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非法”二元规则化
2、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关键词：权力媒介权力暴力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6-0098-12 随着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上访事件、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急需解决的问题。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力的运作来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有效性。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不稳定与不和谐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权力媒介在上下级政府之间还只是一种相当低效的沟通机制，地方政府，特别是2基层政府，对于上级政府政令与法令的服从与遵守存在着相当
3、严重的机会主义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难以全面监控下级政府的各种公开或秘密的腐败行为，以及获取民众的信息反馈，而且信息不对称还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非法博弈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面对公民的地方政府权力由于高度恣意，极易扭曲上级政令与法令的公正性与惠民性，因此，成为各种社会不稳定事件的直接来源。从下至上的监督由于民主机制的不健全而难以得到实施，我们只能依赖从上至下的社会管理，其关键就在于如何使善性的上级政府的政令与法令不被下级政府的自私利益与既得利益扭曲，政治权力的有效性问题也就是权力媒介如何在各级政府之间实现普遍化的问题，权力媒介的普遍化依赖于一系列结构条件，同时，由于权力的结
4、构基础具有二重性：制约性与使动性，权力结构化与普遍化的语义表面看起来相反，但权力的结构化既是其普遍化的条件，也是其普遍化的制约因素。当代中国政治权力普遍化中的一个根本性困境就是如何克服中央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只有法治才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促成信息由下至上的持续流动，实现权力的普遍化，而这同时又意味着权力必须在整体上被法治所结构化。 一、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 在探讨权力的普遍化问题时，我们可以将权力当成一种符号化的交往媒介，只有符号化的交往媒介才能实现普遍化。作为权力背景的利益、价值、暴力等基础是不可能实现普遍化的，利益与价值在权力关系中始终是多元化的，而暴力在任何时代的国家治理
5、中都不可能普遍性实施于3每一个人。交往媒介的普遍化意味着人们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能够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这同时意味着权力是规范性与反事实性的。 最典型的就是语言，结构化的语言脱离一切情境的限制，实现了跨时空的普遍化交往， 而手势、表情、行为背景等日常对话中辅助理解的具体情境是不可能传递给非同一时空中其他个体的。对于权力媒介来说，尽管价值、利益或者惩罚始终作为权力潜在的背景，但权力并不等同于价值与利益的一致性或者暴力的强制，权力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与利益的冲突。普遍化的权力媒介符号，如命令、公文、法令、职位、程序表决等成为无须追问的复杂性，代表了
6、一种稳定的期待，远远超出价值、利益、暴力所保障的可能性。由于权力媒介的反事实性特征，权力始终有风险，但这种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价值、利益与暴力无法落实到每一个人。 参见德尼可拉斯卢曼：权力 ，瞿铁鹏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5 页。 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107116 页。 有学者认为，权力以利益冲突为前提，不论是冲突时可以观察的，还是潜在的、不可观察的。权力既可能建立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可能平息利益冲突。参见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彭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 页。 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
7、理论与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51 页。此处“鲁曼”即为其他注释中的“卢曼” ，仅仅译4法不同而已。 关于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 ，参见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 ，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324 页。 前引，第 89 页。 前引，第 14 页。 前引，第 39 页。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1324 页。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事实与规范：关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童世骏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376405 页。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目的在于解决卢曼所谓的主体间的“双重偶然性”问题。
8、任何主体在遭遇另外一个主体时，都会面临着期待的双重偶然性，也即自我对于他人行动的期待偶然性：不知道他人要做什么。同时，自我的选择再经过对方的选择又会造成进一步的偶然性：不知道自我的怎么想与怎么做会如何影响他人的怎么想与怎么做。卢曼的“双重偶然性”类似于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 ， 社会学与经济学其实只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现了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都源于一个基本的事实：交往双方都掌握了一些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手段对双方的行动期待进行指导，主体就会面临着无限的复杂性。为了降低这种复杂性，普遍化的语言媒介就首先产生出来，语言能够保证主体间的理解与选择的传递，也即承认他人的
9、选择为选择， 有了语言，你才能理解他人的选择是什么，并由此才能调整自己的选择。由于语言5媒介的作用，彼此之间的选择差异因此被消除，沟通与理解由此便是可能的。语言与权力都有着消除他人与自我选择的差异的意义， 但语言作为普遍化的语义结构对于降低处境的复杂性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语义结构只能保证双方相互的意义理解，却不能完全保证双方的行动期待的协调。语言如果要达到行动协调的效果，必须经过费时、繁杂的论证与解释，在很多情况下，这对于现实当中具有时间紧迫性的行动来说是不可能的。哈贝马斯试图通过生活世界的无时间限制的语言交往来论证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的合法性，以此摆脱权力与金钱作为交往媒介对以日常语言为交
10、往媒介的生活世界的宰制性，但他忽视了政治决策所面临的时间压力，有鉴于此，后来又在其作品事实与规范中对于民主商谈进行程序性解读与限制，实际上就是考虑到无限期的语言交往是不现实的，而只有通过有着时间限制的法律程序来解决作出决定的紧迫性问题。权力也具有促进选择与决定的功效，它是从语言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独特的交往媒介。权力能够通过经过强化的意义框架与惩罚期待建立符号化的交往媒介，能够加强掌权者与权力服从者选择的确定性，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双方的选择差异，建立相互之间的稳定化期待，从而达到协调行动的目的。权力作为交往媒介，不仅仅是掌权者通过制裁压制服从者的单向导控手段。权力指令发出之后不论对于服从者，还是掌权
11、者都会产生规范性期待的动力与压力。媒介交往中任何一方都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选择，而是在媒介的指导下形成了强化的双向期待。发生自然灾害后，如何处理危机对于政府权力来说就成了一种责无旁贷的选择压力，而民众也正对此有所期待。权力通过符号传递选择的6效能非常类似于经济系统内的交往媒介“货币” ，以及家庭内部的交往媒介“爱” ，这两者都具有减轻论证负担、加强选择的效果，有钱的人付钱就行，无需废话，家庭成员之间因为有爱而在行动上变得默契，语言很多情况下成了多余。权力媒介也借助于语言符号传递选择，但日常语言中的符号表达与权力中的符号表达在意义上显然大不一样，权力附着了卢曼所谓的“回避抉择” ，即各种制
12、裁形式，权力的效能在于：尽管双方都极力避免制裁，因为任何制裁都是权力的失效，但制裁被凝结于权力符号当中，制裁成为双方选择潜在的考虑因素。虽然语言也具有降低复杂性的意义，但是强度不够，语言由于需要解释，太容易引起争议，而且语言也经常被用来作为欺骗的手段。权力媒介也远远超出实际的制裁，因为权力媒介是通过符号传递选择，符号能够超越人类在经验上的时空局限性， 通过符号我们就不必总是展示制裁的可能性，如果权力非常有效的话，掌权者的一个命令就足以导致服从，而不必总是动刀动枪，而掌权者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做到这一点。 韦伯的权力概念就是一种压制性手段，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 ，林荣远译，
13、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81 页。 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的经济 ，余瑞先、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8161 页。 参见德尼可拉斯鲁曼：对现代的观察 ，鲁贵显译，远足事业文化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126 页。 前引，第 37 页。 关于制裁作为“回避抉择” ，下文将具体论述。 7参见英A. N. 怀海特：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 ，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1 页。 参见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 7、17、3140 页。 参见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 ，孙周兴、陆兴华译，译文出版社
14、 2005 年版，第 148162 页。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每年度的意见调查颇能反映出民众对于权力的稳定化期待。如 71%的被调查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贪污很少，8.1%的受访者不知道，只有 20.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贪污普遍，87.4%的受访者认为廉政公署的惩贪行动是有效的，这些数字也许只是反映了民众的抽象感觉，下面的数字更能反映真实情况：97.4%的受访者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遇到过贪污情况，而 93.6%的受访者的亲戚朋友在过去12 个月内没有遇到贪污情况。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2010 年廉政公署民意调查报告摘要 ，载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官网：http：/www
15、.icac.org.hk/filemanager/gb/Content_1283/2010surveysummary.pdf，最后访问时间：2011 年 6 月 10 日。二、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 权力媒介的普遍化并非是无条件的，如同语言媒介的普遍化，其必须有意义共同体作为前提基础，在哲学上，这种意义共同体有不同的名称，如维特根斯坦先验给定的语言游戏，或者皮尔士与阿佩尔的作为社会实在的先验交往共同体。只有在特定的语言游戏或者交往共同体中，不同理解主体才可能存在统一性的意义框架与意义理解。权力媒介也必8须建立自己的交往共同体与统一性的意义框架。同时，如同语言媒介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在基础，也即只
16、有当语言被大多数人使用时，语言媒介才能普遍化。对于更能强化选择的权力媒介的普遍化来说，权力指令必须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掌权者与权力服从者所遵守，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制裁来打击“搭便车”者，否则不服从就会蔓延开来。权力媒介符号如果没有制裁作为实在基础，就可能成为空头支票。尽管实现权力普遍化所需的制裁效率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在现实当中，当政令普遍被怀疑能否得到实际实施的时候，就可以大致确定权力指令以及违背权力的惩戒措施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制裁效率如果要达到保障权力媒介普遍化的水平，除了建立统一性的制裁机制外，还必须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官僚系统中的各种秘密腐败行为，光有人事权、财政权、甚至军事暴
17、力的集中化是远远不够的，大炮再有威力，打蚊子不会使得上力，还需要有观察入微的能力与机制。因此，权力普遍化可基本归结为两个条件：一为意义框架普遍化；二为惩罚期待普遍化。 （一）意义框架的普遍化 权力媒介的普遍化的第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普遍化的意义框架，其目的在于实现意义理解的同一性。统一性意义框架既能够扩展权力的普遍有效性，同时又形成了对权力的结构制约。对于中国来说，建立普遍化的意义框架，又需要以下条件：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19220 页。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郭忠华译，9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18、，第 9596 页。 前引，第 39 页。 前引，第 8 页；法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 ，邱海婴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66 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1223 页。 韩旭：温州动车事故排除故障论调，组织管理不善系主因 ，载人民网：http：/ 年 1 月 12 日。 通过伯尔曼对于西方教会法体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教士阶层是一个精神、圣事与法律的共同体，参见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4245 页。 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3
19、111 页。 参见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上卷） ，邓正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234 页。首先，书写的普及。书写的普及涉及文字的统一、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印刷、传播技术的普及。 吉登斯认为，书写为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时空延展性，相比于人类记忆，书写提供了信息编码与信息储存的一个更有效的手段。没有书写，权力的时空延展范围只能局限于大脑记忆与口承文化，但有了书写，通过文字的归类成档就能将过去延续到现在，并将现在原封不动地扩展到未来，但吉登斯只看到了权力的控制一面，这种通过书写的权力控制如果没有民众对信息10编码的自我对号入座也是无法实现的。书写只有民众识字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书写能
20、够摆脱熟人社会的具体处境的束缚，书写是“讨论与交流的普遍载体，它可以使人原封不动地普及建议、理论与规范” 。 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考察颇为有趣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乡下人不识字，并非因为他们愚昧，而是因为不用文字也能交流，在乡土文化的支持下，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足以表达意义。但是这到了已成为陌生人社会的城里就不管用了，而必须通过文字所代表的统一性意义框架来进行沟通。书写所传达的信息成为掌权者与权力服从者之间的交往媒介，也构成了双方的规范性期待与压力，权力的恣意固然会对其服从者造成困扰，但对于掌权者来说也面临着正当化压力。当民众借着打印机，拿着白纸黑字的中央政策文件与地方官员说理时，地方官员肯定是
21、有压力的。随着网络传媒的普及，这固然使得意识形态灌输变得更加便利与无孔不入，但政府的任何公开性政令与法令都有可能成为指导政府与公民之间沟通的媒介载体，公民完全可以凭着众所周知的明文规范对抗政府，从而大大限制了权力运作的秘密性与恣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治权力的普遍化，以及法治的进步也得益于教育的普及以及网络传媒的发展。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温州动车事故报告的出台因可能超越法定期限而引起网民的质疑，政府在这种情况也必然产生作出合理解释的压力。很显然，没有网络传媒，这种以法律为依据的沟通就不会发生。 其次，意义共同体的形成。书写所传达的权力指令还需要解释，为了保证解释的统一性，还需要专业性的意义共同体，权力的普遍化需要通过教化建立一个有着共同知识背景的意义共同体。西方中世纪君主国家权力的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