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毕业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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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毕业论文(20届)试论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所在学院专业班级人文教育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职称完成日期年月II目录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英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一、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的几种解释1(一)“离异”、“回归”的概念诠释1(二)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的几种现有解释11、对“离异”的解释12、对“回归”的解释2二、离异与回归的代表严复个案研究4(一)严复早年概况4(二)严复的思想演变轨迹及其变化原因41、甲午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进步期42、戊戌政变后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起伏期63、辛亥革命之后及晚年的复古期84、严复在思想上向

2、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原因分析9三、由严复延伸出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原因10(一)离异与回归起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10(二)传统本身的力量牵引回归12(三)被迫的离异导致传统的回归13(四)年龄的老化和世界潮流的影响强化文化回归14四、余论15参考文献17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I【摘要】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也是文化史研究带有永恒魅力的重要课题。离异与回归现象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刘师培、孙中山等,对于传统文化都有过一个从离异或悖逆

3、到回归或倒退的发展变化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一直以来众说纷耘。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来诠释这个问题,以求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解答。【关键词】近代先觉者;传统文化;离异;回归。【ABSTRACT】THEALIENATIONANDREVERSIONPHENOMENONISTWOTENDENCIESTHATISALTERNATINGORASSOCIATEDWITHEACHOTHERFREQUENTLY,ANDISALSOANIMPORTANTISSUEWITHTHEETERNALCHARMINTHESTUDYOFCULTURALHISTORYITISALSOANARTIFICIALFLO

4、WERWITHGOLDFOIL,ORANIMPORTANTTOPICINCHINASMODERNHISTORY,ANDWHICHISALWAYSPAIDATTENTIONBYTHEHISTORYFIELDINTHEMODERNHISTORYOFCHINA,MANYIDEOLOGICALFORERUNNERSWHOCREATEDNEWSYSTEMSUCHASKANGYOUWEI、LIANGCHICHAO、TANSITONG、YANFU、ZHANGTAIYAN、LIUSHIPEI、SUNYATSENANDSOON,HAVEHADADEVELOPMENTCHANGEPROCESSREGARDINGT

5、HETRADITIONALCULTUREWHICHFROMTHEDIVORCEORREBELLINGTOTHERETURNORBACKINGUPYETTHERESAWIDESPECTRUMOFOPINIONSONTHEREASONWHYWOULDHAVETHISSITUATIONSOTHISPAPERATTEMPTSTOANNOTATETHISQUESTIONAGAININTHEFOUNDATIONWHICHPREDECESSORSHAVESTUDIED,INORDERFORTHENEWEXPLANATIONTOTHISQUESTION【KEYWORDS】THECHINESEMODERNILL

6、UMINATI;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LIENATION;REVERSION1一、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的几种解释在国人眼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令人引以为傲的。而到了十九世纪,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入侵,在西学东渐的影响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天国的梦想被打破,东西方两种独立的文明在炮与火的检验下显示出了令人不得不接受的优劣。中国人尤其这个国家素来最敏感、最有发言欲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了改变,并存在很大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传统的褒扬之间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在时间上对东

7、方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离异”、“回归”的概念诠释这种对比、这种反差,也可以说就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者是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离异与回归。章开沅先生认为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在东西方社会中都存在,但这两种现象是不同的。根据章开沅先生的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那里的离异与回归是一种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而对于长期沉睡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东方社会中的离异与回归现象则是跨越空间距离的,

8、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而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所同化。1(二)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的几种现有解释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现象,主要是在近代受东西方文明的交叉撞击影响下产生的。前人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几乎都是涉及到甚至围绕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现代化和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1、对“离异”的解释对传统的离异进程可以看作是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费正清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模式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冲击反应”模式1。在费正清看来,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

9、步的机遇。这种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2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冲击反应”模式在美国被广泛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如保罗H克莱德和伯顿F比尔斯在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中也认同“西方之冲击”这一观点;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吸收了“冲击反应”观的主要成分,表明在19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

10、领域中国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强调“西方是在近代中国某种结果的主要量变”。2另外,列文森提出的“传统近代”模式实际上也与“冲击反应”模式相近,这两种模式有内在的牵连。“传统近代”模式认为中国是传统、野蛮、静态的,西方是现代、文明、动态的,静态的中国需要在西方这个外力的冲击下才能发生巨变。3国内研究者虽然对“冲击反应”模式持批评态度,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如苏全有、杨志娟、王继平、熊罗生4等在对传统文化的离异现象进行宏观分析时,也认同西方的冲击与先觉者离异传统之间存在着联系。而另一位美国学者柯文则批判这种“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模式,提出“中国中心论”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化。对于中国近代改革

11、家对西方文明的倡导和中国的近代化,柯文认为传统中国有自己独自的历史事态和其展开过程,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力量会不断地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他承认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但更强调“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5。美籍学者张灏也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观点,他认为“冲击回应”模式过分强调外部的影响,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和活力。他的观点与柯文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张灏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知识分子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下“离异”传统,而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根据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1,并且

12、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离异”并不是指他们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是对两者的一个选择综合。2、对“回归”的解释章开沅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包含着一些合理、必要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回归传统过程中强调对民族2(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633(美)约瑟夫阿勒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苏全有近代中国离异与回归现象反思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9498;杨志娟,陈敏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原因初探

13、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04109;王继平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5260;熊罗生从离异到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J北京社会科学,1989(2)13175(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北京中华书局,1989,1741(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3性、民族主体意识的维护,先觉者向传统文化回归,主要是由于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防止被西方文化征服与同化。2这一观点在其他研究者中也得到认同,例如毛丹、杨志娟、王继平、张锡勤等3

14、在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作个案或群体研究时,都肯定了这一因素。而由于过度强调对民族精神的维护和宣扬,也导致一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回归走得太远。由此也引申出,对于文化回归现象的另一种解释就是旧的传统势力太大,离异的力量太弱,而致使回归的力量太强,一些知识分子在回归的道路上不能把握适当的尺度以致回归中具有倒退倾向。强大的传统力量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对此,费正清在论述中国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回应的同时,他又说明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她的统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与西方文明无法融合而导致的失败”,认为近代中国社会难以变革的原因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种

15、传统文化的情结,也就是强烈的大一统中国的意识”。4从传统文化对异质文明的强大排斥力上解释回归现象,这也是国内许多研究者所秉持的一个观点,例如熊罗生指出“封闭型的落后的传统文明,其回归倾向必然强于开放型的、先进的现代文明,愈是落后且在党争中遭遇挫折的文明,就愈是习惯于从陈旧的回忆中寻找往昔的荣光,以此作为心理上的补偿,谋求一种新的平衡”5。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历史悠久的文明,在农耕经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发育以及其本身具有的坚韧性使它具有相当大的排斥力。另一位研究者,美国学者约瑟夫阿勒文森则从先觉者本身的感情与理智角度来间接阐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现象,而这种“回归”是伴随着“

16、离异”发生的。他透过对“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得出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一种基本认识“在感情上,他们不能接受西方文化的东渐而造成的事实,常常回到传统特别是儒学上去,或者梦想它是有生命力的,或者自己欺骗自己地认为它不会衰亡,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去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力图掩盖两种文化在价值上的歧异;在理智上,他们又往往是西方化的,他们在与传统决裂时的理智思考,他们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本国文化的剖析批判,往往言之成理,振聋发聩。”1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这主要是针对于先觉者晚年时期的文化回归,此观点认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为了“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适用部2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

17、与近代化关系试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3毛丹严复思想轨迹的再认识J学术月刊,1987(11)6572;杨志娟,陈敏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原因初探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04109;王继平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5260;张锡勤论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A中国哲学史学会2004年会暨中国传统哲学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501554(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5熊罗生从离异到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J北京社会科学,1989(2)13171(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

18、代思想M,刘伟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4分来填补西方精神世界的贫乏与空虚”2。早期离异传统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在20世纪初从西方国家重物质的现实导致困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的衰败中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而回归“重精神”的中国。二、离异与回归的代表严复个案研究曾经对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在激变年代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归于传统本文选取严复这样一位近代先觉者中的典型人物,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思想演变轨迹为例,试图对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发生的思想离异与回归现象作粗浅地探讨。(一)严复早年概况可以说在同代人之中,严复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更称

19、得上是劳绩斐然的启蒙思想家。他生于1854年1月,7岁进入私塾读书,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可以说他的中学底子甚厚。14岁那年由于父亲不幸辞世,家中无力继续供其读私塾,他便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免费的福州船政学堂。在这所新式学校学习五年毕业之后,又到“建成”、“扬武”等军舰上实习了五年。通过长达十年的学习实习活动,他不仅掌握了许多科学知识和技能,还作了不少的调查研究,他曾随实习军舰到过日本、印度、新加坡、宾榔屿等地,对海外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也有所了解。1877年严复被选送到英国留学,从中国到英国,生活环境、人文气息极大的反差,为其后来介绍和传播“西学”奠定了基础。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学习和考察

20、,他直接接触了西方近代社会和文化,对西学的求真实用,政治的求公利众,中西民众在智、德、力上的差别,印象很深。1从而,在知识结构与观念意识上,严复既有别于土生土长的新派文士,也不同于瞩目西方技艺的一般留学生。归国后,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累迁至总办,但一直“不预机要,奉职而已”2。他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的日渐衰弱,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欲图富强,就必须以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体系作参考,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清理和批判。(二)严复的思想演变轨迹及其变化原因1、甲午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进步期严复早期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热心的西学倡导者,中国系统介绍西学的第一人。1894年爆发2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

21、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041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692钱履周遗著,何桂春整理严复年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1345的甲午战争对严复不啻为当头一棒。“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3心中澎湃的爱国激情在他心中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1895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的名文,题目就表达了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同样也表达了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给中国选择的出路只有“富强”才能应付这种巨大的

22、“世变”,才能应付这次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保存民族的血脉不至于香火断绝,为了这种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他在这四篇政论文章以及1896年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中,大倡西学、批斥中学,反对顽固保守、主张维新变法,并提出了全面的西学方案,从中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离异”思想。在政治方面,严复把西方国家的富强归之于政治法律的正规先进,“谓英国与诸强之所以富强,公理申伸,其端在此一事。”4他提倡以英国君主立宪为蓝本的政治改造,认为学习西方要从直接引进、吸收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入手,努力把握西方处在人类认识最前沿的科学知识。他通过翻译天演论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呼吁中国欲自强保种、由

23、弱变强就必须顺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他也借用16至18世纪欧洲自然法学派特别是卢梭的基本观点,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严厉的批判,指出君主与人民本是以“通功易事”的原则而建立的契约关系,“民之自由,无之所畀也”5,表现出一种“主权在民”的近代民主意识。在文化方面,严复指出中国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文化貌似繁荣,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非今日救弱扶贫之切用”,中国社会“四千余年仅成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1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文化的束缚,第一次淋漓酣畅地批判了旧学的“无用”与“无实”;他主张废科举、立学校、讲求西学,提倡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且必须要以西方先进的社会文化体系为参考而彻底推翻或者说至

24、少改造儒家文化,他从深层次上点明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而较之康有为等人的借传统托古改制要先进许多。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诸篇的酝酿和诞生,成为严复思想开始成熟的标志。学界通常认为甲午战争到戊戌维新时期,是严复最进步的时期,他的政治热情最昂盛并且站在思潮最前列的时期。这一时期,严复对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出“离异”,究其原因主要有首先,严复具有扎实的西学功底或者说是深厚的西学背景。早年的严复,14岁以前是在私塾接受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之后就进入新式学校学习。在求学的关键时期,严复无论是在福州船政学堂,还是在英国的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他所学的课程是属于西学范畴的,而且他的学

25、业很好。这使他具备了丰富的西学知3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84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695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51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6识,而这种新式知识相对于陈腐的旧式文化更具有鲜活力,这对于导致严复“离异”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是奠定了基础。其次,甲午战争唤醒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不仅增强了危机感,而且有感于日本学习西方的明显成效,因而也增强了学习西方乃至学习日本的自觉性。作为爱国者,严复当然也包括其中。他对于战局十分不满,指出中国要变法,才能求生存。再次,科举考

26、试的接连失败的郁结之情。严复曾于1885年、1888年、1889年、1893年先后四次参加科举,但都不中。这使他对旧学、八股产生失望之感,进而产生愤懑之情,加上扎实的西学知识,更加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离异”。2、戊戌政变后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起伏期戊戌政变以后的十余年,可以说是严复一生中思想起伏最大的阶段。“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不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百日维新的夭折,六君子的捐躯,严复同情维新的失败,又严厉批评康、梁等的轻举妄动、虑事不周。而他因此认定“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

27、”,并立誓“屏弃万缘,惟以译书为课”。2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这段时间,严复先后翻译并出版了七部世界名著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它们与先前翻译的天演论一起,被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其中重要的是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四部。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富介绍了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意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名学则介绍了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逻辑学。可以说把19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过来了,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1虽然

28、严复差不多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一整套理论都介绍过来了,但这时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中体现了这个时期他的中西折衷的文化观。严复认为中西文化需要客观取舍、应当互相结合。在穆勒名学译著中指出“西学之所以翔实,滋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2但同时他对书中的一些西学论断怀有疑义,并用传统文化给予反驳,并且他认为中西学说各有优秀之处,中西双方应当“互相观摩印证,使新理日出,而人类进步才能无穷”3。例如在翻译天演论时,他就认为周易中包含有许多近代科学的东西,与西方近代知识2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25526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

29、局,1989,472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73严复严复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697有些共通之处;在1995年的评点老子中对于老子其中的“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一语,他点评道“纯是民生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4严复还认为国家要进步,新旧文化必须兼顾并存,“以新为进,以旧为守,且守且进,一国才能骏发而洽安。”但是“新旧必须合于天演,才不至于”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5不过此时的严复,他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还是有重大发展,对民主政治、理论的宣传可以说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戊戌时期,同时作为

30、启蒙思想家,这是他成果最多、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他提出了建立民族新文化的方针,其重点在于“立”而超越了戊戌时期的重点“破”,学校教育要以务西学为主;同时他宣传民主理论,揭穿清廷假维新,以翻译和案语的形式用大量而尖锐的文字来表达他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和对清廷假维新的不满,他指出所谓立宪,决不是要设立徒有虚表的法度,其实质是“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6同时,他对于革命和“共和”也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同情,对于立宪与革命两派,他希望各存其宜、互补其短。严复的这种态度,以致于后来的同盟会人士都想有意把严复纳入阵营。严复中西文化态度的明显转变,可以以1905年为

31、分界线。这一年严复因为开平矿诉讼一事赴伦敦,归途中又游历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其间他心中又有了另一番感慨。他说英国“议院自其形式言,又不过聚一哄之民,以辩议一国之政法”1;列强“名为启文明,而实则自固圉,抑为通商殖民地耳”2。西方各国的科技突飞猛进,而德育、教化、风俗却没有大的进化;又目睹了资产阶级政理与政治的矛盾、此起彼伏的工潮、列强的勾心斗角等,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以科技进步谋求社会幸福的道路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幻灭感。而同时,他在伦敦和孙中山会晤并就启蒙与革命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从中他对于革命思潮、势力的澎湃兴盛以及革命暴动所必有的破坏,其心中的忧惧迅速超过了先前他对于革命的同情。严

32、复在1906年初发表的的演讲政治讲义中围绕专制的议论,用彻底量化的态度来看待专制与自由这一问题,而且他提出“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也。”“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3并且他认为强权独裁在地广人稠、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由此他把革命党人的慷慨激昂责难成为谋财争权。这一时期,严复在价值观念上也开始回归于道德至上、孔孟救国,从对传统伦理的批判转变为对孔孟礼教的认同并倡扬传统道德。他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孟之道作为旧学中的精粹,必须倡扬,“今日与其学习西方画虎类犬,不如一切守其4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

33、,1986,10955严复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426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401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182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83严复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0513068旧者”4。从非孔和对旧学的批判、揭露到尊孔和对传统道德的倡扬,严复在文化观上可以说向传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3、辛亥革命之后及晚年的复古期在辛亥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严复就显得颇为震惊。他认为就国民程度而言,君主立宪在中国也未必适合,更何况共和政制。如果说当他目睹清政府的颓势和“民心大抵皆革军”的事实

34、而心中渐渐认可革命,把革命形势比作“一个热切等待心上人的情人,静听着预示心上人到来的声音”5,并期望民国政府早日建立以尽快结束动荡,那么随之而来的不容乐观的情况则使他再一次失望甚至悲愁。民国脆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以及难以平息的社会动荡,使他感到异常苦闷。在其内心,相对于对民主理想的追求,他更祈望的是社会的安定,社会越是动荡,他越是向往强人政治。严复厌恶民国初年的党派纷争,而给袁世凯以道义上的支持。对于“二次革命”的爆发,他认为“战乱之起,全怪国民党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他认为民国动乱是由于由君主直接进入共和而越躐了阶级,更确认“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1,

35、1914年2月他发表平议,系统批判卢梭关于民约中的民主、自由观点,特别是对天赋人权说给予根本否定。而此时在他眼里袁世凯成为唯一能扭转整个无政府状态的强人,甚至他把自己与袁世凯的事业联系起来。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他吹捧有加;1915年他列名参加鼓吹帝制复辟的“筹安会”(这里要说明的是根据严复自己所说,他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他作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是别人盗用了他的名字,也许是别人借把严复的名字与复辟帝制相联以损害他的名声。);袁世凯称帝,他认为“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2甚至对于张勋复辟,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他却称赞张勋是“血性男儿忠臣孝子”,“复辟通电

36、,其历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3民国之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也使严复的在文化观上从对中西的进退两难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归。1912年他出任改名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将目标规定为“欲将大学经(经文)文(文学)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4。这年10月,严复和陈焕章、沈曾佑、姚文栋等人出面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孔教会”,严复盛倡尊孔读经,并且赞同孔教会请愿要求认可儒教为国教。在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信中,严复4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85严复严复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71严复严复集(第

37、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72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243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714钱履周遗著,何桂春整理严复年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1309向他建议“读经”应是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要灌输传统的价值观念,因为“宗法之入军国社会,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5。在他的演讲中,严复大倡儒学,主张以儒教经典为宗教教义,宣扬纲常不变;他倡导在大学设立专科以专事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实践,在中小学校让学生读经以从小养成严尊古圣的心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明确表明了否定西方的态度。“

38、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1在崇古、复古情绪和文化保守态度的支配下,晚年的严复对于所发生的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好像都在大加鞭挞。他指责新文化运动“实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2;他批评十月革命“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3;他不以为然五四运动“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

39、者,则可决也”。41921年10月27日,严复因病逝世,时年68岁。在他的遗嘱中,第一条就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决不可叛”5。4、严复在思想上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原因分析严复在戊戌维新时期盛倡西学而批判中学,而在戊戌政变之后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主张中西折衷,直至在辛亥革命之后及晚年则竭力推崇旧学,由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始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终,严复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思想轨迹。严复最终在思想上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我认为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所致一是早年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严复虽然具有丰富的西学素养,但是对传统文化还是熟悉的。他从7岁到14岁这7年间是在私塾中度过的,

40、所接触的多是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从小就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这对其后来注重中学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对西方社会的弊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失望甚至到后来是绝望。当时的西方国家,随着文明的日益进步带来的反而是贫富差距的日5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151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22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93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7044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55钱履周遗著,何桂春整理严复年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41、(4)13410益扩大,“欧美之民,其今日贫富之局,盖民生以来所未有也”6。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肆意瓜分,“德意志并力于山左,法兰西注重于南陲,而吴楚之间,则为英人之禁脔”7,致使严复对西方的自由贸易政策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西学产生失望之情。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所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失去的本质意义,而更多的是充斥着剥削、掠夺、侵略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所付出的代价及所带来的惨象,使严复更对西方文明由失望转而绝望。因此,既然“西方文明,自今悉欧战,扫地遂尽”8,严复在心理上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赖。三是出于对救国之路的探寻的迷茫。作为

42、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希望国家富强,当他认为效仿西方能够使国家站起来,因此就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离异;而当他看到“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的诞生地的国家也正在抛弃它们,辛亥革命后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实践的失败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混乱景象,使严复对救国之路产生了迷茫。既然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中国已趋失败,而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又充满恐惧,作为与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资产阶级右翼的思想代表严复越来越像相信中学,因此也加速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三、由严复延伸出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原因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孙中山等,对于

43、传统文化都有过一个从离异或悖逆到回归或倒退的发展变化过程,严复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由此及彼,可以窥见近代先觉者对中学“离异”又“回归”的原因。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先觉者对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原因大体上说来有四离异与回归起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传统本身的力量牵引回归,被迫的离异导致传统的回归,年龄的老化和世界潮流的影响强化文化回归。(一)离异与回归起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从满腔激情地传播西方文明到步履蹒跚徘徊于中外、新故之间,再到迷乱与困惑缠绕难解中对西方的绝望,严复的这条思想轨迹在变化中倒退。而这种变化倒退也同样或多或少发生在其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身上,而其中不变的、不曾落后的还是那份强烈的爱

44、国主义。这份爱国主义驱动着严复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奋然跨入为中国近代化而奔走的先进者行列,而同样又出于爱国而使得他6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867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8638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011们忍受不了所谓的社会进步所必需和带来的巨大代价。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大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忧国忧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内忧外患和国家民族遭难的年代,绝大部

45、分的知识分子没有远离这种险恶的客观环境而超然自居,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他们既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又是宣传家、启蒙文化工作者,成为中国近代救亡图存、支撑危局的先驱者。把国之兴亡,系于自身,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根本体现。清末的民主运动,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先导、为中坚,他们是真诚的爱国者。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接踵而来,没有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日益加重,那么相信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会做个循规蹈矩的读书人,沿着几千年来读书人的路走下去,以传统的方式去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46、儒者宏愿。然而,时代没有为他们营造一个和平的读书环境,列强炮火之下的危机感使他们不能漠然处之,中西之间的巨大落差使他们不得不质疑和疏远曾引以为傲、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把眼光开始转向西方,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呼吁“今日之中国,凡百有形无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1。尽管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侧重,或依托坚船利炮,或倡导变法自强,或引进科学民主,或呼吁阶级革命,却都以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为前提,以“保国保种保教”为目的。然而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列强依然撞开中国的大门、宰割中国的河山、掠杀中国的人民;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说和制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依然没有实现人们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和平、民主

47、和富强,而换来的是剧烈的党争、走马观花的内阁以及一系列更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学习西方总是屡屡失败,中国仍然没有得到安宁,仍处于弱国挨打的地位。这对于心中满怀爱国心、责任心和救世心的先觉者不能不说是打击。既然西方模式令他们失望,他们便以迫切的心情去寻找新的出路,究竟要靠什么力量、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在对西方文化的否定中,像严复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在痛苦中反思,追本溯源。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开始了向传统文化找寻复兴民族的途径。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担心对传统文化的离异和西方文化的趋向,会丧失独立的民族精神而被西方文化征服和同化,因而也转向对传统文化的

48、回归,这在当时有着积极、正面的动机。其中一种回归与复古主义有本质区别,这种回归表现在一些先觉者从信仰、仿效西方到认为不应迷信西方,意识到不能把欧美文明“全盘照搬过来”2,同时“国粹思潮”的兴起也是这种回归的表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63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7812现。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在一些中国人心中产生了自卑心理,“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3为消除这种因西学的大力传播而出现的消极影响,国粹学派们试图通过大力倡扬国粹来激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什么是国粹为什么要提倡国粹”章炳麟认为国粹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而保存和发扬国粹,就是要“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刘师培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无数慷慨悲歌、抗御强暴的历史、人物、思想以及文学作品,其中饱含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将这些东西发掘并宣传,就能鼓动起人们“光复的思想”,2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就能够晓得爱国”,3投身于反对列强欺凌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倡扬国粹,就是要像起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近代欧洲的振兴、发端于尊王攘夷之论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用国学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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