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濮战役之政治影响【 原著节选 】 中国历代战争史 作者：台湾三军大学 城濮之战，为春秋之世中原民族抵御荆楚北侵势力最为重大之一战，亦即中原民族存亡所关之一战也。简言之，中原新兴势力，驱逐了自齐桓殂谢与宋襄败亡以来弥漫于中原之荆楚北侵势力，并压迫之使退归于荆楚之原有地区，不再侵害中原，造成中原一时安定之局势。设若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失败，则中原自黄河以南，原已降服于楚者无论矣；楚之势力且可越过黄河以北而统治全部中国。苟如是，则楚成王观政中国之雄心，得偿所欲，更不必待至楚庄王时始问九鼎之轻重也。近世史家有谓城濮之战，设若晋军失败，则荆楚民族将统一中国，而中国历史将全部改观，亦可见此役关系中原民族存
2、亡之重要性。中原民族自城濮战胜后，不但恢复了自齐桓公领导以来内部之团结，而且恢复了自觉自信与组织之能力，因而产生持续抵抗外族之力量。故嗣后数百年间，楚国虽仍有侵扰，但终无法侵吞中原；至最后亦接受中原文化，逐渐同化于中原民族之中；到了战国后期，已完全成为中原民族之一部分，与中原诸侯同其休戚，无复再有畛畦之分矣。故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在早期历史中，抵抗外族侵陵最成功之一役，宜其为近代史家所称道不置也。 齐桓公与晋文公，均为春秋时代霸政之最早创导者，两者对于历史2之影响已如前章与本章所述。兹就两者作一比较：齐桓公以二十余年之经营，始能北逐戎狄，南抑荆楚；晋文公只有四年时间，即能击败楚军于城濮。良以
3、在齐桓公时代，中原民族尚系一盘散沙，故必须经长期之努力，始能臻于团结。至晋文公时代，已有齐桓公在先为之创导，中原人民亦已醒觉，故其情势与前迥异。但在齐桓公时代，中原诸侯均立于中原集团之中，其力量远较晋文公时代为雄厚。至晋文公时代，中原诸侯已大部臣服于楚，故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兴灭存亡之最后决战，其成就之艰难，实较之齐桓时代尤为倍蓰也。 晋国内政 晋文公建国治军之迅速，实为政治史上之一大奇迹。晋文复国不及一年，即能独力勤王，讨杀王子带，安定周襄王。迄于城濮之战，不过四年之时间，竟能养成如彼强大之实力，一战胜楚，一跃而为中原之霸主。不仅出乎当时诸侯意想之外，即知人甚明之楚成王，亦非其始料所及。吾
4、人试就春秋时代之各明君贤相建国治军之成就作一比较，列之如次： 齐桓公用管仲 治齐三十年 国富兵强，九合诸侯。 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 治秦二十年 国富兵强，三定晋君。 楚成王用令尹子文 治楚三十年 楚国强盛，其力足以侵凌中原。 晋文公用狐偃、赵衰 治晋四年 击败楚军，称霸诸侯。 观于上列之比较，可见晋文公之治绩，较之齐桓公秦穆公楚成王尤多迈越。晋文虽有其父献公十余年之开拓为其基础，但晋国系山地之国，耕地有限，饥馑时至；且自骊姬之乱后，历十五年之内政紊乱与国外丧3师。晋文公仅仅于此短暂之时间内能迅速致晋国于富强之域，良由其着力于修明政治，广用贤才，整饬纪纲，弘施教育，培育经济，恤困救贫，崇尚俭朴，
5、敦厚习俗之所致。而其选贤任能施政迅捷，率先躬行守法不渝，尤为迅速成功之道。 晋国之政略战略与战术 晋文城濮战之战略，是诱致楚军劳师北上，而自己以逸待之。但此种战略，却用攻曹卫之政略以达成之。盖曹卫为楚之与国，楚若放弃曹卫，则其过去在中原之威望顿失，而其入侵中原之雄图亦将幻灭。此种政略战略之相互运用，诚属高人一等，此即以后孙子著书，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之理也。 中原人民慑于荆蛮之威，为时已久。惟人民内心上华夷文野之见，自未全泯。故当卫侯请盟被拒而求救于楚时，人民即起而驱逐其君。由此可知晋文先伐曹卫之举，其在振兴中原人民心理上之效果至为巨大。同样在伐卫之后，即时聘齐修好，求得多助。破曹以后，为旌
6、善人僖负羁，杀违命者从亡多年之颠颉及黜魏以徇于军，此种领导中原之恢弘气度，与严明之治军纪律，其赢得中原人民心理之爱戴，当可不言而喻。 至楚使宛春来告，请晋复曹卫与楚释宋围为和平条件，本为子玉良好之谋略，晋文乃私许复曹卫而使告绝于楚，彼乃运用中原人民内向心理，在心理上削弱敌人，其谋略自更为巧妙。至于执宛春以激怒子玉，似尚属余事。 楚军既北入曹境追逐晋军，晋军之战略尚欲诱其北进，晋文乃以楚惠不可忘，与诺言之必须践，用退避之方式出之。一面借示信义于诸侯，4一面以柔弱退避之形态，使楚军益为骄肆。观于子玉布阵时之言曰， “今日必无晋矣” ，即其退避之行动，真有莫大之效用。 城濮战场，在今山东省曹县与定陶
7、之间，其地为黄河冲积之黄土层。周正四月即为夏正二月，系属冬末春初季节，此季节中东北风猛烈，尘土易于飞扬。晋文乃运用此种季节与地质特性，伐木曳于车后，使尘土益为飞扬，乘北风南吹之猛烈，使楚军视线不清。此外胥臣之蒙马以虎皮，以奇袭陈蔡军；狐毛之上军建二大将旆，伪作后退以引诱敌人之深入，而以中军作侧面之夹击，都是战术上尽奇诡变化之能事。在二千五百余年后之今日观之，其战术之高妙，犹跃然纸上，洵足为后人研究军学之宝鉴也。 楚成王之政略与战略 楚成王承武王文王三十余年开拓之基业，其自己秉政亦已达四十年，又得令尹子文之贤能辅佐，楚国已臻于富强。其时中原诸侯互相攻杀，政治混乱，引起其观政中国之雄心，乃无可厚非
8、之事。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之师，进兵楚地，耀武境上，责楚国之不贡包茅之罪。楚成王使屈完与齐盟于召陵，蓄猛虎在山之势，而不肆逞其武力，似颇具有老成持重之高见。 当齐桓之霸业衰歇宋襄之狂妄取亡以后，自为楚国进入中原之良机。楚成王一面与郑卫联姻，并结好鲁曹以控制齐晋；一面派兵争夺荆紫关地区之商密以阻秦国之东出，均为至当之举。惟对于怀柔宋国一事，似乎缺乏妥慎周详之处理。昔武王克商，亟封纣子武庚与微子启以续殷祀，故能老怀少安，近悦远来。宋为微子之后，本与姬周无宗亲之关联。设5如楚成王能尊其习俗，崇其祀典，当可相安久远，不致叛变通晋，导致城濮之战。楚成王不此之图，可知其在政治
9、上无高远之见解与悦近怀远之策略。宋既叛楚，楚成王不谋在政治上求挽救，而急急诉之武力。对宋既已用兵，则以楚国之强，应可迅速破宋而重定旧盟；乃顿兵老师，使晋国有从容出兵之机会。于此可见楚成王殊无政治之长才，又乏军事之远略，其遭遇挫败，亦属无可逃避。 楚成王信任令尹子文至二十余年之久，与厚遇晋文流亡时认为有国君之器，似亦颇有知人之明。但对城濮之战，使用刚忿躁急之子玉，昧于选将，卒至偾事。楚成王既决定释宋围撤谷戍以归于申邑，又放任子玉任其自由行动，足见楚成王之内心，颇有徨矛盾无所主宰之象，其致败殆为必然之事。 楚将子玉刚忿躁急，浅薄恣肆，颠倒于晋人谋略之中而不自觉，犹傲然曰“今日必无晋矣” ，是真偏隘
10、之器也。吾人检讨子玉在城濮战挫败之由，约有数端。第一，他犯了忿怒兴兵之误。他因曹卫携贰与宛春被执，遂怒不可遏，背弃楚王“无从晋师”之命追随晋军。以后孙子著书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似即由此战研究而得。明乎此，吾人当可知将帅心理平衡与头脑冷静之重要性。第二，他犯了骄盈轻敌之义。晋军之后退三舍，与晋文言词之谦恭，正所以使敌骄满而发生轻敌之事。而子玉却认为晋军怯弱而益自骄矜。 易经?师卦说：“负乘致寇，弟子舆户。 ”盖以小人而居高位，器小易盈，骄肆轻敌，自6必致败。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 年后迁往台湾，1952 年改名“国防大学” ，1959 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 ，1969 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2000 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