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冷战后日本军政关系右倾化失衡原因及危害摘 要 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政客追求“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的步伐不断加紧，军队因在其中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而不断膨胀，严重冲击了战后日本一直奉行的“文人统制”文武关系。本文通过国内外两个方面分析日本军政关系右倾化失衡的原因及危害，得出日本军政关系正逐步背离亨廷顿的“理想模型” ，如果不加遏制，日本将像二战之前一步步的迈向战争体制。 关键词 军政关系 失衡 右倾化 正常国家 右翼势力 作者简介：李东松，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10.210
2、近几年，日本安倍内阁强力推进和落实新安保法案 ，将“军事复国”路线付诸实践。在战败投降 71 年之际，重新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 ，意味着日本彻底告别了二战后以“吉田路线”为标志的战略思路与发展路径，踏上追求“全面正常化”之路。尤其是 2016 年以来，防卫省武官要求文官大幅转让作战计划制定权限，日本国内不少学者分析认为， “武官夺权”意味着日本的“文官统领”制度已进入实质性的调整阶段。 本文依据日本国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探讨冷战结束后日本文武关系失衡的原因和影响，希冀对认识日本当前的内政外交及中日关系有所裨益。 2一、当前日本军政体制失衡及右倾化的原因分析 日本军政关系的失衡与重构是对冷战
3、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外政治生态变化的反应：战后一代掌权政治、经济衰退，被称为是“失去的十年” 、政局不稳，政治思潮泛滥引导日本政治奉行右倾保守主义路线。在此背景下，日本积极实施“军事大国化”在内的“全面正常化”战略，核心是谋求全方位“复兴” 、强化政治与战略自主性、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 （一）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为日本军事力量的抬头提供了契机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日本巨大的经济优势为其追求“政治大国”提供了多样的条件。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日本逐步加快构筑新外交战略的步伐。日本的外交战略有三大发展趋向：极力强调“国家利益” ；不断增强外交“自主性” ；注
4、重应对“周边新态势” ，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等等。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冷战的趋于终结，日本曾出现“脱离意识形态”的潮流。与之相对应，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受到日益青睐。 前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就曾在 1995 年撰稿论述：“国际结构的变化要求日本加强务实的双边关系，追随美国或者成为西方的一员已经失去了其实际内容，日本不能再以此作为外交判断，而应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依据。 ” 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日本逐渐改变了冷战期间对美国的一味追随战略，一方面积极寻求脱离美国的控制和自主外交；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俄罗斯开发东西伯利亚以及朝核问题，日本仍将加强日美同盟作为日本
5、安全战略目标之一。不可置否，无论是追随还是脱离控制，本质上3日本都是想借同盟之力，最终脱同盟而自立，其战略主体意识和独立性不断增强，而在其中，自卫队自然置于重要位置。从美国方面来看，日本作为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支点和基石， 在其中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美国为了减轻自身压力，也要求日本承担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义务” ，为日本军事力量走向台前提供了契机。 （二）对“正常国家”实质为军事大国的追求成为日本军政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日本积极谋求“正常国家”为日本军政关系的右倾化失衡提供了政治动因。为了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1983 年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
6、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不久又确定了日本“政治大国”的奋斗目标。他主张大胆的触动过去纷纭的意见，统一看法，以推动日本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 日本“正常国家论”系相对于“特殊国家论”而言，是一种谋求改变国家性质的战略思想。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日本军方力量进行重构，导致日本对外决策行为体的权力架构、角色定位、互动过程产生自日本战败以来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并由此导致军事制度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连锁反应，进而对外交战略的安全主体化倾向和安全防务政策的进攻性偏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文官官僚的地位优势不断被蚕食，而民选政治精英又希冀军队在重回“正常国家”中发挥作用，导
7、致日本出现了文官制衡的缺位现象。 （三）右翼势力的自我膨胀是日本军政关系和军事力量右倾化的主要原因 4冷战结束后，一些右翼分子依仗着日本巨大的经济容量疯狂的叫嚣日本不仅仅满足于经济大国，还要成为军事大国。右翼政治家否认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鼓吹日本武装化暴露出了右翼政治家对日本社会错误的引导和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右翼政治家清水几太郎甚至在其著作核选择日本要成为的国家中公然写到， “和平宪法下的日本只是半个国家，日本应该率先进行核武装化，日本建设一支与普通国家相称的军队，不但与福利没有矛盾，反而是一切福利的保证” 。 80 年代以来，日本政界特别是自民党内的右翼政客“目标明确
8、，活动频繁，势力膨胀，锋芒毕露” ，在军事上，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大肆渲染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建立在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上，为日本自卫队的不断“松绑”和力量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政治上，他们假借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错误引导日本社会逐渐右倾化。在行政上，右翼政治家凭借政治权力直接与自卫队长官接触，有意提高“武官”的政治地位和决策权力。 二、日本军政关系失衡以及军事倾向不断明显的危害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政治精英和决策层在右翼势力的鼓动下，发展观和安全观发生重大变化，对内进行国家整合，对外强调外交和军事结合来实现国家的安全利益，既不利于日本国内发展，也不利于周边国家的发展和地区局势
9、的稳定。 （一）对日本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军政关系的失衡是日本右翼势力膨胀和军国主义再度抬头的表象，是日本追求“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对日本自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首5先，不断扩张军事力量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和平宪法的背离和践踏，武官不断向文官夺权，造成自卫队官员在对外战略和安全防卫的决策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对军事大国的追求引导日本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最终很有可能把日本重新带入战争体制，给日本和周边国家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其次，从国民福利来看，政治家特别是右翼政治家对军事政策越重视，军事发展在整个社会中汲取的社会资源就越多。比如，在最近五年中，日本的军费开支呈现出逐
10、年上升趋势，并首次超过了 5万亿日元。随着日本在 2016 年启动财政健全化计划，防卫预算的膨胀势头势必会影响民生领域，安倍政权牺牲民众福祉来圆其“军事大国”梦的企图暴露无遗。 （二）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和平崛起产生不利影响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和日本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新闻媒体、社会舆论也趋于保守化的背景下，历史民族主义在日本政治意识潮流中得势。 日本右翼政客抓住时机，利用民族情绪为追求“正常国家”的战略找到了合法依据，右翼政府不断挑衅引起的对抗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受之影响，日本民众的主体意识也在整体偏右。根据 2014 年 11 月日本读卖新闻进行的“日美共同舆论调
11、查”结果显示，日本受访者中有 83%的人将中国列为对日本有军事威胁的国家。关于目前的中日关系，有 53%的人认为“坏” ，有 35%的人认为“非常坏” 。 进入 21 世纪，中日经济关系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双方人员、物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但中日政治安全关系陷于停滞或倒退的状态。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不论是日本还是美日同盟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地区6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并极力抹黑、丑化中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渲染“中国威胁论” 。2005 年 12 月，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公开声称：“这个邻国（中国）不仅拥有核弹，而且 12 年来其军费开支不断递增。它开始构成一个相当大的威胁。 ” 中日作为东亚两
12、个主导性大国，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如果日本军政关系右倾化不断加剧并保持现有的军事扩张性，必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不小的阻力。 （三）对亚洲和世界安全带来冲突的威胁 统帅独立权为军国主义的军政关系开辟了条件，一步步的将日本拉入战争体制。冷战结束以后，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日本不仅仅要追求“正常国家” ，还要谋求“军事大国” ，他们深深的感到：“欲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只有将经济和军事密切结合起来。 ” 所以，日本右翼政客不断为自卫队松绑，想要其在对外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日钓鱼岛之争、日韩独岛之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就显示出了日本依仗军事力量的咄咄逼人，想要“有所作为” 。日本未能正确认识
13、其历史责任，缺乏与亚洲共同的历史观，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猜忌，给充满生机的亚太经济发展蒙上阴影，阻碍了亚太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同时，为了搭上美国地区霸权的便车，日本以美日同盟为依托，积极推动在敏感海域频频举行大规模军演，挑战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局势，特别是美日为了阻击中国崛起在东亚国家间“连横合纵” ，破坏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均衡，给东亚、东南亚各国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引发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为日后亚洲国家间爆发冲突埋下了隐患。 三、结语 7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追求“正常化国家”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在右翼政客的积极推动下，日本自卫队“武官”的政治地位和决策作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严重地冲击
14、了“文人统领”原则。冷战后日本军政关系正在逐渐解体，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日本军政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正在急剧下降，原有的制度机制远远不能容纳自卫队迅速扩大的“参与能力” ，在一些右翼政客的操纵下，维持原有军政关系一些制度和机构正在被移除。在部队运用方面，此前一直掌握“自卫队基本行动”的文职部门“运用企划局”在 2015 年夏废止，今后统一由幕僚监部负责。二是日本自卫队既没有遵循国家意志行事，也逐渐远离“政党化” ，而为一小撮右翼政客紧紧地攥在手中。2006 年以来，日本内阁在近10 年时间间更迭 8 次，但无论政权怎样变换，日本自卫队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三是虽然日本施行“三权分立”的原则，
15、但自卫队主要掌握在政府中右翼官员的手中，立法权和司法权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四是自卫队受右翼势力的影响，对内妄图主导政治、扰乱是非、误导民众，对外抢夺军事行动的主导权。2016 年 3 月，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安保法正式生效。新安保法包括国际和平支援法和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两个部分，分析认为，新安保法的实施将打破二战以后形成的地区与国际格局，为日本实现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埋下了伏笔，使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新的变数。 日本在不断向二战前军政体制迈进，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对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埋下了和平隐患，不得不提起和平力量的警觉。 注释： 8日本防卫省武官向文官夺权 被指越来越像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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