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探微论文摘要：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考。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根据日本的社会特征和媒介生态提出的“三极模式”理论，是日本社会舆论的重要参照系。以“三极模式”为框架，以日本主流媒体热点报道为线索，剖析日本的信息传播格局及其对日本社会舆论的影响，对于思考对日传播的施力点和关键点不无裨益。 论文关键词：日本；“三极模式”理论；传播格局；涉华报道 1993 年，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长期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日本著名学者伊藤阳一，根据日本媒介生态环境和新闻传播的特点，在日本与美国的大众传播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舆论的“三极模式”(TripolarMode1)理
2、论。他认为， “政府、传媒和民众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舆论就是以此三者为主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 ”。伊藤指出，正是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公众三极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日本的社会舆论。 一、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的考察 1，日本政府重要的信息来源 在日本除了放送协会(NHK)是特殊法人的公共机构以外，其他的新闻媒介几乎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民间企业，报纸也不例外(为数不多的政党和社团报纸不在此列)。新闻单位的人事权之争主要集中在NHK 这一准官方新闻机构中。由于日美安保前后就已经解决了编辑权在经营方的问题，所以新闻单位的人事权一直被执政的自民党所重视，加之历届 NHK
3、的会长基本上都是自民党权力中枢的心腹人物，社团法人日本民间放送联盟及下属的各民间商业电视台均由邮政省官吏“下凡”来实现政治权力方面对媒体人事权的控制。同时，政府通过记者俱乐部定期向媒体发布通稿新闻(指政府向各俱乐部媒体成员提供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已写好的、可及时刊发的新闻稿)，使得日本记者的批评水平和专业水准日益降低，逐渐沦落为“信息的搬运工” 。据统计，日本国内政治新闻的70 至 80 均来自于记者俱乐部，这一独具特色的“怪胎”是日本新闻界和政府高度默契的产物。故而，刊载大量通稿新闻的日本报纸又常被讥讽为“鹦鹉媒体” 。 除了严格掌控媒体人事权，以及利用记者俱乐部对信息进行把关之外，政府限制言论
4、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法律。日本宪法第 21 条规定，宪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媒体可以随意发表见解，在众多自律事件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形式权力的介入。2000 年6 月 21 日，日本报业协会制定了新的新闻伦理纲领 ，规定报纸在有责任的态度下严格履行报道和言论职责，而其他媒体也在战后纷纷制定了相应的自律制度。这种由业主自发进行的自律约束成为日本新闻界言论控制的显著特色之一。如果有记者写了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便会被开除；如果有媒体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行规，就会被排除在整个制度之外。新闻自律制度的存在使记者们越来越接近权力，这种自律的模式也因此被称为“权力规制的模拟存在” 。 2
5、日本媒体政府意志的忠实传播者 近年来，随着日本新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的不断高涨，日本主流媒体在“国益至上”理念的感召下，保守化趋势也日益明显。主要体现在：其一，从媒体作为来看，日本主流媒体不仅是事件的报道者和评论者，更是政治事务的深度参与者。在日本，媒体本身是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角色决定了在报道中日关系时，尤其当两国关系趋于紧张时日本新闻媒体只是随着本国政治的主流而动，不仅无法做到客观公正，而且在很多时候还会主动充当急先锋。 自 1994 年开始， 读卖新闻已经就修改宪法问题三次发表了自己的修改草案。不仅如此面对“读卖新闻亲自民党”的社会评价和质疑，该报社
6、长渡边恒雄却认为：“不是读卖新闻亲自民党，而是自民党由它领导。 ”无论是福泽谕吉(时事新报的创办者)与明治政府、福地源一郎(东京日日新闻的创办者)与伊藤博文，还是渡边恒雄(读卖新闻的总裁兼主笔)与中曾根康弘，都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媒体与政治、媒体巨头与政治势力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一特征在其他西方国家内部并不多见。其二，从传媒格局分布来看右倾媒体强盛，和平媒体势微。除了 产经新闻 、 诸君 、 Sapio)等色彩鲜明的保守刊物外，日本主流媒体前些年对华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倒退，最为典型的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 ，尤其在修改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等问题上，已经成为“攻城拔寨”的排头兵。而被认为是“自由
7、派” 、主张“客观”看待中国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刊物，仅剩下朝日新闻 、世界月刊等寥寥可数的几家。即使这些刊物，在力求“客观评论”时也常用“人权” 、 “民族问题”和“扩军”等来批评中国。其三，从报道倾向来看，日本主流媒体越来越与政府的口径趋于一致。日本政坛进入“总体保守化”时代后，其传媒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与评论上，与当局的外交战略紧密挂钩。在许多重大且敏感的问题上，大众传媒常常紧跟“国家利益”路线走。前首相宫泽喜一也认可媒体“制造一律”的行为：“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们盲从政府的是日本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们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 3日本民众高度的“媒体
8、综合症” 作为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日本国民，所处的时空环境和在文化背景、心理构造等方面都极为类同。受众个体虽然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就“大和民族”为单元的受众整体而言， “个人差异”张扬伸展的空间却极为有限，其心理认知、情绪感受以及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等，都呈现出惊人相似的模式化倾向。即使置身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资讯传播环境，日本民众也因缺乏理性批判的精神，极易受到大众媒介的支配和控制。 一方面，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媒体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几乎达到了超常的高度，在摄取资讯上所表现出的“如饥似渴”的热忱，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国民须臾离不开资讯，甚至可以不吃不喝不动弹
9、，却不可一日不知天下事。 另一方面，受众对传媒评价极高。在资讯发达、崇尚“自由意见市场”的欧美，社会对大众媒介的评价一向毁誉参半，很难想象受众会给予大众媒介以喝彩的掌声。惟有日本，即时国民对政府怨声载道，对政党和政治家缺少信任，对自身的经济处境多有不满，但对大众传媒却一直给予很高的正面评价。加之，作为大和民族的日本国民，其行为模式本来就有“从众” 、 “随大流”的习性， “循规蹈矩” 、 “墨守成规”这些在中国属于负面意义的概念，在日本的词典中却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表述。在他们眼中，这些由“大众”媒介所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毋庸置疑是社会成员意志最大公约数的集合，惟有遵从才不致遭受他人的非难和质
10、疑。否则，很容易遭受他人“耻笑” ，成为众叛亲离的“异类” 。甚至当媒介为人们建构的社会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明显与自身的感觉相异或与个人利益直接发生冲突时，他们也多是“顺从”地调整或改变自己， “忠实”地接受媒介定义的“最佳”行为方式。 可见，暂且不论大众传媒是否直接支配着日本受众的观点立场、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较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活动，至少它强有力地左右着日本民众的喜怒哀乐。媒体取代教科#大量制造“金太郎糖”(一种传统的日本糖果，无论从什么角度切成片块，都是同样的图案)，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的重要功能。 二、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引发的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
11、出，伊藤教授所指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其特点已发生了变化：第一，虽然战后民主改革使日本媒体不再直接受政府控制，且具有一定的监督功能，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化信息管控，最终日本的政治主导权和主要话语权仍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第二，媒体“独善主义”当道与重权轻民思想加重，导致媒体自觉放松了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职能，甘当政权的“宠物狗” ；第三，日本政治传播过程为单向而非双向，普通民众鲜有机会为公共行动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中，大众传媒作为一个相对中立的舆论载体，对民众而言，它既能反映国民的思想情绪和意愿主张。也能使国民得到所需的信息；对政府而言
12、。它既可以作为呈现国民意向的反馈媒介，又可以被用来控制和诱导社会舆论的发散方向。可见日本自上而下的“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其中间环节就是承接政府和民众两极信息沟通重任的大众传媒，这也为本文从新闻传播学人手，探究中日关系的发展找到了现实依据。 (一)构筑中日友好发展的理性公众舆论空间对日传播属于国际新闻传播范畴，其目的在于通过新闻报道尽可能多地让日本民众了解两国之间交往关系的实质、真相与发展进程。针对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的变化与特点我方媒体应以我为主积极作为，力争使日本民众对中国形象形成正确的认知与评判。 1搭建增信释疑的双语沟通桥梁。有调查表明，913的日本市民和 847 的知识阶层
13、通过媒体了解中日关系。显然，媒体已经成为连接中日关系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然而，目前两国问的新闻发布方式或者是中国媒体用汉语报道日本，或者是日本媒体用日语报道中国。单语单向传播不仅在认识问题和报道角度等方面难以满足双方受众的要求。而且由于主观和技术手段等因素难免会出现误传、漏传和缓传等状况。因此，新时期搭建媒体双语双向沟通桥梁，有利于及时纠偏纠错以正视听，减少不必要争端的发生几率；有利于媒体间的合作与发展，增强双方传媒技术的交流；有利于实现民众话语权的回归，摆脱大众传媒主要是日本主流传媒既定的思想“窠臼” 。 2建立高素质、强阵容的双边舆情研究机构。广泛的舆情研究不仅有利于政府准确把握舆情动向
14、，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同时也给民众借媒体之口向上传声提供了平台，最终促进两国关系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很多日本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都很看重“民意” ，并把民意调查视为“全民公决的替代” 。譬如，安倍与福田首相上任后的访华之旅，就与日本舆情研究饥构的功劳密不可分。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加大了对社会舆情的研究力度，通过问卷调查、市民访谈等方式广泛征求民意、体察民情，从中寻找中日关系的症结，积极调整对日政策。在对本国舆情烂熟于胸的前提下，双方媒体还应加强对对方国家和国际社会舆情的广泛了解与掌握，及时消除中日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障碍，积极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3构建媒体联动、媒体互动的交叉式信息流动平台。媒
15、体联动，主要是针对我国内部媒体而言。通过报纸、电视等四大媒体，常态下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积极创造中日和平友好的舆论环境；非常态(突发事件或危机情境)下集中报道释放善意，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信息传播带来的误解，降低摩擦的发生几率。媒体互动，不仅指国内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强强联合，同时也包括中日双方跨国媒体间的资源共享、技术合作、内容策划等工作。譬如，2005 年日本 NHK 在中央电视台协助下拍摄和播放的新版丝绸之路 、2006200“7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成功举办的“中日大学生网络对话”和“中日四季网络对话”等活动，都有效地推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通过媒体联动释放
16、强音，通过媒体互动加强技术合作，进而推进信息在媒体与对方民众问的交叉式传播，可以实现从媒体的“解疑释惑”到彼此国民和政府间的“互信”与交流。然而，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中日双方媒体很难在对方国家“落地” ，而网络的跨地域传播则可以有效填补这一技术缺憾。 2007 年 4 月，日本在官方网站新增添了“日本的新潮流”这一中文版块，其目的就在于促进中国年轻一代对日本社会的认知，排除政治误解。我方在做好常规媒体全面报道的同时，也应积极开发网络“富矿” ，利用网络媒体的广泛性、交互性和及时性扩大网站影响，利用网络论坛BBS 的无阻碍性、交流顺畅性促进人际交往，并善于将网络议题与常规议题相互转换、相互结合。
17、尤其要时刻保持对网络平台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清醒认识，要避免在报道中出现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更要注重对 BBS中不良舆论的积极引导，力避网络“口水战”的发生。 (二)采用“外外有别”的对日传播方式 从对日本民众在性格、心理、信息接受渠道等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两国民众问的差异，加之日本个体受教育程度、媒体接触频繁度也千差万别因而对日传播既不能照搬对内的一套，也不能对日本民众开一样的“大锅饭” ，而要根据受众的不同特性，既做到“内外有别” ，也要做到“外外有别” 。 区分受者，实行分众传播。首先，要将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和极少数宣扬“中国威胁论”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右翼分子区分开来。其次，要注意加
18、强与友好团体，尤其是日本青少年和商人群体的交流与对话。分众传播的重点对象是日本的专家学者。第，他们是日本民众中的“舆论领袖”具备正确解读和传播我国政策的能力。专家学者交际广泛且拥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融和个人体会在富有人情味的交谈中传播相关信息，并将其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解读给受众，从而有利于日本民众对我国政策的正确解读。第二，专家学者可以说服民众、引导舆论。专家学者本身就是日本民众的一份子，面对面的双向交流能迅速了解信息接受者的态度，可以随时调整信息内容的重点和表达方式解开对方疑惑，满足对方需求。更重要的是， “舆论领袖”不但能影响周围人的思想观念，而且能在行动上示范带头。第三，专家学者可以
19、与大众媒体进行良性互动。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和媒介条件的限制日本民众鲜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无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积极有效的信息反馈，而专家学者本身既是政府的“智囊团” ，同时也强有力地影响着媒体的观点与主张。因此，专家学者可以成为改变日本信息流动方式、给媒体进行切实有效信息反馈的最佳人选，这也为我方依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对日传播策略提供了契机。 2理性陈述，实行客观传播。近年来，日本新闻媒体无视中国国情，以批判的态度报道所谓“人权” 、 “民主滞后”等问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 、 “中国崩溃论” 、 “历史翻案论”等破坏中日友好的言论。而我国的涉日报道，同样也存在着部分媒体报道视角陈旧、
20、报道题材老套、对日本动向过于敏感等问题。媒体问的不理解与不理性、报道中的臆测与断想，在中日关系危机期间常常表现为非理性地炒作与渲染，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授高井洁司在谈到中日媒体问的相互报道时说：“即使怀有警戒心，但若能根据事实展开讨论，那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如果不按事实，或夸大事实，或简单行事，就会起到煽动对立感情的作用。同理，一句客观的陈述、一个真实的画面往往就足以说明问题。2007 年 1 月底中央电视台推出岩松看日本 ，这档节目一经开播就赢得了中日两国受众的共同赞誉。NHK 新闻对此有长达 7 分钟的报道评价， “中国媒体在很客观地看日本” 。由此可见，只有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对方，以客观的态度报道彼此，才能使两国媒体问的互动变得更加容易。“舆论的操纵要以舆论来反击，用舆论来说明。 ”处在报道第一线的中日传媒人士，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修养，提高对中日关系全局的研判和思考能力，努力使媒体的报道适时、评论公正。在此基础上，选择日本社会和舆论都易于接受的方式不断寻求和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从而构建起中日友好发展的理性舆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