有一种口味，而是就像樊建川所说的，它应当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作为一个民间博物馆的馆长，必要法宝就是一张诚恳的厚脸皮和一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诚挚之心。就像一般的收藏夹喜欢用“淘”这个字来形容收藏披沙拣金的过程一样，樊建川则用“讨”这个字来形7容为博物馆搜寻文物的艰辛。有些时候，讨要一件文物甚至成了一场比拼耐力的马拉松比赛。大将罗瑞卿的毛毯就是这样一件马拉松式征集的成果。这件毛毯是当初抗战时缴获的侵华日军的军用毛毯，罗瑞卿的儿子罗箭 1938 年在延安出生，因为条件艰苦，所以罗瑞卿就只能拿这张毛毯作为裹
13、孩子的褥子，从此，这条毛毯跟了罗箭七十多年，一直在用。樊建川为了得到这张毛毯， “讨”了三四年，直到 2010 年 12 月的一天，罗箭打电话让他把毛毯拿走。樊建川拿了毛毯刚要走，就听见罗箭在身后叫“建川” ，樊建川生怕这位老人再把毛毯要回去，但罗箭只是拿过毛毯摸了又摸又交给他。当樊建川走出他家门时，他听见身后的门“嘭”的一声，关得很响。 而有些文物则“讨”之不得。2008 年 12 月，樊建川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参观时，看见蒋经国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插着好几支毛笔，便借口蒋经国抗战时做过赣南专员，试图连“讨”带“抢” “拿”一支。开始时，旁边的人以为樊建川在开玩笑，但看到一个收藏家、博物馆馆长如此
14、“耍横” ，就着急了。在一旁的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连说“樊先生，理解你的心情，这样，下次到你那儿去时，给你带去，这边总要办个手续嘛。”樊建川只得无奈地将“抢”到的笔交还出去。 一张毛毯，一支笔，究竟蕴含着何种历史？难道只是因为它们沾染了名人的手泽遗痕，才变成值得收藏的文物？但对樊建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后所藏着的那段历史和生命的经历，就像这些数以万计的藏品一样，每一个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说出创造它的那个时代，一枚勋章的背后藏着一个老兵毕生的荣耀和光辉，而一张伪满洲国的“王道乐8土”的宣传海报，则展示了谎言是如何在文明道德的外衣下掩饰斑斑血污。真相与谎言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历史。 他们这样评价樊建川与他的博物馆 樊建川的“人格、经验、经历”就“具有传记价值” 。 三联书店副总编李昕 馆主是一种权力，馆奴是一种义务，义务之重使他成为奴隶。 炎黄春秋总编吴思 在建川博物馆见到的不是那些领袖人物，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每一个人都应当被平等地尊重。 导演陆川 中国历史有一种一元化记忆，只有偏向不是坏事，坏的是政治强权强制只有一种偏向。中国文化对战俘就有一种偏见。 历史学者秦晖在谈到樊建川的抗俘馆时发出如此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