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1） 出版印刷业是明清江南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1 。关于这个部门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情况，学界已有颇多研究2 。这里不拟重复前人已做的研究，只想重点考察他们较少涉及的一个方面，即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这种出版印刷业主要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印刷物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江南在宋代就已在中国的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但还不是最发达之地。到了明代，情况丕变。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对手一直是福建建阳，但后者万历以后逐渐衰退。因此到了明末，江南出版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3 。而在江南，出版印刷业又主要集中于苏、杭、宁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谢肇淛说：
2、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4 ，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 ，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 “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5 。如此说来，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而且江南也因此而成为书籍的主要输出地区。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比明代更盛，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大体而言，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四个重大变化。一、官营与私营出版印刷业的消长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出版印刷业出现了一个重要
3、的变化，即：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则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消长，对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这一变化，集中地表现在坊刻的兴起以及官刻与家刻的蜕变上。明清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 ，私家所刻者称为“家刻本” ，而书坊所刻者则称为“坊刻本” 。在明代，大体上官刻与家刻多是非营利的，而坊刻则完全是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两者的非营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渐演化商业化的出版事业。明初南京因系全国政治中心所在，故有大量政治性及教化性印刷品刊出。这些印刷品主要由官营机构刊出，因此官营出版印刷业十分发达。例如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赐
4、给他们大量书籍，其中仅词曲一项，就赐予每王，本，二十余王共万余本。这些都是在南京刻印的。洪武朝刊刻大藏经，刻板多达，块，藏于大报恩寺，称为南藏 。南京的宝钞局，更有钞匠名，在局印制宝钞6 。永乐北迁后，南京作为留都，还保留了一部分官营出版印刷业。留都各部门继续印刷各种书籍，如南京礼部嘉靖间刻明伦大典 ，万历间刊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 。南京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馆各刻书一、二种。应天府（南京）刊茅山志 、 南畿通志 、 句容志 、 文公家礼仪节等种。但是印书最多的官营印刷机构，却是南京国子监（即南监或南雍） 。南京国子监从成立之初，就不仅接收了元代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路书板，而且还从地方上收取书板。如
5、洪武八年（年）取元庆元路王应麟著玉海板；以后又差人往取广东布政司成化间所刻宋史板。永乐北迁后，这些书板仍然留在南监。至嘉、万时，监中所藏二十一史，板多漫漶，原板脆薄，剜补即脱落。嘉靖七年（年）南监祭酒张邦奇等奏，以为“莫若重刊。又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共该用工价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余，刷印等费不在数内” 。万历初以赎款重梓梁书 。所以南监二十一史有宋、元旧板、又有重刻新板。宋蜀刻七史残板，至清嘉庆江宁藩库失火，几历七百年始被毁。南监汇编刊印二十一史，又刊印通鉴 、 通鉴纪事本末 、 通鉴前编 、 通鉴纲目 、 通志略 、 古史 、 南唐书等，以及通典 、 文献通考等要籍。万历初又出版了
6、子汇种。南监还出版了虞世南、欧阳询、赵孟頫写的百家姓 、 千字文等法帖种，以供临摹学习。其出版的科技书有天文志 、 营造法式 、 农桑撮要 、 农桑衣食 、栽桑图 、 算法 、 河防通议等；医药书有大观本草 、 脉诀刊误 、 寿亲养老新书 。南监所印之书甚多，据黄佐南雍志卷十八经籍考下篇“记刻样本末”中所记，著录约二百种左右，分制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类，并于每书下注明存板或好板、坏板、断板、裂破模糊板面数。周弘祖古今书刻南京国子监著录种（其中“制书”类改作“本朝书” ，凡种） ，杂书最多，共种，次为普通经书、史书、诗文集子书各数十种。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南监补刊正史，不特
7、有近百名监中学生写字、校对，又有学生亲自刻字的。这种学生实际参加书籍出版的情况，是宋代、清代的国子监所没有的7 。到了清代，虽然江南官府依然出版一些书籍和文告，但官营出版印刷业已经衰落，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矣。此时私营出版印刷业早已取代了官营出版印刷业的地位，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力。明清江南私营出版事业发达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江南汇集了全国主要的私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家，因而不仅拥有丰富的书籍资源，同时也拥有众多的书籍爱好者。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 、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8 。其中常熟毛氏汲古阁最为人羡称。毛晋以高价大量求购各种善本书籍，积书多达八万四千
8、册。为了与天下人分享这些资源，毛晋不惜耗费重金，在家设立“印书作” ，大量刻印书籍。据其子毛扆回忆，到毛晋过世之前，其家所藏书板已超过万片。虽然毛晋并未求牟利，但是在他殁后，毛扆说“其板归叔兄，今质于他所”9 。这些书板被典押出去之后最终归宿不明，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被用于商业化印刷，因为象毛晋那样有钱而又甘愿为古籍传播贡献出一切的人士，终归是很少的。许多家有藏书的文人，即使自己无力刻书牟利，也往往与书商联手。例如冯梦龙（吴县人）在其编辑的绣像古今小说的序中说：“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 。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则说：“肆中人见其冯氏所编小说行世颇
9、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因取古今来可新听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 （即初刻拍案惊奇 ） ，交书贾刊出。早在明代中期，江南私营出版印刷业就已有颇大发展。从明人彩绘的南都繁会图卷可看出南京市面繁荣的情况，有“刻字” 、 “镌碑”等市招。胡应麟说：“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10 。所以有的书坊就写上“三山街书林”或“三山书坊”等字样。张秀民根据诸家目录及原本牌子，考得有家，稍少于建阳而多于北京。南京书坊以唐姓十二家为最多，次为周姓八家11 。乾嘉时的南京有私营书坊二十余家， “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12 ；“雕引书板，海内资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13
10、。苏州书坊更多。在明代苏州府附郭县吴县与长洲县，据张秀民整理的资料，已知的书坊就有家，而且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14 。康熙十年出版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15 。道光时苏州印刷品“贸易四方”16 ，同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17 。二、印刷技术的进步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活字印刷术未见用于明代江南官营出版印刷业中，因此可以说是私营出版印刷业中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大约出现于明代中期，主要是用木活字板。胡应麟说：“活板始宋毕升，以药泥为之，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 。魏崧说：“活板始
11、于宋，明则用木刻” 。龚显曾则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18 。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费用低。明代嘉定徐兆稷借得活板，印了其父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 。兆稷在序（牌子）中说：“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19 。由此可见活字印刷确实比雕板印刷便宜。活字印刷的这种优越性已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著名的出版家华珵就是一例。他虽然以木板雕印宋人左圭编的丛书百川学海而闻名，但也积极追求活字印刷， “逾七十，而好学过于弁髦，又制活字板，择其切于学者亟翻印以利众，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梦溪笔谈述活板法，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然印有当否，则其益有浅深”20 。祝氏认为
12、华珵利用活字板，所以出书很快，而选印的宋著名诗人陆放翁的渭南文集 剑南续稿等，也是深有益于人的。康熙无锡县志卷二十二也说：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 。这充分说明活字板的优越性21 。明代江南私人藏有活字板者不少。例如南京国子监生胡旻有“活字印” ，正德十三年（年）曾有人借它摹印庄子鬳斋口义 。万历时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己的著作冶城真寓存稿数百本，以赠送朋友。所谓“合字” 或“活字印” ，即为活板字。民间书院有活字板也起于明代。常熟人钱梦玉，曾以东湖书院活字印行其师薛方山中会魁的三试卷22 。明代江南木活字流行的范围，除上面提到的南京、嘉定、常熟等
13、地外，还有苏州、杭州等地，而以苏州一带为较盛23 。除了木活字，还有铅活字和铜活字。我国创用铅活字，首见于明代常州。可惜明代常州铅印本没有传下来。使用铜活字印书比铅活字普遍。明代中期南京张氏就使用铜活字印书，其印本流传下来者有开元天宝遗事一种。常州也有铜板，称“常州铜板” ，当时颇为有名，但未见流传下来，今日可知者，只有嘉靖间开州人藏书家晁瑮见过杜氏通典纂要 、 艺文类聚两种24 。在苏州，明代有金兰馆、五云溪馆、五川精舍、吴郡孙凤等各家印书，过去藏书家著录，均作为铜字印本。常熟周堂曾用福建书商游榕、饶世仁的铜字排印太平御览一百余部。以上诸家多在今苏州一带，正如祝允明所说的“近时三吴好事者”
14、。明唐锦梦余录谓“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 。铜字印刷方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了25 。最有名的铜活字使用者，是无锡出版家华燧与安国。华燧（年） ，华珵之侄，字文辉，号会通， “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异同，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艰得者，悉订正以行，日：吾能会而通之矣 ”26 ；“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 ，乃名其所曰会通馆 。君有田若干顷，称本富，后以劬书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27 ” 。他自己说：“始燧之为是板也，以私便手录之烦，今以公行天下” ；又说：“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28 。当时有人打算把朱诸臣奏议重新刻板，而怕费用浩大，就请“
15、会通馆活字铜板印正，以广其传” ，在弘治三年（年）印成册。这次因为试印性质，对于金属活字不易受中国墨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墨色不好，模糊邋遢，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半，排的参差不齐。因为只有一副活字，因此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双排，看起来正大像小注。又校勘不精，脱文误字，每卷都有，印刷质量不高，但恰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过了两年他又印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 。这部书用小字印的称“华家小铜板”用大字印的称“大铜板” 。后来他又陆续印行卷峡浩繁的百川学海 、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 、谢维新的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他自己的著作九经韵览 、 十六史节要也用铜板印行。正德元年（年）又印了君臣
16、政要与文苑英华辨征等。他印的书，版心下方有“会通馆活字铜版印“字样，多为白纸大本，有的纸张拼接印刷，或直接，或横接，粘成一页。会通馆印书可考者约种，除毛诗白文为木刻外，余均为活字铜板。其中宋诸臣奏议 、 锦绣万花谷 、 容斋五笔 、 文苑英华纂要 、 百川学海 、音释春秋 、 九经韵览 、 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八种，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年）以前，相当于欧洲世纪的“摇蓝本” ，在印刷史上显得特别珍贵。过去外国学者称宋板书为“中国的摇篮本” ，其实宋本为木刻，与欧洲金属活字摇篮本，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印本书有此资格者，也只有上述华燧印的种而已。华燧的亲侄华坚也印书。华坚字允刚，事迹不详，其所印书多有
17、“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印行”牌子，或刊语，又有“锡山”两字圆印及“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篆文小印。兰雪堂印有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及汉蔡邕的蔡中郎集 、唐白居易的白氏文集 、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等。 艺文类聚有华坚的儿子华镜正德十年写的后序。虽然蔡中郎集据说“前后错杂，至不可句读” ，但近代藏书家对兰雪堂印本还是颇有好评。各书因为一行内排印两行，被称为“兰雪堂双行本” 。兰雪堂本多注明活字铜板字样。此外还有被称为“华家铜板”而不知何家所印者，有史鉴 、 盐铁论两书。无锡华家铜活字印书多，出版快，虽因校勘不精，为世诟病，而在创用铜活字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与华家同样著名的，又有无锡安氏。安氏家族主
18、要人物安国（年） ，字民泰，自号“桂坡” 。他以布衣起家，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号称“安百万” 。他喜欢购买古书名画，以至充栋，曾说“积金诲愚，积书诲明” ，并“铸活字铜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29 。其印书多在嘉靖初年，只有河北东光县志印于正德十六年（年） 。东光人廖纪在南京做吏部尚书时，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板，就托他印自己所修的东光县志 。这部正德东光县志 ，可以说是我国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可惜早已失传了。嘉靖十年（年）俞泰跋安国所刻初学记 ，说他“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 。安氏印书虽较华氏诸家略晚，而比欧洲印刷术第一次传人新大陆的墨西哥（年）及俄国的莫斯
19、科（年）还是要早些。安氏活字印的板心上方每页有“锡山安氏馆”五字，而木刻本初学记则注“安桂坡馆”四字。 初学记 、 颜鲁公艾集 ，除铜字印外，又均有刻本。此外用活字印的又有魏鹤山集、 石田诗选等。清钱谦益春秋繁露跋说：“金陵本伪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 。可知他印的还是比较认真。他的出版品用白纸或黄纸，有的印张也是拼接而成，这是明代流行的用纸节约的风气。装订方面用当时盛行的包背装，外皮蓝纸，有印好贴上的书签，这是仿照南宋的旧法。安氏印的鹤山大垒集每页边框外有大字“宙七十二” 、“洪七十三” 、 “独七十四”等千字文编号，因全书共一百零九卷，印张较多，虽每卷已有页码，为便于折叠装订，故又
20、用这些字号。此与西洋印本有时有纸上装订用的折叠号码相类似，在我国印本书中殊为罕见30 。到了清代，使用活字板印书更为普遍。袁栋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其江宁本多不工。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则搅和之，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 。江南人赵翼说：“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但宋时犹用泥刻字，今则用木刻，尤为适用耳” 。木活字印书成为时尚，直到清末仍然通用。而木活字也成为一种动产，不仅可以借用，而且可以典当、出卖、馈赠。这些活字或为书坊所有，或为谱匠所有，皆以盈利为目的31 。清代江南官府也使用活字印书，如吴门节署本等，但不多。民间使用则十分广
21、泛，有名者如苏州徐氏灵芬阁、岝萼山房，南京倦游阁、宜春阁，嘉兴王氏信芳阁，常州谢氏瑞云堂等。藏书家和名人私人印书使用木活字者也不少，如嘉庆时常熟张金吾从无锡得到十万余枚活字，排印自己的著作爱日精庐藏书志 ，又印行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用了个月时间，印成册32 。除了书籍之外，木活字还普遍用于印刷宗谱，因此清代十分之六七的家谱都用木字排印。常州、无锡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以致有四川人把宗谱稿本寄到常州排印。安徽人更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33 。清代铜活字板印书也还有。如常州活板仍颇享盛名，咸丰八年（年）徐隆兴等九修毗陵徐氏宗谱三十册，即为铜字印本。咸丰二年吴钟骏在杭州任上，借用当地的“聚珍铜板”印行其外祖父所著妙香阁文稿等。更为有名的是吹藜阁铜字板。其印本有文苑英华律赋选 ，在书名页与目录下方及卷四终未行，均有“吹藜阁同板”五字34 ，卷端则题“虞山钱陆灿选，门人刘士弘订” ，并有康熙二十五年（年）钱氏写的自序。该序说：“于是稍加简汰，而授之活板，以行于世” 。虽然没有说明活板是自己的或借用别人的，但是由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