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献与宋史研究的特点一、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 从数量上看，汉唐资料太少，明清资料太多，宋代传世文献处在较为适中的范围。刘琳等现存宋人著述综录 （巴蜀书社 1995 年版）著录经部 416 种，史部 889 种，子部 2180，集部 1370 种，丛部 92 种，总计 4855 种。实际上作为可利用的史料剔除重复大致只有 1000 多种。有学者估计穷一生之力可以阅读一遍。 邓广铭先生说四库全书最有利于宋史研究。四库全书主要收录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汉唐典籍因多种原因到清初时流传有限，大大影响了四库的收录，明代文献因清人有偏见收录不多，如明人文集流传比
2、宋多数倍或十数倍，而实际收录就没有宋人的多，而清代只收录至乾隆以前。 四库收录宋代文献约占现存宋代主要文献的六七成。现存宋人文集约 800 余种，四库收 400 余种；笔记小说今存五六百种，四库收近 400种；基本史料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文献通考 玉海 三朝北盟会编 、重要方志、野史、别史以及子部所收宋代类书更是遗漏不多。重要的文献只差宋会要 。 再从史书编纂上看，宋代在编纂当代史的历史著作方面，是历代最好和较为完整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分册的编纂者说“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2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
3、睨明清” 。特别是出现于前代的实录 日历 国史编纂制度在宋代制度化和系统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宋史研究在各个断代史中不仅落后于国内各断代史研究，也大大落后于国际宋史学界，几乎没有中国大陆学者的声音。但在改革开放以后 30 多年迅速赶了上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宋史学界在经济史、典章制度史、财政问题与部门经济史、城市史、人口史、货币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家族史、妇女婚姻、文化思想等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这些专著既代表着宋史研究的真实水平，也记录着宋史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走过的心路历程。而且重复选题较少，这在各断代史中较为突出。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宋代史料较适中，
4、易于做专题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考古新材料，总的来说，宋代考古新材料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出现如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西夏那样引起史学研究变革的新材料，如甲骨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也没有有待开发整理的明清档案那样一类资料。二是已有的考古新材料尚不足以推翻传世文献的记载。宿白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 对宋代城市遗迹、五代两宋墓葬、农业手工业遗迹、宗教遗迹等五个方面有较为详细的论说。 二、缺少新材料对宋史研究的不利影响 众所周知，引领时代学术新发展主要有两个要素，即新材料和新问题。20 世纪初以来，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带动了先秦史的研究；因为简牍3的发现，带动了秦汉史的研究；因为敦
5、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带动了北朝、隋唐的研究；因为黑水城文献的出土带动了西夏史研究的新生；因为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带动了明清史学的研究。而宋代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新材料，因而在传世文献成为中西学者都可以径直摄取的背景下，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在方向、路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中国学者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还相当有限。中国学者的方法、思维、价值取向乃至议题的选择都是跟在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后面亦步亦趋。换言之，宋代的历史是中国的，但对于宋代历史许多大问题的解释却是由西方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来决定的。除了对宋代文献资料的考订、基本史实和基本制度
6、的叙述属于中国学者自己所为而外，从 80 年代以来国内宋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如唐宋变革论、士人家族、士大夫政治、士人身份转型、科举与社会流动、性别史、基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乃至宋代的历史地位和走向等无不都是由海外学者先吾着鞭，即所谓的“慢半拍” 。这种状况与汉唐史研究有很大不同，西方学者利用的新材料主要依靠中国学者的解读和研究，虽然在方法、理论的许多方面西方学者仍然主导话语权，但在新材料的公布、解读上则是中国学者主导话语权，因而也就能够主导许多由新材料引出的新问题的话语权。 由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宋史学界主要围绕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即使有新材料发现，也缺少应有的敏感度，而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如
7、新“发现”的宋人佚简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 、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等宋代文献文书，虽然有少数宋史学者因各4自所需而阅读检索，但是系统整理和研究的却不是宋史学者，而是唐史学者。而且组织相关议题的学术讨论也多是唐史学界出面举办。只有新近墓葬出土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才由宋史学者进行整理和初步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宋史学者在新材料面前整体反应上略显滞后。三、把握新旧材料的尺度 第一，对史料的收集和占有，不能分有用和无用，其实对目前稀少的新材料之所以不敏感和冷漠，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新材料能为己所用就关注，否则如同陌路，这是碎片式研究的一种表现，而没有把稀少的新材料作为
8、宋代整体历史、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其实，对新发现的宋代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本身应是宋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属于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且从宋史研究者的角度整理和研究宋代新材料，其问题意识和对材料的解读，与不专门做宋史研究的学者相比更有优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新材料的文献整理层面上。 第二，固然新材料主要是指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和新发现文献文书，但是用新方法、新视角在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这种被重新发现的旧材料也是一种新材料。譬如陈寅恪用最一般的正史材料论述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特点，就是显例。因而开阔眼界，另辟新径，从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发现和挖掘“新材料” ，对研究宋
9、史来说就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重视考古出土文物资料、出土文献、图像资料的价值，对于5提高宋史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所有新材料不可盲从和迷信。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文献、文书本身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许多可称为“国宝” ，无可置疑，但是文物价值高不等于史料价值高。新材料的史料价值只有在与传世文献“旧材料”的比对中显现出来，在比对中发现新材料能够对已知文献的不足和细节做补充、矫正、纠误甚或取代，从而产生新的议题，并由此推进学术的新发展。必须指出不是所有新材料都有这种补充、矫正、纠误甚或取代的意义。这就要求使用新材料的人首先要熟悉“旧材料”和一些基本史实，否
10、则盲目求新就会出现：或重复旧材料已知的常识，还以为是新发现，做无用功；或对新材料没有鉴别，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仅无助于新问题的产生，而且十分有害于学术的推进。由此观察明清时期家谱、文书的史料价值，也可作如是观。 第四，对于缺少新材料，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来说，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新视野，尤显得重要。自 20 世纪初以来，新方法、新理论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问题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人为因素，使新方法、新理论意识形态化或者“惟一”化，致使研究走了很多弯路。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破除“惟一”神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表现。今后从域外学习新的方法和理论仍然是开启新视野的重要途径。但如何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理论中，摸索适合本土宋史研究的理论和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宋史研究者所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