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柏拉图“哲人王”思想探析摘 要 “哲人王”思想是柏拉图关于政治哲学的核心学说，是柏拉图在城邦失序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改造城邦、建立理想国家的一次伟大尝试。该学说强调王者要用哲学思维和知识去统摄政治，从而引导国家健康有序发展。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被后人评价为“乌托邦” ，却对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是政治哲学的源头，对洞穴比喻的解读可以帮助了解哲人王统治下的社会所独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深度挖掘和分析该学说，可以为上层建筑提供更多角度的分析，也可以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哲人王 洞穴比喻 灵魂假设 理念 作者简介：廉洁，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2、向：科学技术与社会；邓颖，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哲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发展哲学。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06.004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哲人王”思想是其理论最为核心的学说之一。直至今日，它依旧是哲学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 “哲人王”的思想表达了柏拉图对现实社会政治体制的反思和对未来国家理想模型的预设，理想国正是基于哲人王对至善理念的把握和传播而构建的。柏拉图从预设的方式入手，进行论证，并且以比喻和举例方式向来解释抽象的理论。2因此，从预设入手，可以很快的理解柏拉图的思想。 一、哲人王思想的基本预设 （一）对灵魂
3、的假设 基于从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承袭而来的“宗教观” ，柏拉图谈“人”的基础便围绕著“灵魂” 、 “肉体”二元论展开。柏拉图认为，毕氏学派的学说是最能解释人的“灵魂”与“肉体”冲突的原因。他认为“灵魂”属“观念世界”之中，而“肉体”仅存在于“现象世界”之中；灵魂在人的“现世”与肉体结合，从而灵魂便受限于肉体，失去自由追求“真”与“善”的能力，直至人死去。灵魂最终回归到观念世界之中，恢复其本属于“观念”之一的原貌与本质。毕氏学派所追求的，便是以苦修的方式，使灵魂与肉身的冲突降到最低，使灵魂尽可能地超脱肉体的束缚，达到超然境界。 柏拉图明确地指出“灵魂高于肉体”的观念，然而“人”毕竟不是纯理性的动物
4、，肉体有其必需存在的价值。故此，柏拉图在“人”的“灵魂观”中延展出他对灵魂特质的假设：灵魂的三个质为：理性、意志或冲动及欲望，此三部份是不可或缺的。当这三个部份“和谐发展” ，达到“善”便是一个有完善灵魂的人，这三个特质完善配合便能达到“正义” 。简言之，一个完整的生命，必须是“理性”位于统驭地位，使“意志”或“冲动”的特质表现出正确的“勇气” ，使“欲望”得到“节制” 。 （二）人天生属性的假设 柏拉图认为执政者必须为城邦的公众利益尽最大努力，并且需要公3民对城邦有足够的向心力，所以执政者散布神话寓言使人相信每个公民皆有“与生俱来”的“神赐”的属性，他们都是这片大地的儿女，彼此就应该如兄弟姊
5、妹般相亲相爱，而且应该同心捍卫自己的母亲不受外人侵略和欺侮。 虽然城邦的公民都是神的儿女，但是神明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却使用 了不同的材料。神明用黄金铸造执政者，用白银铸造执政者的辅弼，用铜和铁铸造农夫和工匠等生产阶级。但是由于他们本为同一母亲所生，属金的父母可能会生下属银或属铜属铁的小孩，属铜铁的父母也可能生下属金或属银的子女。 在这个“神喻”中，人被赋予了不同的“属性” ，有金、银、铜铁质的区别，相对的在城邦中也会被赋予不同的阶层，扮演不同的角色。柏拉图将“灵魂三特质”运用到城邦阶层的解释上，国家也如放大的个人，也有灵魂三部份： 1.生产阶层（铜铁质之人）相当于“欲望”部份，由农、工、商诸类
6、从事生产或供应物资者组成，由于他们缺乏知识，所以必须接受妥善的领导并予以节制。 2.辅助阶层（银质之人）相当于“意志”或“冲动”部份，由士兵、军人所组成，以保卫城邦之内外安全。柏拉图认为除了必要的“勇气”之外，也必须具备能够 判断是非的“知识力”和体能训练。 3.统治阶层（金质之人）相当于“理性”部份，是治国、领导城邦的角色，基于“理性”和“智慧” ，能表现出纯粹的知识力与判断力。其有制定与执行法律的责任与权力，以保证各阶层人“各守其份、各司其4职” ，用其最高的智慧及判断力，来保卫城邦整体的利益。 柏拉图认为，唯有“理性”部份作为统治、领导的地位，城邦国家才能免于政治上的不正义。只有“理性”
7、者才能指引城邦国家的发展方向。能够在各种智能、体能的教育训练中，历经筛选与淘汰之后的人选，必定是了解“善”的观念及生命的目的与意义的哲学家了。这便是柏拉图从人的“灵魂”与“属性”观点出发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二、 “哲人王”思想的必然性 （一）政治成败决定于统治者的哲学知识 一个完善理想的城邦，是应由“智慧”所领导，即是能够治理国家、为公民谋取最大利益的“知识” 。根据柏拉图理想国蓝图， “哲人王”自然具备应有哲学知识。哲学家本身追求真理的“爱智”天性是使城邦达到“国泰民安”的必要条件；除此，还要具备诚实、节制、勇敢、正义、强记、气度恢宏、公平等特质。在众多应该具备的特质当中， “哲学知识”是
8、属最难得的，是使城邦永远远离邪恶的关键。 “哲人王”的“专业技艺”是指当他们经过足够的训练，对好的生活有敏锐的知觉，能够辨别真的“善”和假的“善” ，以及达到“至善”的手段。 故此，哲人王的“哲学知识”便也具备了绝对的标准。一个具备真知的人，必能“分辨观念本身与含有观念的各种实物，既不把物体看成观念，也不把观念看成物体。 ”所以，哲学家的知识，是其能掌握永久而不变的道理，在多与变的领域中保持清醒的智能。 柏拉图根据知识对象的恒久性与现象世界的变动性，提出了著名的“理型论” 。他将所有变动事物的原始概念称为理型，理型是超越时空、5恒久不变的，是一切事物存在之“根本” ，也是真知的源头，无法用人的
9、肉体感官去认识，仅能用理性的思想去认知、把握。 （二）城邦生活的必要 城邦的规模，公民的组成，乃至于公民的城邦生活是建构柏拉图政治理想蓝图的基本观念。在城邦思想中，城邦与公民团体二者是平衡的，这也是城邦思想与其他古代国家思想最重要的一点。柏拉图所谓的城邦是围绕著公民权概念建立起来的等级社会，所有的公民都有分享城邦的权利，也可理解为“城市国” 。所以， “城市国”中的人民自然有着密切的公共生活。柏拉图谈及“国家的起源”时，强调人类相互需要及社会互助的动机，然而人是无法仅靠一己之力来满足个人的供需，就经济利益的角度考量，彼此互助，互通有无，以“合作”的方式使所有人或多数人受益，由此聚集形成“团体”
10、便是“国家” ， “国家”的概念因此得来。 三、 柏拉图“哲人王”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正义的个人与社会 “正义”是柏拉图用来讨论个人的理想人格如善、智慧、勇气、节制等德性和国家理论的基本原则。在理想国从苏格拉底讨论“个人的正义”出发，进而探讨“国家社会整体的正义” 。 “正义”对于个人与国家社会，分别指个人的良善品德和公共的良善品德；此两者“正义”的层次是相同的。对“个人”而言，正义就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其先天资质与所受的知识或技艺的训练，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最大“功能” 。对国家社会“整体”来说，正义是内部的和谐分工，能够发挥整体“最高的6善” 。柏拉图在哲学上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最合宜的 “安
11、排”与“调节” ，使公民与国家社会都能够最大利益。柏拉图如何看待“人”共同的天性与个人的差异以及各阶层社会如何分工与专业化能够达到何种“最大效益”是探究“正义的个人”与“正义的社会”根源的主要脉络。 （二）哲学知识的本质与重要性 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大多认为“知识”是以“自然哲学”为源头，探究自然宇宙间的因果关联及秩序。柏拉图以著名的“洞穴寓言”作比喻，呈现亲眼所见现象世界的“虚幻”与概念世界的“真实” 、“永恒” 的差距。 “洞穴寓言”推论出多数人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其实是“虚幻”而残缺的，并且还探讨出“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真实的知识” 。柏拉图以真理与幻象间的差距为基础，引述出哲学
12、知识是形而上的“理型”或“理念” ，并且知识、真理都必须经由哲学论证的过程；“理念”是有别于具体事物的相对性（大小、高矮、冷 热） 、善变性，它是固定而普遍的，也正是“知识”的本质。所以人们不应将现象世界的感觉与理念世界的真理混为一谈。对于“理念”只能思想无法看见的特质，柏拉图则解释“理念”是因逻辑上自圆其说而形成，并非要有事实根据。也就是“知识的可靠性、确定性不是来自世界的规律性，相反，世界的规律性是来自知识本身的逻辑性。 （三） “哲人王”的训练 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国家也同正义的个人一样具有四种特质，即智慧、意志、节制及正义，国家的领导阶层，扮演“智慧”的角色，决定并主宰卫士阶层及农工商阶层
13、要适当发挥“意志”和“节制”的功能从而使7国家“整体”达到和谐，实现“正义” 。 “正义的性质”与“如何实现正义的途径”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柏拉图的国家蓝图中，他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的政体，统治者有智慧、卫士有勇气、群众应当节制，使国家及城邦社会达到至善的状态。带领国家走向至善，其中“执政者”是柏拉图最为看重的，柏拉图认为能掌握纯知识（即理念世界的真理）的哲学家才是执政者的人选。为了呈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柏拉图以大量篇幅举出太阳与善之喻、洞穴寓言、线段比喻、诗人模仿论来论证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差距。唯有认识理念知识的哲学家，才能借助哲学辩证法领悟真知，而免于陷入虚幻不实的感官世界
14、的 “意见”洪流当中。所以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提出其“教育”的理念，并提供了一个人从儿童至成人阶段的教育模式，来作为使国家三阶层发挥应当的“特质” ，各安其份， 各司其职的重要的训练，并从中挑选出作为统治者的人才。 柏拉图的“教育”理想是针对“培养统治者”而设计的， “教育”的目的，则是产生“哲人王” 。在理想国的三个阶层（群众、卫士、统治者）中，统治者拥有政治权力，卫士则是辅助者，此二者的能力与素养深受柏拉图重视，除了基本的体能、智力要达到应当的标准外，其性情、道德素养、知识力、判断力等也必须符合作为一名统治者或卫士的“特质” 。为达到目的，柏拉图提出各项的理想方案，有社会制度面的、有宗教面的
15、、有经济面、教育面等。依据柏拉图所提倡的教育原理，教育是启蒙和引导人灵魂中原有的“潜能教育” ，对于统治阶层及辅助阶层的培养及训练，分别施以普通教育及高等教育。通过层层训练、筛选、及考验最8后成为所谓“哲学家国王”的人选者是少之又少。 （四）共产、共妻之主张 柏拉图认为人性中的自私必然有害于国家公共利益的追求，倘若统治阶层与辅助阶层在生活上有私人的财富观、家庭观，这些价值观必然会影响他们对国家社会的付出。柏拉图认为统治阶层的人必须要去除私人财富与家庭的观念，才可以去私为公。所以柏拉图提出了共产、共妻制度的主张。 柏拉图为了严防人性的自私心与公共道义的冲突，他认为统治者只有在无私产的情况之下才能
16、做到一心为公，品格也能恒久保持。柏拉图在讨论到各种不正义国家的例子时，强调“财富”是致使国家充满富人或穷人而致国家危机的原因。寡头政体的形成，是由于爱好财富的城邦公民恶性竞争财富累积的结果。城邦越是看重钱财与富人，便越会邀请富人担任执政者，并且用“公共权力”损害或侵犯其他人的公民资格。所以，寡头政体中一定会存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和对立。柏拉图主张共产制度的用意，还是为了将三个阶层的人安排“固定的定位”的工作，使三阶层人永恒地“各守其份、各司其职” 。因此柏拉图的共产制度，也是“哲人王”思想中“分工原则”是必要的论点提供理论支持。四、对柏拉图哲王思想的一般评析 （一）纯哲学知识与实体世界的
17、问题 柏拉图否定实体世界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何谓知识”始终未有详细的定义，但他透过许多的辩证和讨论，理清了公民对于“知识”的谬9误理解，也建构了著名的“知识论” 。依照柏拉图所描述的真知、真理，“知识”应是具有确实、可靠、不容矛盾，并且是永恒不变的性质。若不具有以上的特质，就称不上真正的知识。所以， “知识”的对象必定不是我们感官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柏拉图已将一切“感知” 、 “感官” 、排除在知识之外，并将其视为“意见” 。 （二） “哲人王思想”是哲学上的“冥想” 柏拉图依据可靠的纯理性“知识”建构了一套个人对政治理想的蓝图， “哲人王”思想的层次属于依理性而建立的“形而上”的思想。由从人性
18、的假设出发，对人的分类、国家阶层的安排，连带地规划出生育计划、社会制度、教育计划来“补充”和“维持”这套思想的可落实性与完美性。柏拉图基于“重建社会”的正义感，为了扫除社会上一切的罪恶，他以纯唯心的哲学知识，辩证出一套在思想上堪称完美的制度，但是，实际政治与城邦生活大多涉及实体世界与人类现实生活问题，柏拉图对哲学概念与实体世界之间如何联系，未做交代，所以被指为乌托邦思想。柏拉图在哲学上或纯知识上，或许有其价值与贡献，但对人类实际的政治、社会、或伦理生活，都是无法落实的，因此也就欠缺实践意义。但他要解决的，却是政治与哲学知识的相关问题。所以有人批评他的思想，只是“冥想”而已。 （三）现实生活与完
19、美社会的落差 理想政治或理想社会，是所有思想家关注与讨论的共同课题。如果只作为追求的目标是无可厚非的；但如作为实践方向上的指导，则有待商榷，柏拉图哲人王思想便有此倾向。不像中国孔孟思想，虽然也追求10圣贤人生的理想，其境界也高到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若实行低标准要求，却很容易实现，甚至还有鼓励的作用。柏拉图在哲人王思想中，将绝对理想与人类实际可行生活没有区分开来，完全没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可行性，这是他的思想上致命的错误。 五、结论 柏拉图从探讨理想政治的内涵开始，引发出诸多论题。其中以人性道德面入手探讨社会堕落与政治退化的现象是独辟蹊径的。他为了人类最高的幸福而创建“正义国度”的目标，是柏拉图在政
20、治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柏拉图所提供的一系列的“改革计划” ，教育计划与共产思想不仅充份地将“哲人王”思想完整的论述出来，并且以“正义”与“整体”为线索贯穿整套改革计划为西方国家改革乃至和谐社会都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三联出版社.1991. 2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1990. 3高一涵.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3. 4浦薛凤.近代政治思潮.台北：商务.1967. 5陈康、汪子嵩、王太庆.陈康.论希腊哲学.台北：商务.1990.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杨绦译.斐多与柏拉图对话录之一.香港：天地图书.2009.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商务出版社.1935. 9曾春海.儒家哲学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10赵雅博.西方当代哲学.台北：正中出版社.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