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强经济学”背景下的国企走向“克强经济学”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 ，国企要根据自身功能定位主动配合结构调整 背 景 2013 年上半年，克强指数与克强经济学两大名词，双双入选中国经济的十大热词榜单。 “克强指数”这一名词于 2010 年末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率先提出，由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中长期贷款三大权重构成，用于评估中国 GDP 增长量的经济指标。 “克强经济学”是英国投行巴克莱资本在 2013 年 6 月底提出，认为它有“三大支柱” ，即退出刺激政策、金融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 目前，关于克强经济学的标准涵义，经济学界还没有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2、的新一届总理李克强的经济哲学，将会是中国未来十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基础，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企业转型等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国企杂志希望能结合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推行的各项举措，解读“克强经济学”的一些政策导向，研判其对中国经济、行业、企业带来的影响。 邀 请 嘉 宾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兼首席研究员 李 锦 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 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企业研究室主任 张政军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祝波善 “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在于结构性改革 国企：巴克莱资本将“克强经济学”解读为退出刺激政策、金融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三大支柱，而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
3、学家沈建光倾向将三大支柱定义为理顺要素价格、打破准入限制和涉足改革深水区。您认为哪一个更准确地把握了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所在？ 陈及：巴克莱的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它符合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当前客观形势发展的合理的必然要求。以往政府由于过分强调保增长，用各种强力政策手段不计后果地全面刺激经济，通过毫无节制的放松国内融资条件，以超过实际需要的大规模信贷刺激经济中的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来保持 GDP 的高速增长，这必然制造并持续积累各产业大量过剩的产能，地方债务风险也由此迅速积聚。这种 GDP的增长是没有效益的增长，只能使经济泡沫不断迅速扩大，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大大增加。 李克强总理上台后
4、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性干预，减少行政性审批，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效率和创造力。这表明， “克强经济学”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原理的、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应用经济学。现在各级政府都在简政放权，逐渐消除以往影响经济发展与制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天花板”和“玻璃门” 。今年 5 月，国务院就取消和下放了 117 项行政审批项目。向市场放权、向企业让利，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李锦：“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是结构性改革。这不仅是巴克莱所指的结构性改革，而且是全面的结构改革，沈
5、建光关于改革深水区的表述相对笼统一些。 “克强经济学”的改革。指从供给端入手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这种结构性改革涉及中国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土地和财政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但与城镇化和房地产业息息相关的土地体系，和国企改革等其他基本面改革的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政府很有可能进一步推进财税和金融方面的改革。 对于“克强经济学”三大支柱的说法，目前是概念性的语言，不应过度解读。尽管新政府对较低增速的容忍度高于上届，并且越发重视改革、环保和风险管理问题等其他目标。但是，它不太可能容忍像上世纪90 年代末那样的持续低增长。预计出台一些温和的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但两方面都不会太激进。这一方式可能带
6、来略有放缓但更持续的增长之路。 祝波善：巴克莱资本的解读更接近“克强经济学”的核心。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经济刺激、金融杠杆化，相应地经济体制改制停滞。这些问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引导，是新一届政府必须正视的抉择。从李克强执政以来推行的各项新政举措来看，逐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金融去杠杆化的有关举措或政策倾向已经显现，接下来必然会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核心体现在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国企：中国的“克强经济学”和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是目前国际上最热的两个领导人名词，有人说这代表了同一时代东亚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对决。安倍经济学出场，股市创历史新高，经
7、济连续增长，克强经济学登台，宏观经济数据表现疲软， “克强指数”下行。请问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及：“安倍经济学”的特点是货币驱动，量化宽松；“克强经济学”则是去金融杠杆，调结构紧缩信贷。前者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与执政者的退出刺激政策以及紧缩信贷刚好相反。这是因为，两国的经济背景显著不同：日本长期处于紧缩、衰退状态，而中国经济恰恰是长期的虚火过热。因此，采取的宏观经济举措自然也就截然不同。 “安倍经济学”最直观的效果体现在日元大幅贬值和股市大幅上涨。其经济增长只能通过日元的贬值来增加，只能产生短期效应。中国产业结构相对传统，全球经济不振出口市场受阻后，不能再依赖高流动性来制造高投资的增长路径。因此
8、，新一届政府开始寻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稳增长途径。如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等等。中国要想切实的转型，就需要付出无法逃避的阵痛，用短期的阵痛换来长治久安。 祝波善：“克强经济学”是在中国目前特殊的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国的经济现状是通过政府持续几年强力通过投资刺激而来的，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与不可持续性。目前出现的问题，不是“克强经济学”的相关政策带来的问题，而是国内经济本身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安倍经济学”的种种避实就虚，无力根治日本经济顽疾。 “克强经济学”是来应对与消化过去刺
9、激政策带来的隐患，并寻找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克强经济学”的出台，是立足于长远持续发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短期内的疲软属于正常情况。 李锦：欧美媒体喜欢将“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相提并论。这种对比对面对复杂国内经济局势依然选择管住经济刺激冲动的李克强来说，可能并不公平。相比安倍这种标准的带有“饮鸩止渴”色彩的政客经济学，李克强所秉承的“长痛不如短痛”的策略显然更具备勇气也更需要智慧。 李克强在 7 月 16 日的会议上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 “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在这一表述中， “合理区间”才是讨论宏观
10、经济政策的前提。只有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中的时候， “调结构”才成为政策的着力点。如果经济运行不在合理区间内，则政策目标是使经济运行回到合理区间。这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学这两个根本问题。 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向全球出口工业品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看中国实现了出口拉动下的 GDP 持续高速增长，微观看企业在追求外贸订单，而国内内需不足。 全球经济陷入危机泥淖且复苏艰难这一大背景，导致中国面对的局势有两个“行不通”：一个是靠出口来保增长的老路行不通，一个是靠SNA 体系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行不通。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就不难理
11、解为何中国高层今年会先后发出不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和 GDP 的言论。因为中国经济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在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调结构” ，也就是对外要转变依靠出口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对内要盘活存量、激活市场。 “克强经济学”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基于对全球经济局势以及自身发展态势的统合分析之上的。它清楚地表明，过去看重的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甚至经济运行滑出“上下限”的合理区间，这些情况在中国经济转型期间都将不再足以构成改变宏观政策走向的全部原因。中国经济升级版正在呈现雏形，我们可以期待一条不同于扩张性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经济道路。 从结构性改革看企业转型升级 国企：外资认为， “克强经济学”
12、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 ，然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一直失之空泛，进展缓慢。对于所谓的调结构，您觉得哪些行业会受益？哪些行业会有不利影响？ 李锦：“克强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 “克强经济学”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 。其中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今年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企业来说，核心认识是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克强经济学”的调结构和去杠杆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但短期内政策的效果很难马上显现，甚至给产能严重过剩带来很大的冲击。过去高速发展的行业，如钢铁、煤炭、有色、水泥、造船甚至包括新能源，几乎是产能过剩。
13、当然，还有金融业和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很难想象现在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少，西部荒漠上修的高速公路和高铁，能否收回投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房地产业绝对过了鼎盛时代，与房子相关的行业，如建材、水泥以及工程机械，黄金时期也过了。 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产能过剩的行业必将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那么，哪些行业会在调结构中受益？我认为是服务业，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
14、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等。只要是这些行业中的优质企业，都是极佳的投资标的，半年的时光已经证明，其实，未来的三五年也会是他们。 祝波善：从本质上看，2008 年启动“4 万亿元计划” ，让我国失去了一次绝佳的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机会。对于我国经济的调结构，不是简单地哪些行业受益、哪些会有不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几年不是一直进展缓慢，而是根本没有真正推进，因为我国经济中对于实体经济的挤压、对于民营
15、经济的挤压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积累到今天，矛盾重重、难度巨大。这个首先要解决。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其中绕不开的问题是资源要素定价机制的问题。对 2008 年之后出台的一些产业规划必须进行重新审视与修正，有些规划可能已经过了时效期，但是其中传递的一些导向需要纠正。因为这其间出台的很多产业规划是导致产能过剩、引发“国进民退”的重要因素。上述两个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分析哪些行业受益、哪些行业受不利影响。 张政军：中国经济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不可能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梯次的产品和技术都获得平衡的发展，必然是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某些梯次的产品和技术
16、率先发展起来，所以，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会在较长时间一直存在。 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的需求疲软，加上近两年房地产调控和前松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大大降低，使大宗原材料的市场需求萎缩，从而在很多的周期性行业出现了周期性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煤炭和船舶等行业。由于外需和内需在中短期内看不到有大的回升，所以这些行业周期性产能过剩很可能不是短周期的，而是中长周期性质的。 其次，政策体制原因导致的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异化的投资行为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也是产能过剩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产业不断升级过程中，也存在结构性产
17、能过剩，即在部分低端领域会留存较多技术工艺落后、能耗和污染高、商业模式落后的产能。这些产能要么是由于上述体制原因导致的，要么是技术、工艺和商业模式完全被淘汰而且失去了自我造血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在维持运营，钢铁、水泥行业存在不少这类产能，也就是在技术工艺低端的领域，进入门槛低，投资能够很快转化为产能，典型的如钢铁行业的粗钢、螺纹钢产品。 调结构的重点，应当是对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政策体制原因导致的产能过剩加以调整。这些调整，对行业内龙头企业而言是会直接受益的，对经济发展也有长远的好处。 国有企业要在调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企：有人认为，目前新一届政府的一些举措，是加大市场经济的表现，这对国有企
18、业有无影响？国有企业很多身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可能“船大难调头” ，您对此有何建议？ 张政军：新一届政府加大市场化力度，如取消上百项行政审批项目，对小微企业出台的利好消息，以及调整产业结构，既对小微企业有好处，对国有企业好处。一是精简行政审批对任何企业都是利好，凡是涉及行政审批的事项都可以更高效率地完成；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各类企业的长期有效发展；三是很多领域的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都是同一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合作关系，小微企业更有竞争力非常有利于整体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对市场化经营的国企也有大的好处。 另外，我不太同意用“船大难调头”来形容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的国企。首先需要
19、正视市场经济下周期性产能过剩是正常现象，对政府和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评估周期的长短和对企业影响的程度，并拿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其次调整过剩产能采用退出政策，应主要针对结构性产能过剩；再次从长期应重视消除导致政策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政策体制原因。 祝波善：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对于国有企业影响并不大。实际上，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与“船大船小”无关，而是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定位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不真正搞清楚，就不会真正聚集其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压力。 眼下的现实是，央企中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企业内部也存在大
20、而全、小而散的现象。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央企大干快上拼规模，应该说央企“做大做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间，这时候提出做减法是有必要的。 国有企业最需要的是改革。改革的核心是：第一，对于国有企业实现分类监管；第二，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不仅要能够做加法，而且要学会做减法，对于一些低效资产必须要能够退出；第三，立足于产业升级的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新一轮的重组，这个绝对不同于过去为了监管数量的重组。 陈及：最近在看一些行业财务报表时，我发现与民企和外企相比国企的效率相对较低。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央企巨亏，这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是因为国企体制不能充分适应市场变化的客观要求导致的。如果将外部环境和行业特点当作亏损的主要理由，企业无疑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财政补贴企业来降低负债率。但民企和外企也同样身处这个大环境之中。动辄要求行政干预，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占据最优资源的国企，要反省企业在投资决策上的失误，管理水平较低与盲目扩张追求速度，而不是找各种理由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