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危机后世界经贸格局的深度调整与变化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贸易、投资、多双边机制、科技与生产方式等领域的影响是持久和复杂的。5 年来，世界经贸格局发生的深度调整与变化，值得我们关注或研究。 一、各大经济体实力对比发生变化 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从危机前 3.3%下降到危机后的 2.3%，其中 2009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危机并没有大幅改变各主要经济体的实力对比。2003-2007 年世界前七大经济体的 GDP 排名顺序没有发生变化，依次为欧盟、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巴西。然而，欧、美、日占比下降，中、印、俄、巴占比上升。危机后，上述趋势有所加快。2012 年，印度首度超
2、越日本位居世界第四，各主要经济体 GDP 占比分别为：欧19.4%、美 18.9%、中 15%、印 5.7%、日 5.6%、俄 3%、巴 2.9%。 美欧日依然是国际经济舞台最主要的角色。人均 GDP 方面，2012 年俄、巴、中、印人均分别只有美国的 28%、25%、12%、3%，日本的29%、26%、13%、3%，欧盟的 42%、38%、19%、5%。金融方面，发达国家拥有全球 80%的金融资产，纽约、伦敦、东京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占据货币、资本等各类金融市场的多数交易份额，美元在国际结算和外汇储备上的霸主地位无可匹敌。科技创新方面，美欧仍然是主要引领者，2012 年仅美国 PCT 专利数
3、量就占全球 27%。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WB） 、世贸组织（WTO） 、二十2国集团（G20）等平台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以 IMF 为例，美国还握有“一票否决权” 。 经济格局“南升北降” 、 “东升西降”的趋势继续发展，但“南与北” 、“东与西”增速差距在收窄。2003-2008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速比发达经济体高出约 5 个百分点，危机后这个数字减至约 4 个百分点。2012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为50%。2003-2008 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速比七国集团 （G7）快了 7%，危机后这个数字减
4、至 5%。2012 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升至 26%。 二、国际贸易格局加速演变 危机后，国际贸易增速放缓。2009-2012 年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年均增长率比 2004-2008 年分别下降了 1.6%和 6.8%，2012 年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分别为 18.3 万亿美元和 4.4 万亿美元，与 2011 年基本持平。货物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之差从 2004-2008 年的 5.3%扩大到 2009-2012 年 6.1%，然而，服务出口增速却越来越趋近于经济增速，两者差距从 4.4 个百分点缩减到 0.1 个百分点。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从贸易份额看，货物出口份
5、额从 2002 年的 32%提高到 2012 年的 44%，进口份额从 29%提高到 41%，与危机后经济格局变化不同，货物贸易“南升北降”的势头加速发展。中国出口份额增速下降而进口份额增速提高，俄罗斯、印度、巴西的进出口份额增势均出现减缓，这说明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推动货物贸易“南升北降”加速发展的主导力量。服务贸易也呈现类似3情形，但截至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份额也只占三成。从贸易流动结构（表 1）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市场对各主要经济体出口的重要性普遍提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大提速。从分类商品看，新兴经济体对多数商品的需求不断攀升，原油消费份额从三分之一增
6、长到危机后的二分之一，制造业全球化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新兴国家基础设施投入加大、人均收入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统计，2009 年全球 90%货物贸易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非关税壁垒取代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工具。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技术认证、卫生质量检验等，对国际贸易造成了较大负面冲击，推动“碳关税” 、 “碳认证” ，意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此外，对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又迟迟不肯松手。 三、国际直接投资出现新亮点 近来，国际直接投资（FDI）波动远远超过 GDP、贸易等经济指标。FDI 流入量从 2003 年
7、的 0.59 万亿美元飙升到 2007 年的 1.98 万亿美元，2008 年先于 GDP 萎缩，2009 年大幅下挫三分之一，近两年有所回升但至今仍未达到危机前水平。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作为 FDI 的两种形式，2007 年两者各占 50%，近两年跨国并购仅为绿地投资一半左右。危机使跨国并购额骤减，2010 年开始恢复增长，2012 年又下滑 41%至 3100 亿美元。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卢森堡等国的跨国公司大规模从海外撤资，相反，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额屡创历史新高，2012 年在全球占比达 37%。4绿地投资 2008 年达到峰值后一路下跌至 2012 年的 5695 亿美元。FDI 对
8、初级部门（占比从危机前 8%提高到 2011 年 14%）和制造业（从 41%提高到 46%）项目的兴趣增加，对服务业投资占比下降了 10% 。 2012 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超过发达国家，改变了危机前以发达国家相互投资为主的直接投资格局。亚洲发展中国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危机中逆势而上，目前分别占全球 FDI 流入的 28%和 14%。东南亚成为吸引外资的热点地区，2011 年 FDI 流入增速为 26%，达 1170 亿美元。发达国家吸引外资的情况各有不同，欧洲和日本 FDI 流入量下降，美洲和大洋洲受到的影响则较小。 发达国家依然占到全球对外投资的 70%，但发展中国家占比总体上升。其中
9、，金砖国家主要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其周边发展中国家，截至 2011 年42%的对外投资存量在发达国家，43%的存量在其周边国家 。危机后，金砖国家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量占比从危机前 49%上升到 2011 年 57%。主权财富基金（SWFs）在 FDI 中的比重明显高于危机前的水平且仍有巨大潜力，截至 2011 年 SWFs 累计对外投资 1250 亿美元，但相对于其 5 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而言还很小。 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作用更加突出。跨国公司数量从 8 万家增加到危机后的 10 万家，创造的附加值从 5 万亿美元增长至 7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提高到 10%以上。其中
10、，2011 年前 100 家跨国公司进行的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分别为 1940 亿美元和 1800 亿美元，在全球占比均为 20%左右。据估计，前100 家跨国公司目前持有约 5 万亿美元现金，可提供 0.5 万亿美元的投资，达全球 FDI 流量的三分之一。 5国际直接投资的障碍增加。在吸引外资方面，更多国家通过引入新的壁垒、强化甄别程序、提高企业所得税率以及国有化等方式加强了对外资的监管。在对外投资方面，部分国家通过流出限制和撤资激励等方式鼓励“制造业回流” 。UNCTAD 的数据显示，2006 年以来国际投资协议和投资促进政策数量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 四、多
11、边体制停滞但区域合作加速 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轮子。但危机以来，两个轮子的步调出现显著分化，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多哈回合的停滞。 多哈回合于 2001 年 11 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 WTO 第四届贸易部长级会议上启动。与前几轮谈判相比，多哈回合成员最多，涉及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谈判议题覆盖面最广、力度最大，涵盖 96%的全球贸易，市场开放力度是乌拉圭回合的 2-3 倍。根据 2001 年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部长宣言 ，全部谈判应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但是，由于各国利益分歧，该谈判自 2008 年以来一直陷入停顿的状况。
12、危机之后，尽管各国表示出推进这一谈判的积极姿态，但事实上出于危机后的国内政治压力和更加复杂的利益协调，谈判进程举步维艰。2013 年 12 月，WTO 将召开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各方能否达成“早期收获”框架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相比，区域合作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热潮。2008 年以来区域贸易协定总数一直保持增长，2009 年新增协定超过 306个，创历史新高。截止 2013 年 4 月，向 WTO 通报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 366 个，其中自由贸易协定加上经济一体化协定占全部区域贸易协定的 88%，零关税产品覆盖率达 90%，全球约 50%的贸易在这些区域经济集团内部进行。美
13、国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覆盖亚太地区和欧洲。东盟主导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中日韩第一轮自贸谈判已经完成。俄罗斯力推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南部非洲共同体、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体启动谈判，致力于建立覆盖全非洲的自贸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太平洋联盟在区域合作方面也十分活跃。此外，区域合作层次更加多元化，次区域项目开发、诸边合作与双边自贸区等混合推进。2011 年美国、欧盟、韩国、墨西哥和自贸伙伴贸易额分别占其外贸总额的 37%、27%、35%和 73%。 区域经济合作加速的背后，有着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包括
14、规则制定、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等目的。不少国家将签署自贸协定视为“没有赤字的经济刺激政策” ， 例如研究表明，TPP 可在短期内使美国增加 0.03-0.07%的 GDP 和 2%的出口 ，随着日本等大国加入，各国受益会进一步增加。规则制定和地缘政治也是博弈焦点，如美国利用 TPP 倡导公平贸易，提出竞争中立、环保、劳工、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新一代经贸规则” ，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甚至还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一定压力。 五、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引领经济走出危机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成功走出世界经济危机都离不开以科技创新7为支撑的新的产业突破，需要重大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引领。熊彼
15、特最早解释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创新周期理论，科技创新的周期性变化导致了经济的长期周期性波动。范杜因在此基础上对 1973 年前近两百年科技创新和经济波动的周期进行了细分（见表 2） 。 此次危机发生后，不仅带来了贸易和投资格局的变化，也刺激了技术革命、产业分工和商业模式的发展与创新。危机前，全球在信息、能源、生物等领域的一些新技术已经有了一定储备并相互融合，里夫金将这种变化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 在信息领域，物联网已被美国等列为振兴经济的重点领域，可能成为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高潮，但技术、标准等有待进一步提高，诸多产品尚处在试验阶段。在能源领域，风力
16、、地热、太阳能、生物等新能源技术经历了长年积累，危机后各国政府更是加大了支持力度，很有可能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步伐；同时，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取得突破，尤其美国更是引发了页岩气革命，2011 年页岩气相关产值达 860 亿美元 ，将对全球能源生产格局造成深远影响，但是页岩气开发也面临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地层滑动等环保压力。在生命科学领域，胚胎干细胞、脑科学、疫苗研制、生物医药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制造业、服务业生产方式变革有望提速，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可能会催生新的革命。以 3D 打印技术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带动了相关国家向精密制造业和高科技创新的服务业发展。信息技术外包、业
17、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据估计，2012 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为 9750 亿美元，未来将保持 30-40%的增长率，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81.6-1.8 万亿美元。此外，全球电子商务过去几年年均增长率达 26%，交易额从 2006 年 13 万亿美元猛增到 2011 年 41 万亿美元，并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对传统商业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 总之，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最终走出低位波动的重要技术引擎。从历史经验看，经济衰退期和萧条期持续的时间有缩短的趋势，在信息技术日渐成熟和各国经济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的背景下，全球走出危机的速度可能会加快。但是，工业革命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不少技术的商业化、产业化、规模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也有待深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