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批判 在 1990 年代末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曾备受争议，如单从所受指责的刻薄与措辞激烈程度而言，应是极富代表性的一篇。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篇绕开繁复的理论纠缠，直抵思想分歧之实质要害的文字。它抓住了所谓自由主义的理论表述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真实的历史企图和政治诉求，包括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这套表述所具有的真实的历史内容。此文无意于用规范的学理软化尖锐的立场，相反，它用清晰的态度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判断，决绝 地表明了它与批判对象之间的无法弥合的根本原则上的分野。这种揭老底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洞察，和它
2、敏锐、尖利的表达风格，当然冒犯了它潜在的理论对手。 需要澄清一个广泛的误解：这篇文章批判了自由主义。其实，韩毓海从来就没有打算批判自由主义，更没有批判作为权利的“自由”；相反，韩毓海比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更爱自由，更尊重作为一般价值的自由。他所质疑和批判的是当代中国关于自由的那一套话语或说法 (它们甚至严重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精神 )，以及这种话语实践所试图掩盖，也试图塑造的真实的历史实践，和现实的实质性的制度安排 。这也正是韩毓海要给自由主义加上引号的原因。与之相对照，韩毓海在文中有时也引用自由主义大师如密尔、伯林的论述，却带着某种肯定的意味那与其说是在理论2 上赞赏自由主义，还不如说是对冒牌的
3、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嘲讽更准确些。韩毓海当然不是要拿所谓真正的自由主义来批判假冒的自由主义，这样的对照只为了说明：这些以西方自由主义传人自居的中国学生，恰恰可能并不明白，更准确地说是并不在乎老师们说了些什么，他们之所以祭起自由主义的神圣大旗，只不过是为了进行更动人的理论欺骗罢了。“而今天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留的实际上 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词句，丧失的却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的斗争精神。他们虽然声称要回到古典自由主义，但是，这最多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是一些力图用十八世纪的头脑来思考二十世纪问题的智叟罢了。由于姿态化和简单化，某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称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真传的
4、人走得离现实世界的确太远了。” 另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给自由主义加上引号，韩毓海在指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时，经常会使用“新右派”及“保守的自由主义”这样的称谓。这是一个准确的定性。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带有 浓重的保守主义色彩，更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中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如美国的诺齐克，政治立场上更接近于西方的新右派 (NewRight)。韩毓海要揭露的正是当代中国右翼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质，以及它所代表的现实理解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它自命为对当代现实的唯一合法的理解，代表着唯一的“政治正确”的标准 (韩毓海讥讽道，在这一点上它一点都不宽容，一点都不自由主义 )。 所以，对于当代中国的“自由
5、主义”的批判，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不是规范式的理论批评 (如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之类 )，所谓“自由主3 义学理的言说” (朱学勤 语 )，那样只能冲淡乃至掩盖了真正的关键问题虽然某些具体理论的批判与探讨是必要的。 这正是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的核心内容，它是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批判。 虽然理论重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韩毓海仍做了一些必要的理论分析，比如，他常把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表述与他们表面上奉为师傅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对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指明：他们刻意强化了自由主义的哪些部分，又刻意遗漏了哪些部分。这正是对阿尔都塞式症候式阅读方法的出色运用。 不难发现，这是有选择
6、性的简化，中国的“自由 主义”者对复杂的、不乏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裁剪 (自由主义内部对公平、民主的复杂论述一比如罗尔斯、德沃金的论述被忽略了，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紧张感消失了 )。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远远不能代表自由主义，他们真正奉为圭臬的是西方世界 19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 (new liberalism，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新自由主义 New-liberalism)的意识形态，它是在对抗带有某种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从中也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 全球化右翼意识形态的内在深刻关联。韩毓海提示了这样的线索
7、，但未来得及展开这方面的论述 (对于他的文章议题而言也没必要 )。该文发表已逾十载，今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由主义”的真实逻辑和历史后果，当代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原本就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本质。 4 作为对“自由主义”批判的一部分，韩毓海重新强调了民主的意义，这当然不是在一般的自由主义背景上谈民主：他关心的不是制度意义上的形式民主，而是实质性的民主。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民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他看来，这是建立一种合理的体制安排的前提。韩毓海指 出，“新右派”通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表述所要呼唤的政治方案，维护的正是对民众及社会进行剥夺的现实秩序，除了经济上的剥夺，还有政治上的剥夺，
8、即取消反抗这种社会安排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能力。所谓“最小社会”、“消极自由”，所试图摧毁的正是对扩张性的市场力量进行必要限制的社会保护力量或“公共性”本身，民众面对强势的市场社会的精英集团 (包括官僚集团 )维护自己权利或基本“自由”的能力 (显然，这种“积极自由”不属于“自由主义”的内容 )。“自由主义”那一套把国家、市场相对立的理论表述，把政治与经济领域分开的思维方式，试图掩 盖的不过是这一事实：经济安排其实正是一种政治安排。这样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自由主义”曲折的、真实的历史意图。所以，毫不奇怪，为何“自由主义”者一方面要最小政府，另一方面又要强化那种推行市场制度的国家力量，这种
9、放任主义和威权主义集于一身的矛盾性格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企图。“保守的自由主义向右翼的极端发展，已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由主义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而“自由主义”对“多数民主的暴政 ”的担忧，不过是站在强者一边的“自由主义者”真实的政治恐惧的理论呈现罢了。 韩毓海对民主的重新强调，包含着对自由主义遗产做出的再阐释，“这5 个遗产的宝贵之处就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这个遗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
10、范围，才能最有效地对包括政府在内的集中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才能防止各种形 式的专制的产生”。它提示着一个对当代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的、文化的“公共性”丧失的问题，其中蕴含着旧有社会主义实践遭受 巨大历史挫折的沉重教训 (中国、前苏联及东欧 )。“在那些地方，市场摧毁的从来不是全能的政治社会，它摧毁的只是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种类似于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之式的知识分子和无数奉行明哲保身主义的冷漠大众。”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现实的内在政治危机。不幸的是，这也是这十年来的某种普遍的现实状况。在对民主的呼唤里，韩毓海清晰地流露出对建立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创新性制度的期待。
11、不过，很显然，只有首先打破“自由主义”试图建立的垄断性的社会方案，这种未来的新体制才是可能的。 这是 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十年之后，重读此文，我们可以更公正地对它的历史意义和不足之处作出评价了。我想，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戳破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气球至于对自由主义的实质性理论批判，我倒并不认为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作为思想史一部分的自由主义学说，也可以成为所谓“左派”思想的一部分。甘阳不认可那个显然别有居心的“新左派”命名，大概这也是原因之一，他认为没有什么“新左派”，只有“自由左派” (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当然，这个说法，多少还是混淆了所谓的“左”6
12、与“ 右”之间更深刻的思想差别。 但显然，“新左派”的命名带来了广泛的误解，其实，这一命名本身就是误解的产物。在此后的论争中，韩毓海的这篇文章招致的批评和这种误解密切相关。在此，我想说，如果有人指责韩毓海未能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我能够理解尽管那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承受不了这种使命。或者，如果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情绪过于激烈，未能认真区分自由主义者内部的差异，把某些具有批判性立场的自由主义者“驱赶”到了“强者”一边，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共同分享的前提。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 ，如果有人批评说，韩毓海把所有的当代社会问题都归结为资本主义，如，“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
13、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 (朱学勤：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 )。或者，批评韩毓海，说他认为中国当代压根儿不存在所谓“左”的问题，都是因为自由太多惹的祸顺着这个逻辑，甚至认为韩毓海必然会反对包括普遍的财产权、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权利 (汪丁丁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 )，总之，批评他在讨伐自由的同时，轻易放过了中国的专制力量 (当 然不包括市场的专制 )，甚至为它作了辩护；再进一步，说他反对市场，全面拥护文化大革命。那我只能为这样的批评者的理解力表示遗憾了当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除外。 事实上，如果不怀偏见地认真读读这
14、篇文章，一个合格的读者应该能明白，韩毓海所呼吁的恰恰包括那些自由主义所看重的现代自由权利，只7 不过他要求把在市场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广大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包括在内，而且这种自由必须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当然，和那些同样热爱这种自由的人们所不同的是，他对这些自由可能在当代丧失的原因，以及这些自由如何才可能有效地得 到保障的路径，理解上可能有所不同。他只是提醒这些同样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要放过真正的敌人，哪怕这些人自命为“自由主义者”。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韩毓海的这篇文章虽然出色地完成了它自身的使命，却也忽略了自由主义话语 (不一定表现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 )在中国当代的意义衍变过程，和
15、它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尽相同的内涵和意识形态功能。当韩毓海一锅煮地将“二十年来”的自由主义表述一起批评的时候，多少还是冤枉了自由主义表述可能具有的某种革命性意义 (尤其是早期的时候 )。 应该看到，自由主义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它联系着知 识分子历史位置和社会功能的变化轨迹。早期的有关自由的表述，由于那种历史性的天真，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历史内容，因而得以保留了它动人的理想主义形态和鲜明的美学风格，具有宽泛的解放性意义。后来，随着历史逻辑的真实展开，自由主义逐渐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自觉，这导致了自由主义自身的庸俗化和市侩性格 1990 年代以后，在丧失了理想性的“新右派”眼里只剩下利益了，于是，自由主义也
16、褪去了任何的理想主义特征和美学装饰，同时也丧失了理论的想象力，丧失了自我批判性的内在紧张。“自由主义”堕落为干枯的意识形态说辞。 伴随着这 一过程的，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沦落：要么，是8 真实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成为新兴权贵阶层的代言人与意识形态的辩护士 (这在经济学、法学领域表现得最明显 )，或者文化帮闲 (文学领域 )，他们在事实上或在想像中挤进了权贵阶层。要么，就是仍沉浸在旧有的意识形态迷梦中，根本不知道自己高喊的“自由”已开始具有了怎样的真实的历史意义，也不清楚自己正在扮演着何种历史角色，在一种对“自由”的唯名论的或本质主义的崇拜中，这些天真的、不乏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为自己可能
17、并不赞同的历史进程敲着免费的理论边鼓，这部分的所谓知识分子在不知 不觉中成了真正的笨伯。 韩毓海虽然没有描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变化，对此却是清醒的，否则他不会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的最后部分郑重地谈起知识分子的话题，事实上，这决不是与“自由主义”无关的题外话。在这段真正曲终奏雅的点睛之笔中，韩毓海通过不无痛苦的反省，指出在当下这个时代做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以及要成为一个具有总体眼光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精神上和能力上做出什么样的准备。 我揣测，这也是韩毓海等人 (或许还要包括以汪晖为代表的一批人 )从文学研究出走的原因，他们不满意当代的文 学研究对既定意识形态前提的不加反省的态度 (如对人性、自由、启蒙 )，更不愿意在此基础之上做出一些不但意义空洞，而且十分危险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可能在加固着他们所试图批判的不合理的秩序。这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所不愿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