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土司学面对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取向摘要申报世界遗产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事物，中国在这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为土司遗产申遗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司遗产申遗，最关键的是能从遗产本身发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在找寻突出的普遍价值过程中，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的盲点如“土司”一词语境不清等被呈现出来。正因为此，土司学有必要加快与国内外致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社会治理研究的各学科对接的进程，以广泛分布于此“土司区”为视点解决土司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以服务于土司遗产申遗以及当今的国家与社会。 关键词申报世界遗产；土司学；研究取向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1-00
2、59-11 2011 年 11 月 1 日，湖南省召开永顺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1它标志湖南省老司城申遗领导小组在中国率先启动了土司遗产致力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因为系刚刚启动，所以土司遗产申遗问题目前尚无专文探讨。正因为此，世界遗产在中国的申报现状、申报世界遗产对土司学的要求、土司研究盲点反思、 “申遗”语境下的土司学取向等问题，对于土司学者而言尚属于比较陌生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土司学服务国家社会的仿现场研究，并有助于土司研究与世界相关研究接轨。笔者由于曾有幸参与土司遗产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工作，2了解申遗文本编制方的需求，因而不揣简陋，拟就上述四个问题进行探讨，以请教于
3、学界同行。一、世界遗产在中国的申报现状申报世界遗产又称“申遗” ，是指世界各国将本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等五类遗产，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委员会” ） 世界遗产名录 （以下简称“名录” ）的过程。由于遗产列入名录之后可以获得世界性的保护与援助，同时成为世界级名胜，产生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因而名录建立以来，世界各国均积极组织申遗。1978 年，美洲、非洲和欧洲国家的遗产率先加入名录；1979年，名录扩展至亚洲国家。1987 年，中国遗产开始加入名录，它起步虽晚但进展迅速，目前已跃居
4、为世界第二，仅次于欧洲意大利。截止 2007年，全球有 185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世界遗产公约，共有 851 处遗产列入名录，其中文化遗产 660 处、自然遗产 166 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25处；2008 年，新增世界遗产 27 处，其中文化遗产有 19 处、自然遗产 8处。这些遗产，分布于世界 145 个国家。 （一）申报世界遗产的背景 1959 年，埃及政府准备在尼罗河修建阿斯旺大坝。为使阿布辛贝神殿、菲莱神殿等珍贵古迹不被淹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60 年发起“努比亚行动计划” ，分解古迹将之搬迁至高地复建。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起草协定，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
5、遗产。 1972 年 11 月 16 日，教科文组织第十七次大会在巴黎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以下简3称“公约” ） 。该公约规定，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经缔约国申报、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与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之后，即为世界遗产，受到保护。21976 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建立世界遗产名录 ，开始受理和审议世界遗产的提名。1978 年，美洲、非洲和欧洲国家的首批 12 处世界遗产被列入名录。1979 年，亚洲国家的遗产开始加入名录。 中国作为遗产大国，加入名录明显晚于亚洲其他国家。之所以如
6、此，是因为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国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应机构成立较晚。尽管 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 年 10 月首次出席教科文组织的大会即被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却迟至 1979 年 2 月才正式成立。委员会成立后，于 1982年夏天收到巴黎总部来信，信中希望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能够签署公约 ，成为缔约国。在委员会的推动下，1985 年 11 月 2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公约 ，之后又批准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3 中国加入公约以后，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发生了诸多变化。1992 年，世界遗产总部在巴黎成立，负责世界遗产相关
7、活动协调，保证公约实施和世界遗产年会的举行，建议签约国提交遗产申报名单，组织世界遗产基金会的国际参与以及遗产地状况的相关报告，并对受到威胁的遗产采取紧急行动。1997 年，教科文组织通过建立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至此，世界遗产建立了五个类别。42002 年 4 月 28 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第 26 次会议，限定世界遗产申报和审批的名额，规定一个国家一次最多只能申报两处遗产，而且至少包括一处自然遗产提名，没有世界遗产景点的缔约国享有优先申报和审批的权利。2008 年 1 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制订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 ，强调世界遗产申报和审批建立在创造性价
8、值、传播影响价值、历史见证价值、风格典型价值、人地关系价值、精神关联价值和景观审美价值等“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完整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等“三性”基础之上。 （二）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 中国于 1985 年 11 月加入公约后，国内通过先确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以下简称“预备名单” ）和后确认中国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候选名单 （以下简称“候选名单” ）的方式，稳步推进中国遗产加入名录工作。1987 年 12 月，中国首批遗产加入名录。截止 2013 年 6月第 3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有 45 个遗产列入名录，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拥有 48 处世界遗产的意大利。表一中国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年份表
9、比较表一、表二不难发现，尽管后十三年申遗每年成功仅 1 至 2 处，但以前列入名录的遗产系列却容易扩充遗产点。以世界“文化遗产”类为例：“明清皇宫”系列于 1987 年 12 月列入名录，当时列入的遗产点是北京故宫，2004 年 7 月，沈阳故宫又入列该系列。又如“明清皇家陵寝”系列，2000 年 11 月最初列入的是明显陵（湖北钟祥市） 、清东陵（河北遵化市）和清西陵（河北易县） ，到了 2004 年 7 月又有盛京三陵5（辽宁沈阳市）被列入。本来，世界遗产委员会从 2002 年 4 月开始限定了世界遗产申报和审批的名额，然而 2004 年 7 月中国却能有 3 处遗产进入名录。其中的关键之
10、处，是当年的 2 处遗产点属于往年列入名录的系列，因而在确保云南“三江并流”自然景观列入名录的同时，能够打破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名额限定，将遗产名录增至 3 个。这表明首次将遗产系列列入名录之后，以后的年份就可以在该系列内打破名额限定扩充遗产点。它带给土司遗产申遗的启示是，我国中西部各省申遗条件成熟的土司遗产各系列可以优先申遗，实现列入名录的“零突破” ，之后有的是机会逐年加入名录。 总之，申报世界遗产是最近三十六年出现的新事物，它始于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之后。该活动初始于美洲、非洲和欧洲国家，逐渐扩展到亚洲等国家。中国申遗起步虽晚但列入名录的进展迅速，已跃居为拥有世界遗产的第二大国。中国遗产在列入
11、名录的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为土司遗产系列策略性的列入名录打下基础。二、申报世界遗产对土司学的要求当地方政府统一土司遗产申遗的意志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使遗产地能够通过入列国家文物局预备名单和候选名单的层层筛选。前者是为遗产地获得准备申遗的资格，后者是为之获得正式申遗的资格。这一过程中，拥有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政府方（以下简称“政府方” ）与拥有申遗资源的申遗文本编制方（以下简称“编制方” ）和拥有土司学研究资源的申遗基础研究方（以下简称“研究方” ）之间紧密协调配合，至关重要。它同时给土司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进入预备名单对土司学的要求 湖南省永顺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召开
12、后，永顺县6委县政府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编制方。2011 年 12 月，编制方颁发老司城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件 ，确定“中国范围内土司城市的主要特点及演进过程研究” 、 “永顺老司城遗址的历史演进研究” 、 “土司文化专题研究” 、 “老司城遗址规划设计的特点研究” 、 “全国现已发现的土司城市遗迹简述及其保存状况研究”等五个课题，请政府方提供资料。该文件反映了编制方对土司学的具体要求。从文件内容来看，编制方的课题设计指向是中国范围内的土司城市、永顺老司城遗址和土司文化，试图弄清土司城市遗址文化的概况、特点、历史演进和保存状况。为搜集资料，政府方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
13、拜会吉首大学的土司学者，请求提供老司城遗址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化专题研究方向参考资料目录及参考资料，以利于预备名单文本的编制。 三个月之后，永顺县委县政府以行动表达了委托吉首大学为研究方的意愿。5 月 11 日下午，政府方根据编制方遇到实际问题，向研究方提出老司城文化研究课题研究方案，期望研究方提供写作框架。该方案包括“老司城城市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 、 “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 “彭氏土司时期溪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 、 “彭氏土司谱系研究” 、 “古溪州诸蛮区域自治研究” 、 “土家族历史研究” 、 “老司城遗址核心价值研究”七个子课题，各子课题均已提出选题的意义、价值和理论支持
14、、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思路、目标、研究方法、重点与难点。5 月 12 日上午，研究方与政府方协商，在原课题基础上新增“溪州铜柱、红字碑、墓志铭、德政碑等古文字研究” 、 “土家族古土语研究” 、 “老司城遗址申遗涉7及完整性、真实性、唯一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三个子课题。从课题设计内容来看，原有的“中国范围内的土司城市”和“永顺老司城遗址”两个子课题被具体化为“老司城城市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 、 “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 “老司城遗址核心价值研究”和“老司城遗址申遗涉及完整性、真实性、唯一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四个子课题， “土司文化”子课题被细化为“彭氏土司时期溪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 、
15、 “彭氏土司谱系研究” 、 “古溪州诸蛮区域自治研究” 、 “土家族历史研究” 、 “溪州铜柱、红字碑、墓志铭、德政碑等古文字研究” 、 “土家族古土语研究”六个子课题。为了理解“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三性”的具体内涵，研究方于 5 月 27 日下午及晚上，专门讨论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 、 威尼斯保护历史性城市的国际宪章 、 奈良真实性文件 （1994 年 11 月日本奈良真实性会议通过）以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四个文献，试图完善子课题的设计方案。 （二）进入候选名单对土司学的要求 预备名单文本编制完成后，政府方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频繁接触。8 月上旬，政府
16、方就“老司城遗址研究”咨询这个准编制方。该编制方的回应是：老司城遗址研究第一部分应该是基础研究，即把最系统、最基本的研究资料整理出来，描绘并解决过去研究的盲点，具体的办法是史料记载要编成专题装订成册，物质性（考古）要描绘清楚，土家族的渊源、哪来哪去要拿史料说话，这样才能用很简单、很直白的话语对外国人进行阐述，打消他们的疑虑；第二部分是专题研究，就是看清楚那条价值并把它系统地阐述出来；第三部分是对比研究，就8是把阐述出来的价值清楚地区分层次，分别放在西南地区、中国、世界进行比较，如国内几个地区、几个民族实行土司制度要讲清楚。他们认为有些价值是由文本层面确定的，价值研究是老司城申遗研究的重点。这表
17、明，准编制方的候选名单文本的编制是以老司城的价值为取向的，系统地搜集、整理资料只是价值研究的基础，按专题分门别类地阐述清楚价值只是手段，区分层次研究透彻价值才是终极目的。根据准编制方的回应， 8 月中下旬，研究方逐一评议和审改了各写作提纲，并对“独特见证” 、 “杰出范例” 、 “世界关联性”等关键词进行了集体讨论。9 月13 日上午，研究方将修订的写作提纲提交给政府方。 准编制方见到各子课题及其写作提纲后，认为“有关研究的设立，看上去比较混乱” ，要求先做“老司城城市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 、 “溪州彭氏土司与国内外其他土司对比研究”和“土司制度与彭氏土司历史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三个题目，并指出
18、“这三个课题都不是专著，只是命题作业，不拘体例，只要把资料梳理清楚、说明问题就行” 。从该评价报告可以看出，准编制方坚守“老司城遗址研究”是专题研究、对比研究、基础研究相结合的价值研究的理念，认为原有的课题设计与扩充以及写作提纲的修补，均存在缺陷。根据该意见，研究方不仅采用个人陈述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办法逐一修改每一份写作提纲，而且于 9 月 21 日下午举行的“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课题研究专题写作大纲研讨会”上听取政府方的审定意见。在会上，政府方批准了“基础资料研究” 、“历史文献研究” 、 “其他研究”三个类别共 9 部专著和 6 个调查报告的写作提纲。不过笔者认为，政府方批准的写作提
19、纲的类别设置与准编制9方的要求显然存在差距。 9 月，老司城遗址与唐崖土司遗址（湖北省咸丰县） 、容美土司遗址（湖北省鹤峰县）和海龙屯遗址（贵州省遵义市）一道，列入预备名单。接着，说服准编制方正式接受政府方编制候选名单文本的委托迫在眉睫。10 月 13 日下午，政府方、研究方与准编制方举行老司城遗址申遗座谈会。在会上，准编制方先后听取政府方和研究方的报告，最后宣布接受政府方的委托。随之，政府方给研究方注入资金，正式启动课题研究。之后，经过连续八个月夜以继日地高强度研究，截止于 2013 年 6 月中旬，研究方的 6 个调查报告和 9 部专著先后结题。 各子课题结题后，候选名单文本进入编制阶段。
20、这一阶段，编制方对研究方提出新要求。6 月 7 日，他们要求研究方找证据，认为促使老司城申遗成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找到和找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可能认定的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找到遗址所展示的中国土司制度在今后人类史上意义的证据。6 月 13 日上午，政府方举行“老司城遗址申遗课题研究座谈会” ，对研究方提出申遗基础研究向申遗文本研究转型的要求。他们要求研究方：一是要解读“申遗文本编制单位”所提问题，即“土司制度与前朝类似制度（特别是羁縻制度）的本质区别与联系” 、 “西南土司在整个土司体系中的定位及其代表性” 、 “土司制度的准确定义及遗址见证的核心价值”问题，二是要解读“溪州铜柱、德政碑” ，
21、三是要阐释“彭氏土司综述” ，四是要提炼土司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从编制方表达的内容看来，他们期望研究方提供老司城遗址的价值与意义、土司制度的区别联系等专题研究和对比研究的结论与证据。为了提炼老司城遗址10的价值，6 月 24 日下午，政府方邀请土司学家李世愉教授举办题名为土司制度与老司城遗址的价值的讲座，将老司城遗址的价值凝炼为“土司制度的历史记忆” 。 综上所述，土司遗产申遗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分阶段逐步完成，它不仅需要政府方、编制方和研究方的同心协力，而且需要三方形成申遗与土司学的背景知识。土司遗产申遗过程中，研究方的成果由于公开出版后最终要面对申遗界和土司学界的双重考量，因而写作之初就要
22、遵守学术规范，并按照编制方的课题设计思路完成研究任务。道理很简单，因为编制方的土司遗产课题设计间接反映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的价值观，可谓是申遗对土司学的要求，它需要研究方按编制方的思路澄清土司研究上的学术问题。进入预备名单前，编制方的课题设计明显偏重于土司城与土司文化的史实整理。而进入候选名单前，编制方却认定提炼老司城遗址的价值最为关键，认为基础研究是要系统地搜集整理资料展示价值，专题研究是要分门别类地阐述清楚价值，对比研究是要区分层次研究透彻价值，他们无论是先要求研究方攻克“土司制度与彭氏土司历史文献资料整理研究” 、 “老司城城市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和“溪州彭氏土司与国内外其他土司对比研究”三个课题，还是接着提供“土司制度与前朝类似制度（特别是羁縻制度）的本质区别与联系” 、 “西南土司在整个土司体系中的定位及其代表性” 、 “土司制度的准确定义及遗址见证的核心价值”三个详细材料，以及最后提供“彭氏土司” 、 “土家族文化” 、 “西南土司” 、 “土司体系”四大综述，均是为了直接服务于文申遗本的编制以及促成申遗的最后成功。尽管编制方在不同阶段要求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