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摘 要：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会产生重要作用。本文建立了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结构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模型，并通过 GMM 面板模型对中国以及东盟相关国家 1995-2013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近些年来中国以及东盟国家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使得社会保障替代率也随之上升，社会保障替代率的增加对婚姻的形成和总和生育率都产生了一种下降的激励，并且这种下降的激励不能够在跨期中被抵消和代际转移。最后针对中国实际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替代率；结婚概率；总和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
2、9（2015）06-01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是我国人口和社会福利最为基础的指标之一，它们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社会保障缴费率反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反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会保障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人口结构包括总和生育率和结婚人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变
3、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口结构的改变。例如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角度来看，在剔除由经济收入变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影响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国近些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其得到的结论是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国政府所公布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与此同时，该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实际模拟了我国 1972-2008 年的人口估算总量，发现中国实际的人口总量比估计的人口总量还减少了约 4.58 亿人1。因此，单以经济收入和政策因素作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因素仍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的变化对人口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时也使得结婚人数产
4、生了下降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贝克尔（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资本和生育决策之间关系的微观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向利他模型和双向利他模型，开启了社会保障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关系。这种效用研究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收入效应，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数据而难以对该理论进行有效的检验2。二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效应。莱恩特（Lainter）将父母的遗产动机同子女对父母的利他性结合起来考查，证明了如果加入年轻人对父母的利他性，特别是子女对父母赡养和赠予要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遗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资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生育水平
5、3。埃斯瓦兰（Eswaran）通过纳什博弈分析了生育决策过程中夫妻双方谈判力量的作用，男女双方的不同力量决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决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4。博尔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总和生育率5。霍尔姆奎斯特（Holmqvist）针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 1960-2007年的数据作了研究，发现带补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个妇女少生0.5-1.5 个孩子6。纳蒂亚（Nadia）等人分析了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降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7。 社会保障对人们婚姻影响的研究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结婚意愿
6、。埃尔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适度社会保障缴费率条件下，人们通常就不会选择利用结婚形式作为维系生存的重要因素” ，并且通过对 OECD 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将会降低 OECD 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以及结婚人数，并且这种降低的影响不会通过代际转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这些女性选择离婚将不再能够获得丈夫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从而导致离婚女性变得更为贫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对社会保障和劳动供给研究中
7、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劳动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 4.3%-4.9%，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时间的增加将降低女性结婚的意愿10。安德鲁（Andrew）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对于男女收入的影响，进而研究发现以上两者对结婚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结婚的意愿，但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会同时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结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家庭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结婚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所带来的效用的降低，社会保障增
8、加并不能很好地维系婚姻，同时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够提高丧偶女性的收入与福利13。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设和基本模型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抚养子女的代际交叠、劳动供给的代际交叠，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际交叠这三种代际交叠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作为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分析的基础模型并扩展该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质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劳动供给的经济体系中，假定婚姻选择除已婚外，其他都作为未婚（包括未婚、离婚以及丧偶） 。该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会理性选择孩子数量和质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扩展从孩子的人力资本开始，人力资本模型为 Ht+1=A（H-+Ht）h
9、t，H-作为初始人力资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使用的物资资本并假定 H0=0，A代表提高知识代际传递的环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用 U，并且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pt 代表结婚概率，U*m（t）和 U*s（t）分别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为： 四、实证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 对关键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误导，因而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 （1）主要变量说明。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保障主要沿用了纳蒂亚所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 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 ，社会保障替代
10、率=社会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会保障替代率需要进行分层计算，普赛尔（Purcell）介绍了具体的计算办法15。社会保障替代率的计算需要分为以下两步。第一，计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区分了工作期间的个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个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资年收入表示，所选取的数据名称为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变价购买力，来源：世界银行） 。退休人口的年工资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资计算（计算方法来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例如，如果个人在 1995 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标准为 1994 年的年工资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没有工资收入，而社会保障
11、替代率事实上反映了对于收入的一种替代关系。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计算方法。个人（家庭）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从国家角度看实际上是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因此，个人（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险基金。由于本文选择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涉及东盟各国（不包括文莱）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为计量实证分析指标的一致性，本文仅选择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作为个人（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在计量中所反映的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
12、JP+2其他变量说明。第一，结婚概率（MARRY）是作为结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数除以成年人口总量。第二，选择不同阶段的生存概率（1 和 2） ，1 和 2 的上升能够增加 n 和 h 的回报率，n和 h 又涉及消费的跨期替代率，因此会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产生影响。 第三，人均 GDP 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类似，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也会产生替代效应。第四，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 ，该变量影响结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响了结婚概率，进而影响了总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 ，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的收入，将会降低女性结婚概率，影响总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与男性
13、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 。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够促进女性的就业，使得女性收入增加，这会降低女性的结婚率，并且影响总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购买占 GDP 的比重（G） ，以便于区分开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对婚姻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和东盟国家（未包括文莱）作为样本，统计了上述的主要变量，并且对变量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 2.主要统计描述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社会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从中国数据的特点来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长率的总体趋势在不断递增，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结婚概率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在不断下降。从东盟国家数据的特
14、点来看，首先各国的社会保障替代率从 1995年开始都在不断地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泰国；其次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国家为老挝；最后各国的结婚概率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变化最大的国家为柬埔寨。并通过 Stata 统计软件统计分析了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 1） 。 从表 2 可以发现较高的社会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结婚概率的值。确实社会保障替代率和结婚概率呈现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与事实一致，对于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有权获得配偶的社会保障收入时，更有动机和激励去结婚并且很好地稳定家庭婚姻。较高的 1 和 2 有助于结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够增加青年个体组成家
15、庭的概率。LGDP 与 LMARRY 负相关，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选择行为，也反映了收入与婚姻的替代关系。政府购买支出（G）增加对于维系婚姻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此人们愿意维护婚姻的稳定。女性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越接近 1，说明男女比例越均衡，这将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侣的成本方面会降低，使得结婚的成功率会提高。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降低了结婚意愿，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迟了结婚，因此降低了结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说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间潜在
16、收入的互补性就越大，这能够提高和稳定家庭结构。 （2）总和生育率实证回归结果。表 2 的后 4 列是对 LTFR 回归的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代表了方程（14）的 OLS 回归，作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 3 和模型 4 代表了方程（14）的 GMM 回归，作为第二阶段回归。在模型 2 和模型 4 中 LMARRY（被视为内生变量）与 LSEX、LFLFR 和LFSCH 一起加入模型中进行内生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替代率与总和生育率是负相关的，这说明社会保障费率的提高将会降低总和生育率，这符合上述的分析。结婚概率与总和生育率呈现了正相关关系，说明结婚人数的增加提高了组成家庭的数量
17、，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选择，已婚家庭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总和生育率。1 和 2 的提高通常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结构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家庭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人均 GDP 的提高却使得总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抚养孩子将会降低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因此降低了总和生育率。政府购买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会降低总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人们税收负担的加重，这将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数的比例（SEX）
18、增加促进了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会使得结婚的人数增加，抚养孩子是家庭的选择，因此会提高总和生育率。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反映了较高的市场工资，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所以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因此使得总和生育率上升。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替代率弹性的提高将会导致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弹性的提高。结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适时根据我国国情调整
19、人口政策，虽然减少人口数量会带来人口质量的提高，但人口质量的提高能否补偿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损失还有待商榷。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以此调节总和生育率，使人口结构能够均衡发展，这才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关法律支持，为保证我国的人口均衡发展，需要相关法律尽快完成以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二，结婚和生育是未来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因此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良性运行和改善人口结构。结婚与生育是相互影响的，结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结婚人数的提高才能够改善我国目前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与此同时，目前
20、的生育数量将决定未来结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进结婚概率的提高。为此相关政策措施应一起配合来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J.人口研究，2011（1）：103-112. 2 王天宇，彭晓博.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 J.经济研究，2015（2）：103-116. 3 LAINTER J. Household bequest behavior and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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