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学的现代性困境与古典美学的现代复兴一、引言：美与存在早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便已深刻地洞察到，一(unurn)，真(verum)，善(bonum)和美(pulchrum)是神圣存在的四大先验属性。真、善、美作为先验价值本体互渗相寓，统一于存在，构成存在本身的价值三位一体。故而在本体论上探讨美，离开真与善，就不可能深刻把握美与存在的先天关系。二十世纪瑞士神学家巴尔塔萨(Hans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在其神学美学巨制上帝的荣耀(HerrlichkEit，19611969)中讲， “美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词。美也是知性敢于思索的最后一个词，因为这个词只是作为一种无限光辉
2、，环绕在真与善这对双子星座及其难分难解的关系上。”在他看来， “我们今天的处境显示出，美至少要像真和善那样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勇气和决断力，并且只要她的两个孪生姊妹没有莫明其妙地跟她怨恨生分，她就不会允许自己跟她们分开，与她们隔绝。 ”可见，巴尔塔萨认为神学美学的一个首要任务便是要“捍卫”存在的整体性。其实，不仅是神学美学要捍卫存在的整体性，任何真正意义的美学都要捍卫存在的整体性。美学不能忽略真与善的维度，否则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美学本体论，为美学的体系建构奠基，进而可能重蹈现代美学的覆辙。现代美学(毋宁说是“审美学”更恰切)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是在知识与哲学的人类学转向的启蒙背景下，通过自身向人类中
3、心的知识范式转换及与真和善的价值本体分离过程中完成的。这意味着，美学的独立是以与存在的疏离为代价的。这一疏离，根本上决定了现代美学的畸形状态。美学遗忘存在，自然与形而上学形成隔膜，故而现代美学虽然不断试图探讨美学本体论，却很难有真正的形而上学建树。美学本体无法挺立，美学的体系建构就难免会凌空蹈虚。根本上讲，这也是美学面临的愈陷愈深的现代性困境却几乎束手无策的主要原因。二、现代美学与美学的狭义化现代美学，自十八世纪中叶鲍姆加登以降，根本上忽略了美与存在、美与真和善的本体论关系。美被降格为低级认识论(gnoseologiainferior)，从形而上学的一个面向变成了限定到一个特定知识领域的“科学
4、”感性学或审美学(Asthetik)，甚至只是艺术哲学尽管通常还被承认为哲学的一个门类。谢林、黑格尔之后，将美作者简介：张俊(1980)，男，四川仁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学视为艺术哲学已成为学界流行观念，并且成为普通人对于美学的一般认识。黑格尔曾预言，艺术行将在人类精神历史中消逝。但吊诡的是，在他的预言发表后的近两个世纪里，艺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流派纷呈的繁荣景象。这些艺术流派，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尝试了许多大胆、前卫的艺术理念，不断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而把所谓“艺术哲学”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这其中最具吊诡色彩的事情莫过于， “艺术哲学”赖以建立的根基性命题“美是艺术的本质”或
5、“艺术是美的产物” ，被二十世纪艺术毫无留情地颠覆了。现代艺术鉴赏已普遍公认， “好的艺术不一定是美的” ， “美也不是世界上多数伟大艺术的精华” ， “它更不是当今艺术的精华” 。甚至有学者声称“艺术家的最大责任就是隐藏美rdqo;。总之一句话， “美是艺术的一种选择，并非是必要条件。 ”所以，有充分理由同意著名波兰美学史家塔塔尔凯维奇的讲法， “艺术是美的产物”这个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典定义，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得到有效证明的。艺术没有消失，美却在二十世纪的艺术现实里一再被边缘化，这与其说是对黑格尔的讽刺，毋宁说是对现代美学的讽刺。美学沦为一厢情愿的“艺术哲学” ，但艺术却不再言说美，美学也就
6、成为艺术的弃妇。如果她还要追随艺术，她就不得不放弃她作为“唯一的美学品质”的美。简单地讲，美的观念在现代被严重狭义化了，尤其是被狭义化为审美的观念。为此，美被迫不得不与存在本体疏离、与真和善疏离，美本身(auto to kalon)甚至也被逐出美学的中心。美或美学的狭义化，实质是知识学现代性分化的必然结果。 “分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现象” 。中世纪晚期以前，知识学科大致沿袭古代分化，大学一般主要由一个博雅学院(人文艺术)和三大高等学院(神学、医学和法律)组成。其中人文艺术学院仍以古希腊罗马时代便已基本确定的“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s)语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
7、、天文、音乐为学科知识划分与授课科目。十三、十四世纪开始，伴随着经院学的蓬勃发展及后来人文主义的复兴，知识领域开始急遽扩展，古代学科划分已不能够满足知识阶层培养需求，知识的分化渐成必然趋势。尤其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古今之争的时代语境更是彻底促使知识在本体论上决裂，走向现代学科专业分化的不归路。一如从康德到韦伯到哈贝马斯这些大师们都看到的，启蒙之后人类的价值本体世界观已分化为三种基本结构：认知一工具合理性、道德一实践合理性和审美一实践合理性古代作为三位一体的先验价值本体的真、善、美被分解因此对应于科学、道德、艺术诸领域。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真)、 实践理性批判(善)、 判断力批判(美)可
8、视为这一现代性分化的哲学分水岭。而在此之前，鲍姆加登美学(Aesthetica，1750)的面世，便标志着一门独立学科在这一现代性分化中的诞生。 “美学”因此成为继哲学与神学分离之后，较早与哲学(真、善)分道扬镳独立而出的一门现代学科。所以巴尔塔萨也讲， “毫无疑问美学就其作为脱离真与善的美的观念而言，是一门新学科，之前一直埋藏在真与善的观念里，直到虽然这个过程开始于文艺复兴启蒙后期才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完全实现。 ”哈贝马斯甚至指出现代性本身就是最先在审美批判领域呈现出来的。可见“美学”的学科独立，根本是启蒙现代性的内在诉求。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康德也强调要沟通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知性领地
9、)与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理性领地)之间不可估量的鸿沟，判断力(审美)可以构成这两个世界间有效过渡的桥津。他也在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但这个统一方式乃是外在的统一更准确说是外在的逻辑的统一，而非内在的神圣本体价值的先验统一。后来，谢林、黑格尔、席勒、荷尔德林等也几乎都接受了他这种“真和善只有在美中才能联姻”的观念，并使这种观念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但遗憾的是，自启蒙本体论分化格局形成之后，这种对本体的统一性渴求和冲动已不可能得到充分满足。分裂的真、善、美，疏离了存在本身，在存在之外寻求统一，并不是真正的统一。这种统一无论逻辑上多么严密，都只是没有生命力的外在统一。另外，就美学而言，在康
10、德那里就已经明确，虽然判断力批判对于完善他的批判哲学体系极其重要，但由于判断力不像知性和理性那样拥有自己的领地，故而是建立不起判断力的形而上学的。现在看来，这几乎就是给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冲动宣布了死刑。三、现代美学的认识论转向与边缘化鲍姆加登将美学界定为“感性认识的科学” 。他一方面保留了古代关于理解的(intellectiva)与感觉的(sensitiva)认知之间的区分，同时又给了它崭新的诠释：他把感觉的认知(cognitio sensitiva)视同美的认知，并使用了一个希腊文与拉丁文合璧的名词 cognitioaesthetica简称 aesthetica指称有关美的认知的研究。这一名
11、称及其对美学的基本界定，后世美学家多有诟病，甚至还在十八世纪就有不少哲学家提出尖刻批评。譬如康德就不同意他将美学划归感性(低级)认识论，也不承认美学是所谓科学：“没有对于美的科学，而只有对于美的批判，也没有美的科学，而只有美的艺术。 ”尽管如此，鲍姆加登“感性学”所代表的主体性(人类学)转向背景中的美学的独立，却从此彻底改塑了美学的知识历史。沿此方向，美学蔚然而成一个现代学科，尤其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经由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诸人的发展，两三百年来其合法性似乎已不容质疑。比照古代美学杂呈于各类著作中东鳞西爪的片言只语，现代美学的系统性确是将知识专业化、细腻化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现
12、代美学的一大成就，也不能不说是鲍姆加登的一大贡献。但问题是，现代美学在“感性学”方向导引下，将一种价值本体哲学贬低到一门“哲学认识论的亚学科” ，而其后发展出的也几乎是以审美学为主导的“美学” ，不仅将古典美学本身原有的丰富内容严重片面化，而且使之“失去了其本体论意义” 。自审美僭越美本身的哲学地位，从而使现代审美学从根本上取代古典美学的知识地位，现代美学家几乎都相信审美学已完全具备美学的学科自足性，于是从审美学立场出发，彻底改写古典美学历史现有的美学史几乎都是审美学史，尽管不少美学史家自称美学史是“美的哲学的历史”从而根本上忽略了源流渊深的古典美学资源。真正的美学绝非“感性学” ，也不是“审
13、美学”所能涵括的。 “审美学”充其量只是美学的一个方面。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审美学以现代性为依托，在古今之争中彻底击败古典美学，两百多年来一直占据美学的宝座，这正是典型的“别子为宗” 。现代美学家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学就是审美学，鲍姆加登的“Aestherica”开创的就是美学。但前面的辞源学分析表明，“aesthetica”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感性学” 。这个词用来指称美学，虽然一开始就遭到鲍姆加登同时代的哲学家的反诘，但并没有阻碍它的流行。就像康德那么尖刻地批评鲍姆加登用“aesthetica来指称关于美与艺术的研究，但他还是照样在其aesthetische UrtEilskraft”(审美判断力
14、)中采用了这个词。现代美学一直沿用鲍姆加登的命名，但就现代美学的实质而言，这个词指称的对象乃是“审美学” 。故而，这个词翻译成“审美学”最恰当，现代美学称“审美学”也更能涵盖其实质内容。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有信曾建议另创一词命名美学。由于希腊人将美称为 v6kav，他建议以 (美的学问、美的理念学或美学形而上学)称美学(Kalonologia 或 Calonologie)。但是，考虑到美学(Aesthetica，Asthetik，Aesthetics)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包括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初自日本舶来“美学”一词流行开后，学界已同西方一样，普遍接受了用这个词指称现代美学学科。故而，没有必要另
15、起炉灶再撰新词。尽管这里的确需要严格区分狭义化的现代美学与真正的美学。黑格尔也曾尖刻地批评鲍姆加登对美学的命名“不恰当” 、 “很肤浅” ，但他却对这个词表示了宽容：“因为名称本身对我们并无关宏旨，而且这个名称既已为一般语言所采用，就无妨保留。 ”虽然我们这里与黑格尔对这个名称的批判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然而我们保留它的理由却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也必须再次强调，这里谈论的现代美学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审美学，而非完全意义的美学。如上所述，审美学取得的学科独立性，实际上是以付出在哲学和知识谱系中自贬身价为代价的。这一妥协，本质上与启蒙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紧密相关。精神的世俗化，必然带来美的崇高价值本体地位的
16、消解，美学神圣维度的消逝。美学不可避免向感性领域滑落，原先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里就具有的超越(超感性或超自然)维度在审美学中被集体遗忘。整个美学的人类学转向，表面看是现代美学的独立，其实本质上是美学向感性学、审美学的急遽衰落，从此深陷于身体、感官、本能冲动的世俗意义中，不仅远离了神圣，甚至连审美本有的一点崇高性都已几乎被世俗化的现代进程磨洗殆尽。美学正沉沦于难以拯拔的感性深渊中。二十世纪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谓“后工业时代”(Daniel Bell)的艺术与生活方式，及美学在人类精神谱系中的严重边缘化，已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面对美学的衰落及学科困境，现代美学史上其实也不乏深刻的反省，但在探索
17、方面却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成功的可援之例。四、现代美学的“祛魅”与“救赎”现代美学形成早期，虽然美学已几乎不再谈论神圣，但崇高和美一样，仍旧是十八世纪现代美学的核心范畴。然而，这两个范畴在康德那里却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分化。康德把崇高视为(数量或力量)绝对大的的东西，不以自然客体(形式)作为对象，故而崇高只是存在于判断者内心，而不是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求。因此在康德看来，崇高与美的区别是显著的。首先，美涉及一个有形式的对象，而崇高也可以在无形式的对象上看到；其次，美与质的表象结合，崇高却与量的表象结合；其三，美直接带来一种促进生命的情感，可以与游戏性的想像力结合，是积极的愉快，崇高作为激动没有游戏成分，
18、是想像力中严肃的一面，故仅是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是消极的愉快；最后，美在其仿佛是预先为我们的判断力规定对象的那个形式中带有某种合目的性，而崇高则越是违反目的，与我们的表现力不符，超越想像力，就越被判断为崇 高。崇高与美的分化，极易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崇高被美学剔除。但幸好谢林及时调拨了这一方向，他将崇高重新确定为美学范畴，后又经约翰拉斯金(John Raskin)等人的努力，终于使崇高成为十九世纪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虽然，十九世纪的美学家为美学挽留了即将远离的崇高，但遗憾的是他们却无力为美或美学真正地追回崇高。崇高，从博克的时代开始，即使还在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种地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
19、美学范畴而享有的，不是作为美本身的属性而享有的。现代美学，尽管一直在努力寻求超越世俗的崇高价值或神圣维度，但由于审美学为主导的现代美学是从人类学哲学立场出发的，故而关于恢复美学神圣维度的梦想必然会落空。正如韦伯所看到的，启蒙以来艺术或审美的现代性生成，其实是艺术或审美的“祛魅”(entzaubern)，即与宗教意识形态分离，这一分离是理性主义展开的直接后果。艺术或审美的现代性“祛魅”使其拥有了独立的价值领域，并且似乎从此据有了某种此世的救赎功能。但所谓审美的“此世救赎”只是对工具理性重压的暂时超越，并不是永恒的，而且很可能只是感官愉悦(享乐)带来的暂时的肉体和精神的解脱，而不一定具有崇高或神圣
20、的意味。相反，原本审美与宗教交融时代美所具有的来自宗教的神圣维度，却在审美现代性“祛魅”中丧失。失去这一古典美学资源，世俗美学界非但没有感到有任何惋惜和弥补的必要，反而是变本加厉鼓吹世俗美学意义的审美救赎论。于是导致近百年来“艺术代宗教” 、 “审美代宗教”或“美育代宗教”之类的学术思想口号一时甚嚣尘上。尤其是在中国美学(术)界和教育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美学家或艺术家，热心鼓吹“美育代宗教” 、 “艺术代宗教” ，对现代汉语美学影响深远，其唱和之声迄今仍不绝于耳尽管其历史之实践鲜见成效。宗教与艺术、审美天然相连。审美(艺术)代宗教，抑或美育代宗教，尽管作为文化命题具有一定的历史的(现实
21、的)合理性，但从哲学的(逻辑的)的角度来看，却根本是伪命题。这且不论审美活动之产生本根源于原始先民之巫术一宗教活动，也不论古代艺术与宗教本同根相连、同气连枝巴尔塔萨甚至讲“一切伟大的艺术皆是宗教性的，是在存在的荣耀面前的致敬” ，即便是在现代处境下，以某种启蒙激进意识形态(无神论)否弃了所有宗教的正当性，也不可能完全涤除宗教与审美之间的精神历史关联。因为成千上万年之宗教意识形态主导的人类文化，其气质深处已深深浸染了宗教的精神，绝大多数人类艺术经典也都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下形成的。启蒙精神的历史筹划难道能够摒弃整个古代传统?其实，人类三百年之启蒙历史不仅没有割断古代的文化精神传承，而且其“祛魅”(disenchantment)也没有带来宗教的终结，尤其是那些历史性的大宗教。甚至，真正思想深刻的启蒙哲学家(以德国为代表)在进行理性与进步的现代性筹划时，也并没有弃绝宗教，如康德便主张“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地盘”尽管其道德宗教是一种奠基于理性之上的信仰。宗教，同样具有现代性的信仰地位。故以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