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桓王十三年，射向天子的时代之箭在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中，天下的“分”与“合”正如太极阴阳图，随着时代变迁、王朝更迭而相互更替着。然而纵观全局，在几千年体制的变迁中，皆无异于“封建”与“郡县”两种政体模式。 公元前 707 年（周桓王十三年） ，周王室联军与郑国爆发繻葛之战。郑庄公与周天子军队短兵相接之际，郑庄公的部将祝聃拉弓搭射，一箭正中桓王肩膀，桓王当即带伤撤退。这一战役就这样以周王室联军的溃败而告终。 在春秋初期这场不大不小的战役里，那一支射向周天子的时代之箭却狠狠地穿插进“封建政体”的心脏。从那天起，它在“封建”这座大厦上所留下的创口不断向四周开裂，直至整个大厦轰然崩塌的一日。自从天子中
2、箭的那年之后，王室微弱，诸侯并起，继而迎来的是一个天下烽烟四起，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意味着一种政体即将走向崩溃瓦解，而另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亦开始在战火硝烟与雄辩争鸣中渐渐生根发芽，待到大厦倾塌之时，它将在那片废墟上重新筑起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 “封建”与“郡县”之辨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篇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在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中，天下的“分”与“合”正如太极阴阳图，随着时代变迁、王朝更迭而相互更替着。然而纵观全局，在几千年2体制的变迁中，皆无异“封建”与“郡县”两种政体模式。 说到政体，借用黄钟前辈的话简而概之：“所谓政体是指一个国家中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
3、，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 ”本文所要讲的“郡县”与“封建” ，就是两种在我国交替了数千年的政体，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不过在此必须说明一下，这里的“封建”是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性质而划分的。 近几十年来， “封建”一词被赋予的含义甚广，例如“封建王朝” 、“封建迷信”等，基本上是把一切愚昧的、落后的、专制的东西都归结为封建。在时代划分上，几乎是把民国之前的历史都归结为“封建时代” 、“封建社会” ，它已经被今人滥用。但必须了解， “封建”一词在华夏民族的传统概念里远非如此，它本意是指一种政治体制，与秦汉形成的“郡县”体制一样，是作为政体而存在。从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到明末顾炎武的郡县论 、黄
4、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乃至清人袁枚的学说等等，古代学人们已对两种体制的利弊展开了近千年的讨论。在中国，传统概念下的“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与左传 ，乃“封邦建国”之意。是指天下拥护一个天子为共主，以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将土地分封给地方王室、功臣以及前朝后裔，任其管理经营。分封诸侯可世代在其封地世袭，同时要服务于中央政府。而“郡县制”则反之，乃是将天下分设郡县，由中央调配官员到各郡县管理，官员去留皆由中央调配，大权集中于中央政府，也就是后来延续 2000 年的集权政治。 发生于公元前 707 年的繻葛之战，实际上是一场中央王室与地方诸侯的战争。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在这场战争中，祝聃偶然射中周天3子的
5、那一支箭，成了一支划分时代之箭。自箭脱弦而出的那一刻起，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而之后数百年的战乱，亦将“封建制”之弊端暴露无遗。 重温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有两个地方最值得关注。其一是诸侯割据、群雄并立造成了几百年不断的战争。其二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爆发。春秋末期至战国这一时段内，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一批大思想家，而他们所代表的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可以出现那样繁荣的思想，那种百花争鸣的盛况？这种景象，是之后的两千年都鲜有的。也许，通
6、过对“封建”与“郡县”两种不同的政体模式的探寻，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千年不变的“秦制” 在春秋战国这段从争霸战走向兼并战的漫长过程中，各国无不兴起变法维新。进入战国时代的国家，先后都走向君主集权之路。最先始自三晋和田齐，魏国有李克、吴起变法，李克手定法经 ，为我国第一部详细的律文。吴起的变法中有一项规定便是“令每个封君的土地传三世之后得交还国家” ，即是用缓慢的手段把封建制度推翻。然而，吴起变法却因悼王之死而夭折，吴起本人也付出生命代价。此外还有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改制、齐国的邹忌改革、燕国子之改革等。但最为成功的应是秦国商鞅的变法，他让地处荒凉、环境恶劣的秦国迅速崛起
7、，并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大帝国。 中国的变革总是伴随着流血。清末维新人士谭嗣同在被捕前说过一4段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其实早在千年前，已经开始有人为变法而流血。吴起、子之、商鞅、赵武灵王甚至后来的韩非，他们无不因他们变法的主张而招来重重阻碍，步步血光。他们与旧时代进行着一次次命运的搏击，却都落得不得善终的结局。但是，他们一步步的变革，让一种新的政体逐渐形成，而此种政体至今还影响着中国，即自秦汉而始的“郡县政体” 。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大秦帝国的建立，意味着封建时代的终结。然而，作为郡县政体的开创者，
8、中国的第一统一大帝国竟然在建立不足 15 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土崩瓦解于天下反秦的烽烟中。 秦帝国灭亡之后，出现过封建政体的复辟。其中代表是西楚霸王项羽。项羽灭秦后，并不袭承秦制走帝王之道，而是欲将天下恢复到秦灭六国之前的局势。但经过 4 年楚汉战争，项羽最终败死，作为胜利者的刘邦建立了大汉帝国。虽然刘邦分封了刘姓诸王，但总体来说，他袭承了秦朝的郡县政体。正如张荫麟先生所论述：“汉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虽同，实则大异。在周代，邦畿和藩国都包涵着无数政长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汉初，邦畿和藩国都已郡县化了。 ” 郡县政体自武帝始在中国真正成熟运作。此政体最明显的特点便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天
9、下”为一国。正体字的“國”字是由一个“戈”字加上“口”字，再加上一个外围“口”字。外围代表城墙， “戈”代表武器，内部的“口”字则代表人口。而之前的“天下”皆是由无数的“國”所组成，所以大学说：“国治而后天下平” ，是将“天下”看5作一级单位，而“国”是二级单位。但自郡县政体之后，天下集为一国，一国即是天下，把两者合二为一了。而天下之司法、立法、行政三大权皆握于皇帝一人之手。它与西周“封建制”下那种地方高度自治的模式有本质上的差异。 “皇帝”只是一个牌位 郡县政体自秦代而始，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影响达两千多年之久。探索政体演变容易走入一个误区，那就是“皇帝” 。我们总是习惯性将“是否有皇帝”与
10、当时的政治制度绑架起来。当然，这里说的皇帝是一个概念，也可以等同于周朝时期的天子。实际上，皇帝是在人类由神权时代走向君权时代（无论封建政体与郡县政体）都必然存在的一个产物，任何国家都如此。封建政体下的天子与郡县时代的皇帝，都是作为一个身份存在。不同之处在于政体的差异可以决定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大小。辛亥之后，皇帝虽然被取消了，但“秦制”的阴影依旧笼罩在中国大地上。 在皇帝倒台之后的民国时期，无论是封建模式还是郡县模式都进行了不成熟的革新。孙中山的训政强国、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段祺瑞的武统南北、冯国璋的和平统一几乎每一个涉足最高政坛的风云人物都在为实现心中的理想而努力和尝试。而在地方也不乏此类人物
11、，其中最为典型者乃湖南赵桓惕、广东陈炯明所发起的“联省自治运动” 。陈炯明试图以“自治” 、 “联省” 、 “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 、 “建亚” 、“建世”为三大目标，在民权时代之下创立一个新的封建模式政体。 陈炯明提出的政治理念现今仍有很多国家在实行着，不过它被称为“联邦制” 。毛泽东曾发文“主张中国原有的 22 行省 3 特区两藩地，合6共 27 个地方，由人民建设 27 个小国建设许多小中国。 ”他还为此设计了“湖南共和国”的方案，这点与 1922 年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纲领不谋而合。此外，诸如湖南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历时 7 年的“湖南宪政运动” ，广西李宗仁军
12、国主义式的强兵政策，山东梁漱溟以儒家传统进行的“新乡运动” ，乃至后来蒋中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等等，都是在对未来中国的强国之路进行探索与发现。 然而，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却以军阀割据的武人政治为代价，这一时期正如新战国时代。但可以确定的是，在 1928 年“东北易帜“之后，旧时代基本走向终结，新的秩序即将建立。之后的蒋、毛二公皆是对这一秩序重建的重要人物。他们执政时期的作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很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本人所能控制之范围，这些还有待后人评说。北洋时代的终结，代表中国在两种政体模式的抉择中，郡县政体完成了它的蜕变，而封建政体在此一轮较量中又再次落败。这意味着中国未来还将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政体路线都会在郡县模式之下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