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濮战役之政治影响【 原著节选 】 中国历代战争史 作者:台湾三军大学 城濮之战,为春秋之世中原民族抵御荆楚北侵势力最为重大之一战,亦即中原民族存亡所关之一战也。简言之,中原新兴势力,驱逐了自齐桓殂谢与宋襄败亡以来弥漫于中原之荆楚北侵势力,并压迫之使退归于荆楚之原有地区,不再侵害中原,造成中原一时安定之局势。设若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失败,则中原自黄河以南,原已降服于楚者无论矣;楚之势力且可越过黄河以北而统治全部中国。苟如是,则楚成王观政中国之雄心,得偿所欲,更不必待至楚庄王时始问九鼎之轻重也。近世史家有谓城濮之战,设若晋军失败,则荆楚民族将统一中国,而中国历史将全部改观,亦可见此役关系中原民族存
2、亡之重要性。中原民族自城濮战胜后,不但恢复了自齐桓公领导以来内部之团结,而且恢复了自觉自信与组织之能力,因而产生持续抵抗外族之力量。故嗣后数百年间,楚国虽仍有侵扰,但终无法侵吞中原;至最后亦接受中原文化,逐渐同化于中原民族之中;到了战国后期,已完全成为中原民族之一部分,与中原诸侯同其休戚,无复再有畛畦之分矣。故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在早期历史中,抵抗外族侵陵最成功之一役,宜其为近代史家所称道不置也。 齐桓公与晋文公,均为春秋时代霸政之最早创导者,两者对于历史2之影响已如前章与本章所述。兹就两者作一比较:齐桓公以二十余年之经营,始能北逐戎狄,南抑荆楚;晋文公只有四年时间,即能击败楚军于城濮。良以
3、在齐桓公时代,中原民族尚系一盘散沙,故必须经长期之努力,始能臻于团结。至晋文公时代,已有齐桓公在先为之创导,中原人民亦已醒觉,故其情势与前迥异。但在齐桓公时代,中原诸侯均立于中原集团之中,其力量远较晋文公时代为雄厚。至晋文公时代,中原诸侯已大部臣服于楚,故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兴灭存亡之最后决战,其成就之艰难,实较之齐桓时代尤为倍蓰也。 晋国内政 晋文公建国治军之迅速,实为政治史上之一大奇迹。晋文复国不及一年,即能独力勤王,讨杀王子带,安定周襄王。迄于城濮之战,不过四年之时间,竟能养成如彼强大之实力,一战胜楚,一跃而为中原之霸主。不仅出乎当时诸侯意想之外,即知人甚明之楚成王,亦非其始料所及。吾
4、人试就春秋时代之各明君贤相建国治军之成就作一比较,列之如次: 齐桓公用管仲 治齐三十年 国富兵强,九合诸侯。 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 治秦二十年 国富兵强,三定晋君。 楚成王用令尹子文 治楚三十年 楚国强盛,其力足以侵凌中原。 晋文公用狐偃、赵衰 治晋四年 击败楚军,称霸诸侯。 观于上列之比较,可见晋文公之治绩,较之齐桓公秦穆公楚成王尤多迈越。晋文虽有其父献公十余年之开拓为其基础,但晋国系山地之国,耕地有限,饥馑时至;且自骊姬之乱后,历十五年之内政紊乱与国外丧3师。晋文公仅仅于此短暂之时间内能迅速致晋国于富强之域,良由其着力于修明政治,广用贤才,整饬纪纲,弘施教育,培育经济,恤困救贫,崇尚俭朴,
5、敦厚习俗之所致。而其选贤任能施政迅捷,率先躬行守法不渝,尤为迅速成功之道。 晋国之政略战略与战术 晋文城濮战之战略,是诱致楚军劳师北上,而自己以逸待之。但此种战略,却用攻曹卫之政略以达成之。盖曹卫为楚之与国,楚若放弃曹卫,则其过去在中原之威望顿失,而其入侵中原之雄图亦将幻灭。此种政略战略之相互运用,诚属高人一等,此即以后孙子著书,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之理也。 中原人民慑于荆蛮之威,为时已久。惟人民内心上华夷文野之见,自未全泯。故当卫侯请盟被拒而求救于楚时,人民即起而驱逐其君。由此可知晋文先伐曹卫之举,其在振兴中原人民心理上之效果至为巨大。同样在伐卫之后,即时聘齐修好,求得多助。破曹以后,为旌
6、善人僖负羁,杀违命者从亡多年之颠颉及黜魏以徇于军,此种领导中原之恢弘气度,与严明之治军纪律,其赢得中原人民心理之爱戴,当可不言而喻。 至楚使宛春来告,请晋复曹卫与楚释宋围为和平条件,本为子玉良好之谋略,晋文乃私许复曹卫而使告绝于楚,彼乃运用中原人民内向心理,在心理上削弱敌人,其谋略自更为巧妙。至于执宛春以激怒子玉,似尚属余事。 楚军既北入曹境追逐晋军,晋军之战略尚欲诱其北进,晋文乃以楚惠不可忘,与诺言之必须践,用退避之方式出之。一面借示信义于诸侯,4一面以柔弱退避之形态,使楚军益为骄肆。观于子玉布阵时之言曰, “今日必无晋矣” ,即其退避之行动,真有莫大之效用。 城濮战场,在今山东省曹县与定陶
7、之间,其地为黄河冲积之黄土层。周正四月即为夏正二月,系属冬末春初季节,此季节中东北风猛烈,尘土易于飞扬。晋文乃运用此种季节与地质特性,伐木曳于车后,使尘土益为飞扬,乘北风南吹之猛烈,使楚军视线不清。此外胥臣之蒙马以虎皮,以奇袭陈蔡军;狐毛之上军建二大将旆,伪作后退以引诱敌人之深入,而以中军作侧面之夹击,都是战术上尽奇诡变化之能事。在二千五百余年后之今日观之,其战术之高妙,犹跃然纸上,洵足为后人研究军学之宝鉴也。 楚成王之政略与战略 楚成王承武王文王三十余年开拓之基业,其自己秉政亦已达四十年,又得令尹子文之贤能辅佐,楚国已臻于富强。其时中原诸侯互相攻杀,政治混乱,引起其观政中国之雄心,乃无可厚非
8、之事。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之师,进兵楚地,耀武境上,责楚国之不贡包茅之罪。楚成王使屈完与齐盟于召陵,蓄猛虎在山之势,而不肆逞其武力,似颇具有老成持重之高见。 当齐桓之霸业衰歇宋襄之狂妄取亡以后,自为楚国进入中原之良机。楚成王一面与郑卫联姻,并结好鲁曹以控制齐晋;一面派兵争夺荆紫关地区之商密以阻秦国之东出,均为至当之举。惟对于怀柔宋国一事,似乎缺乏妥慎周详之处理。昔武王克商,亟封纣子武庚与微子启以续殷祀,故能老怀少安,近悦远来。宋为微子之后,本与姬周无宗亲之关联。设5如楚成王能尊其习俗,崇其祀典,当可相安久远,不致叛变通晋,导致城濮之战。楚成王不此之图,可知其在政治
9、上无高远之见解与悦近怀远之策略。宋既叛楚,楚成王不谋在政治上求挽救,而急急诉之武力。对宋既已用兵,则以楚国之强,应可迅速破宋而重定旧盟;乃顿兵老师,使晋国有从容出兵之机会。于此可见楚成王殊无政治之长才,又乏军事之远略,其遭遇挫败,亦属无可逃避。 楚成王信任令尹子文至二十余年之久,与厚遇晋文流亡时认为有国君之器,似亦颇有知人之明。但对城濮之战,使用刚忿躁急之子玉,昧于选将,卒至偾事。楚成王既决定释宋围撤谷戍以归于申邑,又放任子玉任其自由行动,足见楚成王之内心,颇有徨矛盾无所主宰之象,其致败殆为必然之事。 楚将子玉刚忿躁急,浅薄恣肆,颠倒于晋人谋略之中而不自觉,犹傲然曰“今日必无晋矣” ,是真偏隘
10、之器也。吾人检讨子玉在城濮战挫败之由,约有数端。第一,他犯了忿怒兴兵之误。他因曹卫携贰与宛春被执,遂怒不可遏,背弃楚王“无从晋师”之命追随晋军。以后孙子著书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似即由此战研究而得。明乎此,吾人当可知将帅心理平衡与头脑冷静之重要性。第二,他犯了骄盈轻敌之义。晋军之后退三舍,与晋文言词之谦恭,正所以使敌骄满而发生轻敌之事。而子玉却认为晋军怯弱而益自骄矜。 易经?师卦说:“负乘致寇,弟子舆户。 ”盖以小人而居高位,器小易盈,骄肆轻敌,自6必致败。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 年后迁往台湾,1952 年改名“国防大学” ,1959 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 ,1969 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2000 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