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述评摘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公众还是普遍地信任科学但怀疑始终存在，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初见端倪并急转直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信任危机达到高潮，在新世纪，这种信任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从危机演变的历史过程我们发现，公众的信任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公众科学信任危机 1.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科学曾经一度因为具有的真理性、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可靠性等特征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时至今日，只要是贴上科学标签的东西好像就能够自动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接受。可以说，科学拥有的强大力量和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它成为
2、了不容置疑、指责和批评的对象。然而，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使得公众开始怀疑科学，同时，陆续披露出来的大量的令人震惊的科学家的不端行为不仅使科学家的崇高形象毁灭，而且进而使公众认识到其背后的深层次的科研环境和体制不再是无可争辩的。尤其是以“疯牛病”的爆发为标志，科学研究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极端风险问题凸显出来，加速了公众对科学原有信任的丧失。科学社会学家齐曼在其真科学的首页中也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科学遭受抨击。2人们正在对科学的力量丧失信心 甚至资深学者也在怀疑科学的主张” 。 1 2.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公众普遍信任科学但怀疑始终存在
3、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还是十分地信任。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负作用没有大面积产生引起公众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归功于二战后科技的发明创造改善了人们生活质量并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普通公众陶醉其中。那时候，公众普遍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充满了敬畏和景仰。欧共体于 1977 和 1979 年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 “整体而言，在欧洲不存在对科学的信任危机” 。2 但是，公众对科学的怀疑始终存在。在某些领域， “公众对科学的某些应用持谨慎态度，甚至是反对，比如：动物实验、核反应堆和人类胚胎研究。 ”3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核军备竞争使得核科学这个“大科学”的典
4、范获得了国家政治上的合法性进而朝着核膨胀主义方向发展给人们心头罩上“核冬天”的恐怖阴影。在英美，用核能的正面形象对公众进行轰炸式的宣传鼓励公众相信核能是干净高效和无害安全的，但是公众对核技术的神话允诺是怀疑和犹豫的，他们从未做到全心全意的信任与参与，而是以昧味的方式保持沉默。在 1955 和 1956 年的英国，两处最先提议建造的核设施在当地遭到充分的反对。紧接着，1957 年温茨凯尔的反应堆起火并对坎布里亚以及更远的地方造成大面积辐射时，公众的怀疑得到了初步的应验。 3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公众认识到这是在科学技术错误价值观支配下产生的恶果，
5、他们行动起来形成了美国的环保运动和欧洲的绿色运动。20 世纪 70 年代，公众更加意识到许多科学领域，尤其是商务技术，比如像转基因生物、DNA 重组研究等涉及到公众生命和健康的发明和发现带来的巨大威胁，所以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机制产生了质疑和担忧从而失去了对科学的欣赏态度。不幸的是，公众的担忧又一次在 1979 年美国的三哩岛事件上得到了证实。 3.20 世纪 80 年代，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初见端倪并急转直下 先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大量的令人震惊的科学家的欺骗性案例和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形被曝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使得科学家的形象大打折扣，随后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波及全
6、球性的核事故进一步让公众意识到科学信誓旦旦的承诺保证并不可靠。1981 年布里德和韦德出版了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 ，在书中，他们不仅指出了历史上一些大科学家的舞弊事实，而且也披露了像密立根这样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隐瞒了不够理想的实验结果，以及被许多报刊称作“美国科学界水门事件”的萨默林“老鼠免疫”实验。紧接着 1982 年，拉福莱特也出版了出版物中的盗窃：科学发表物中的欺瞒、剽窃和不端行为 ，在该书开头就说明了这些学术腐败引起的信任危机：“目前看来，这种社会对科学的危机已经崩溃，人们开始怀疑追求真理的科学，4对其原来所拥有的高度信赖性产生了怀疑” 。公众的怀疑不仅指向了科学家个人
7、的道德品质，更是指向了其背后深层次的科学界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性原因。 1986 年 4 月 26 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机组发生爆炸，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核灾难。这次事故使得以核能为代表的科技风险问题成为社会争论的主题，公众对科技进步的乐观态度彻底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焦虑、恐惧、批评与怀疑。公众发现盲目信任科学家对风险预测作出的安全声明和承诺只是一种幻想。这种安全只是可能的安全，而不是绝对真实的安全，两者之间似乎近在咫尺，实际上却远在天涯。作为事故责任者的科学权威们与政治管理机构携手勾结，隐瞒事实真相，以无法验证的含糊陈述糊弄社会公众，把事故发生后的责任完全推卸到操作者身上，竭力掩盖
8、科学技术的不利因素，漠视受害公众的利益，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从根本上摧毁了科学专家及其管理机构的权威和声望。从温茨凯尔、三里岛到切尔诺贝利、博帕尔和赛韦都，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颇能说明问题的核事故例证有力的说明了科技专家统治论的信任崩溃。 4.20 世纪 90 年代，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达到高潮 可以说，1986 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个转折点，此后公众因科学技术风险问题而使信任危机进一步恶化，它迅速波及到如生物技术等其它领域，并在“疯牛病”危机中达到高潮。1985 年，在英国发现了“疯牛5病” ，随后从 1988 年开始，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多次重申牛肉是安全的，疯牛病不会传染给人。然而公众渴望对
9、当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状况能够得到科学界的预测和评估，但是，科学家却迟迟做不出精确的分析和判断。直到 1996 年，英国政府才根据科学证据被迫承认疯牛病可由牛体传染给人体。这个消息对公众来说无疑让他们感到迷茫和困惑，进而转化为烦恼和怀疑。在此期间，有关疯牛病的任何信息公众都无法得到，而英国封闭式的政策文化使得这种信息只能在科学顾问专家内部秘密的讨论。显然，隐瞒事实真相，把公众排除在外使其蒙在鼓里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不信任外行公众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能力。试想，如果在一开始就承认风险的不确定性，公开信息，透明过程，提醒公众，那么就很有可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信任。这场信任危机在 4 年后英国上议院的科学与
10、社会报告揭示出来：“一系列事件动摇了公众对于政府收到的科学建议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动摇在疯牛病一役的惨败中达到顶峰。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提供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而公众的不安、误解和偶尔的彻底的敌意又反过来在科学工作者当中制造了浓重的忧虑气氛” 。4 与疯牛病危机相伴随的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大量的科技风险，比如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干细胞和基因组研究，以及化学产品风险等越来越多地涌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公众强烈地感受到这个被社会学家贝克称为“世界风险社会”带来的巨大威胁和压力。这些高度复杂、极富不确定性、具有全球性和结构性的科技风险使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的认
11、识、预测、计算和控制，且专家之间常常存在的争论甚6至相互矛盾的状况不断被暴露到公众面前，公众认识到，不可能有“所有专家中的专家” ，面对风险，科学的局限性和无能为力无法满足公众的安全需要使其权威性自然破灭。同时，专家垄断了风险的解释、判断标准和政策决定，剥夺了公众在公共科学政策上的知情权、选择权和话语权而要求公众无条件的信任和接受，这种科学专家统治论模式在治理和控制风险时，较少考虑社会伦理、公众价值等因素，过多狭窄地依赖科学技术自身，所以，科技政策合法性的前提当然就受到了公众的质疑。比如在巴西，因戈尔涅事故而使得整个巴西的核能项目遭到质疑。在丹麦，公众对基因技术持批评和怀疑态度。在意大利，只有
12、 39的被访者肯定科学家是生物技术信息最值得信任的来源。在日本，公众对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克隆技术存在疑虑，甚至出现了越来越频繁的强烈的反对运动。5 5.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在新世纪蔓延到全世界 如果说 80 年代科学家的不端行为还是少量个别现象，那么 90 年代至今科学家的徇私舞弊更是大面积蔓延到世界各国，严重损害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像自然和科学 这样的严肃性学术期刊以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大众媒体都对此进行过大量的报道，引起公众的广泛的关注。在德国、法国、加拿大、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的科学家捏造、篡改和剽窃的事例也是数不胜数。同类事情也在亚洲发生了。日本学者山奇茂明在科学家的
13、不端行为中披露了日本的情况。7在韩国，黄禹锡克隆干细胞丑闻让韩国人以及全世界为之哗然。披露出来的科研不端行为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危害性更大的还潜在水下。有人指出 1：100：1000 的数量估计，即当今世界有一起不端行为得逞会有一百起类似行为逍遥法外，同时还会有一千起程度少轻的不端行为发生。在各种权威机构调查中，在各国科技管理机构的正式报告中，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已经跃然纸上成为一致的认同。 从公众对科学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科学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局限性，因此，科学应该放下“傲慢的态度”接受社会以及公众的审查与批评。另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众的关心意识觉醒，他们越来越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质疑科学。今天，科学可以被利益所塑造这一观念，也成为很多公众对科学的本能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那种认为存在无偏见科学权威的抽象信仰是一种平衡。 参考文献： 1约翰?齐曼.真科学M.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1 23英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3、22 4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与社会R.张卜天、张东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1 5江洋，刘兵.日本在 STS 理论背景下公众理解科学实践活动的发8展J.科普研究，2007（6）：7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