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模式的忧虑 一 “中国模式 ”的由来 西方各国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重新审视。西方各国对 “中国模式 ”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苏东剧变之后，不少西方国家就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了 “中国崩溃论 ”和 “中国威胁论 ”。然而事实却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保持了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 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
2、和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中国在过去 20多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再次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高度关注。不少西方国家也开始重新审视它们过去对中国发展态势所作出的预测。他们开始思考：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中国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如果说苏东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 20世纪的历史之谜的话，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成为近年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谜。 “中国模式 ”问题的提出，正是西方各国对中国发展态势重新审视的一种反映。 “华盛顿共识 ”和 “北京共识 ”的相继提出，拉开了东西方学者对 “中国模式 ”问题研究的序幕。 20 世纪后四分之一时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和经济
3、体制转轨。当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转轨的具体做法差异很大，更不用说在根本目标上各自有着本质的不同。仅就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苏联成为 “急进型 ”转轨的代表，而中国则成为 “渐进式 ”转轨的典范。在同一时期，拉美、亚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国内政策的调整。在世界经济格局大变动的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改革措施，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各种模 式也都伴随着一定的成功和挑战。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 20 世纪 80 年代末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华盛顿共识 ”便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提出的。被称为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的 “华盛顿共识
4、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威廉姆森最先提出，它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所在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华盛顿共识 ”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具体包括十个方面。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 济生活发展中全面发挥主导作用。在 “华盛顿共识 ”传播和争论的过程中，基于 “华盛顿共识 ”而进行改革和调整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在进行。然而它自 20 世纪最后 20 年以来在具体实践中屡遭挫折， “休克疗法 ”使俄罗斯等苏东国家坠入深谷，苏联解体后相关国家多年经济衰退； “结构性
5、调整 ”令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拉美国家迟迟走不出高通胀、高赤字、高债务的阴影；当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 “华盛顿共识 ”所提供的危机应对方案却让亚洲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这一切都说明了 “华盛顿共识 ”并不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同时，并没有按 “华盛 顿共识 ”进行改革的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快速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里，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 9.5%以上，比发达国家高 7.3 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 4.8 个百分点，被认为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的 “短缺经济 ”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消除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1000 美元，总体进入小康水平，贫困人口大幅
6、度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引起了对 “华盛顿共识 ”更深入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便是 “北京共识 ”的提出和广泛的关注。 提出 “北京共识 ”这一概念的学者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 库拍 雷默。 2004 年 5 月 11日，雷默在英国思想库 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引起了对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又一次大讨论。 “北京共识 ”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 40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北京共识 ”展示了三条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
7、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中国发 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其三， “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 “北京共识 ”的提出拉开了东西方学者对 “中国模式 ”问题研究的序幕。 二 “中国模式 ”的内涵 “中国模式 ”的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 “中国模式 ”是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抽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8、展历程。“中国模式 ”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 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 “中国模式 ”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标志着 “中国模式 ”在理论层面上走向成熟。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针，成为 “中国模式 ”的当代理论形态。
9、 三 中国模式受 到根本性挑战 经历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似乎相比起其他国家，其损失来得要小些。 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 首先，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直白来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其实是借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或者称东亚模式 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部投资、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是东亚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的外部条件。 就中国而言，对外出口虽然占 GDP 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和与外贸相关产业的发
10、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外资投入锐减，而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保护和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即便经济复苏也未必能解决目前保护主义兴起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现在还很难判断。所以，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第二，中国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原本几十年发展经济而积累的财富，如今却变成别人绑架自己的 工具。这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危险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难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损失。 第三，目前的经济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国
11、的金融体系还很落后，经济结构也不合理，投资推动所占 GDP 的比例过大，而且一直不断提高。 2001 年，这个比例突破 35%， 2007 年是 55.6%， 2008 年高达 57.3%。 投资比例过大至少造成两个严重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其次是就业市场和就业层次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年均增长率高达 9%，但中国的“实质就业市场” (Meaningful Job Market)发展十分缓慢，有社会保障和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增长不到 1%，实际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大学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相当一代人的就业生涯不会有提高，可能从
12、17 岁到 47 岁都是做同样的低技能工作，工作技能没有提高，更谈不上更新换代。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发达阶段的根本衡量指标是第三产业、即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的 20 多年里，都不同程度 地将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 45%50%以上。中国经过 30 年，比例现在才勉强达到 40%。而中国第二产业一直比重过大，目前仍然高达 50%。两高一低 (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 )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
13、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 . 四 “中国模式”的瓶颈 如何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对“北京共识” 看法？ 与“华盛顿共识”比较，“北京共识”的三个基本点是：第一，集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 说，为了整体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权利，所谓主权高于人权，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在这个理念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经济的自由，但国家有垄断经营的权力；第三，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共产党的一党领导。 从社会发展的的角度看，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来说是先经济后政治。人类社会有两个终极追求目标：繁荣与自由，能同时取得两种目标当然很棒。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同时达到两个，只能取其一，我们如何选择？有东
14、亚与拉美两种不同模式。现在证明首先发展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拉美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如果一个政治模式不能带 给人类社会繁荣，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到底能否从经济繁荣走向民主自由？对此持乐观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所谓东方、西方文明的区别无关 所谓“亚洲价值”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现代化给人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好处。 首先，是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在工业化之前，人的经济独立性很差，只能依赖集体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经济现代化后，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份自己的日子，获得了经
15、 济的独立性。 第二，给了人最大的社会能动性。经济现代化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脚下 (土地 )转移到了头上 (大脑 )。一个人只要学到知识技能，就能移动，从而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资源的可携带性，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谓集体利益和权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参与。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必定导致政治的现代化。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 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国的政治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6、但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而不应该是“革命”性质的。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参与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主体都是无产阶级，那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但当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两台车；然后是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政治参与就大不一样。尽管很坚决，但绝不激进，而是渐进的、改良的。因为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 定团结。有些东西争取不到也不会硬拼，因为他们懂得完全剥夺别人的权利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不被剥夺的权利。在长期的讨价还价状态下，最终就达到目的。这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几百年来
17、的变迁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实际也正在变。 一个改良的社会是不立不破，而非不破不立。那么，具体来说，中国模式需要“立”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扩大民主？ 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分配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首要目标是创造财富 “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这一代领导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分配问题 ，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分配不均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导致不公正和不正义，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比如现在富人开车把普通老百姓撞死，会导致如此之大的社会不满。原因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们对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 因为，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新的政治制度，但分配财富必定需要新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所有革命都是为了解决分配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 。所以说，中国目前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瓶颈阶段。因为现在迫切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因此必定要触及并改动制度，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担子要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