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科毕业论文 （ 20 届） 宋代僧侣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略论 所在学院 专业班级 历史学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职称 完成日期 年 月 【摘要】 中国佛教至后周最为式微，到了两宋也始终处于低潮，远远比不上前后的唐元两代及同时的辽、金那样备受推崇。总的来说， 宋政府佛教政策的基本点是：“存其教”。既不毁佛，也不佞佛，而是一般性的提倡，一般性的控制。所以提倡，是从社会矛盾激烈，需要佛教的麻醉作用这一角度而来；所以控制，是从宋僧冗杂且不出世、多劣行这一特点而来。修行证觉是寺院生活的根本内容，宋代僧侣的修行方式主要是忏仪、施食和净土。僧侣在宋代日益世俗化，他们积极深入社会生活，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不
2、择手段，是披着袈裟的纵欲者，这是宋僧不出世的初级形式。更为甚者，宋僧还积极参与政治军事活动，渗入和干预政治，这是宋僧入世的高级形式。 【关键字】宋代 僧侣 宗教生活 世俗 生活 Song of the religious and secular life of the monks Discussion Abstract： Later Zhou Dynasty in Chinese Buddhism to the most decline to Song has always been at a low ebb, far less than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3、, and around the same time of the Liao, Jin, as highly respected. Overall, the Song government policy is the point of Buddhism is: “keep their education. “ Buddha is neither destroyed nor Ningfo, but the advocate general, general control. So advocates, social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intense need to
4、anesthetic effects of Buddhis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so control is jumbled and not born monk from the Song Dynasty, more than the misdeeds of this feature from. Practice permits the fundamental sense is the content of monastic life, monks practice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main mode of Repentance in
5、strument, soup kitchens, and Pure Land. The increasing secularization of the monk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ir active social life in depth, in order to satisfy their own desires, by whatever means, who is dressed in robes of indulgence, this is not born monk Song primary form. Even worse, Song monks
6、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intervention into politics, which is an advanced form of accession to the WTO Song monks. Key words： song monk religious life secular life 一、宋代僧侣的来源与组成 宋代僧侣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阶层。真宗时，僧尼人数多达四十五万八千余人，北宋末年，“天下僧与在籍而未受度牒者，又有田园力役之隶，合集不减百万”。南宋失去半壁河山，又长期
7、不发度牒，绍兴二十七年（ 1157 年），仅在籍僧尼犹有二十万人。若以宋真宗时的四十五万余僧侣数为准，那么，这个数字是自唐代至元代数百年间的最高峰。唐代会昌时大力灭佛，还俗僧二十六万，加上五十岁以上不 还俗僧和河北未还俗僧，总数至多不会达四十万。元代极为崇佛，其僧数也只二十万余。宋朝并不佞佛，而竟有这么多的僧侣，这是很特殊、很值得重视的。 古代僧侣是社会矛盾的产物，以虚幻的光明反映着现实的黑暗。他们中大部分是躲避压迫、不堪剥削者。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破产农民，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宋政府不抑兼并，而且加重了剥削，宋太宗时，政府财政收入已是两倍于唐室；南宋孝宗时，虽失去
8、半壁河山，但岁入则四倍于太宗时。如此沉重的剥削和徭役，广大农民难以忍受，为眸生存，便纷纷遁入空门。如仁宗时赵州仅系 帐童行就有一千余人，经官方查明，皆是税户避州县之役者。这种情况在赋役沉重、人口众多的南方尤为严重。太宗时，“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余人，其已剃者数万人，尤可惊骇”。另外，宋代两浙、福建、荆湖、广南诸路都有身丁钱，“民有子或弃不养，或卖为僮仆，或度为释老”。这种逃避赋役而为僧侣的行为，实质上是对封建剥削的一种消极反抗。 僧侣还由以下几种人组成。一是游手好闲者。这些“游惰之徒，利于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寄生于寺庙。再一种是“亡命不逞
9、之人窜名其间”，躲避迫害或制 裁。如仁宗时有人曾指出：“京师僧寺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或藏匿亡命奸人”。北宋中名僧杨歧方会，即是这种出身。此人“少警敏滑稽，谈剧有味。及冠，不喜从事笔砚，窜名商税掌课。因坐不职当罚，宵遁去。遂落发，为大僧”。从某种意义上讲，佛门成了藏污纳垢的渊蔽。第三种是失意的士人，宋僧的上层，主要就是由这些人组成。如僧如璧，少年时本是江西进士，因投书曾布论新法非是而未得赞同，乃祝发更名为僧。该僧长于诗，有咏梅花诗一联云：“遂教天下无双色，来作人间第一春”。可见其失意中所标榜的清高，身在空门而刻意追求新奇、争出风头的 思想。科举失意的士人，也有不少为僧者。如哲宗时，太学生员因秋
10、试不中，即有舍儒业而入佛门者。 由于僧侣的身份在社会上有某些特殊作用，所以往往被利用来达到某种目的。如仁宗时，契丹曾派人到五台山出家，以刺探边界军事情报。另如两广地方“凡为僧者，岂真出家之人 !盖游手之徒遍走二广，夤缘州县求售为帖，号曰沙弥，即擅自披剃为僧，或即营求住持寺院。不数年间，常住财物，卷为己有，席卷而去，则奔走他乡，复为齐民”。这使僧侣队伍愈加复杂。 复杂的僧侣阶层，社会下层多是由于不稳定性和惰性因素的混合体。从其来源讲，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 烈复杂；从其存在讲，说明了社会经济负担能力的提高。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下层多是由于经济原因投入佛门，士人阶层多是由于政治原因投入佛门，还有大量形
11、形色色的人是为谋取各种实际利益而扮作僧侣。他们之所以为僧，并不是沉湎于宗教的教义、思想，其现实色彩远浓于迷信色彩，乃是宋人所谓的“稗沙门”。这就是宋代僧侣不甘寂寞、积极入世特点的根源之一。 二、宋代僧侣的宗教生活 修行证觉是寺院生活的根本内容。两宋时期，佛教中心南迁至江浙一带，普遍倡导忏仪、施食、净土等修行方式，与注重智慧解脱 不同，这些修习法门极力营造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充溢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和感染力，又因其易行而更宜于在大众中推行。 （一）忏仪佛教忏法以自忏悔过纯净身心为根本，与经信仰和佛菩萨信仰有密切联系，是佛教修行的重要科目之一。行忏一期或七日或三年不等，整个过程有严格的仪式要求。例如，
12、入忏前要沐浴，更净衣，严净道场，供佛，奉经，忏时奉请十方佛菩萨龙天神众，自忏六根所犯过错，同时诵经并辅以经咒加持，目的在于令心常寂入甚深三昧。忏仪规定通常依据经教，前代所制忏仪有东晋道安创设的六时礼忏和布萨羯磨法，梁代的慈悲道场忏法，隋唐 时宣扬忏法者有道宣、智升、义净等著名高僧。宋代普劝修忏，忏仪名目繁多，除上述方等、法华和金光明忏外，有净土忏、大悲忏、仁王普贤忏、观音忏、弥陀忏、炽盛光忏以及功德天忏等，或依佛经命名，或依修行法门，或依诸佛菩萨龙天神众，差异并不明显，仅根据所供经、佛菩萨名称不同予以区别。北宋沙门遵式（ 963-1032）和知礼（ 960-1028），同出于天台宗十六祖宝云义
13、通门下，对忏仪制定和劝修践行，付出了相当的努力。遵式居钱塘天竺寺，人称天竺忏主，德号慈云，集有法华三昧忏仪、金光明忏法补助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 往生净土忏仪、金光明护国仪、请观音消伏毒害忏仪等。知礼，居四明延庆寺，德号法智，集有金光明最胜忏仪、大悲忏仪、修忏要旨等。据佛祖统祖所立本传和赵抃法智大师行业碑，知礼于咸平二年（ 999 年）后专务讲忏，于天禧元年（ 1017 年）同异闻等十僧结修法华忏，三年期满后相约焚身以供法华经，经翰林学士杨亿等劝阻方止。后又复集十僧修大悲忏法三年以酬宿愿，还曾与遵式、异闻同修金光明忏祈雨。 忏法适合集体修行，宋时僧俗所结各类“忏会”已十分普遍。修忏讲究自行利他
14、，不仅自忏己过，还可替他人行忏 积福，表现出对国家和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怀，且同积聚福德的社会心理相吻合，具有广泛地社会影响和群众基础。宋及以后，大户人家婴儿出生，超度亡者，通常会请僧尼念经，寺院成为赶“经忏”，成为僧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施食佛教施食缘起，经教出处有：唐实叉难陀译佛说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鬼名“面然”；唐不空译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为前经异译本，鬼名“焰口”；大涅槃经北本第十六卷，佛于旷野丛树下遇一鬼神，因名“旷野”鬼；鼻奈耶杂事律第三十卷，鬼母与五百鬼子，总名“鬼子母”。施食即施食于鬼神，与佛教六 道轮回，哀悯一切有情众生的观念相关，在中国则同鬼神信仰、亡灵祭祀联系在
15、一起。施食仪有水陆法会、放焰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应世俗社会超生度死、积阴福、保平安的心理需要形成的。与施食相关的十王供和盂兰盆供，则是地狱信仰和冥府十王信仰的集中表现，传统的“七七”和一年、二年、三年祭，即含有亡灵要在地府经历十殿阎王拷问的观念。随着功德坟寺的出现，寺院作为停灵和供置祖先牌位的场所，已同世人追荐亡灵活动交融一起，佛教也似乎成了关怀死后世界的代名词。 水陆斋的建立，佛史所记，颇具神异。据称梁武帝夜梦神僧，告之六道四生受苦 无量，应建予水陆大斋以济拔，遂披寻经论，创制仪文，于天监四年（ 505 年），就金山寺修设斋会。梁武帝建斎，祭祀用蔬食代荤腥，有止杀、改祭之实。遵式称梁武帝
16、的“六道之祭”所依为“相似佛法”，有不法之嫌。之后，此法不行。至唐咸亨年间（ 670-673 年），法海寺僧道英，梦泰山府君相召，夜入冥府，后寻得梁武帝仪文，重建水陆大斋。可见，唐之前水陆斋仪并不普遍，宋代方盛行于江南一带。遵式施食正名称：“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陆者，所以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之谓也。宋僧宗晓编施食通览，集经藏和道、俗所著 水陆施食文，凡三十七则，可知当时寺院及社会上建斋施食之风行。 施食，有水陆、斛食、冥斋等称谓，愿意为“净食”，百丈清规即有水陆斋会、设斛普荐的规定。施鬼神或为熟食，或出生饭，其量微少，以斛为单位，故称斛食，而六道四生皆得饱足，其中不乏鬼神能够
17、“变食”、“一食施一切”的宗教解释。据苏轼水陆法像赞称，水陆道场所供圣、凡有上堂八位和下堂八位，涵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其下堂八位指官僚吏从众、三届诸天众、阿艳罗王众、人道众、地狱道饿鬼道众、旁生道众、六道外者众。 水陆斋在俗则被解释为普施包括水、陆、空中的一 切鬼畜鳞羽之物，既有致善纳福，也有免遭异生侵害的心理，进而融会了借佛事追荐亡灵的祖先祭祀的内容。遵式改祭修斋决疑颂称，“近见多改祭祀，竞修斋福，断肉止杀，正信念佛，甚为希有”。但是，佛教劝修斋福，有“改祭”或“断祭”之实，从而产生与世俗祭祀的矛盾。对此遵式列出世人的十点疑问，并逐条注解。其中第二疑为“世人病患，祭祀获安，何言无福耶”，
18、此为俗祭心理。依佛解，世人之贫穷、灾福皆属因果，认为鬼能为福则为邪信。第五是对断祭有伤国风的疑问，惜生断祭出于佛经，祭祀杀生则出俗典，修斋则不伤物命，故应改祭。冲突的实际结 果是修斋与祭祀并行不悖，在兴慈得福、祈望鬼神庇佑等世俗心理上获得统一。后世修斋心理，尤其是在俗修，除积德外，已难见佛教的本来主张。 宋代僧侣普劝道俗修水陆施食斋法。遵式佛说救拔焰口陀罗尼经序宣称，此经有“易从”、“大济”、“召速”等益处。“易从”即易行，虽“官坊俗务，不暇广行，直诵变食一咒，于理已足”；“大济”，能济拔一切众生；“召速”，施食于饿鬼所获无量德福，与供养诸佛如来等无差别，且可现招寿、色、力、辩、安五果。 据宗
19、赜水陆缘起称，水陆斋供无量群生，具有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江淮、江浙、川、广、福 建水陆佛事，今古盛行。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以为不慈。由是富者独力营办，贫者共财修设。佛教的劝善意旨通过水陆斋修得到落实，并同传统道德观念的推行结合在一起。文人士大夫以鬼道行社会教化，普通民众则通过这种宗教形式强化了道德自律意识。宋代佛教通过寺院佛事活动浸染民俗，与社会进一步联结，同时又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反过来助长了佛教的世俗化，显示了佛教社会劝化之功。 宋陈舜俞、崔伯易、史浩、杨锷、苏轼等，是普劝施食的文人代表。会稽郡王史浩之士大 夫施食文
20、，从儒者角度，赋予施食更为普遍的意义。他说，人之饮食，受施于“天地鬼神发生护助之功，君相祖先化育卑遗之德”，因此，“吾之一饱，未尝不思报天地、鬼神、君相、祖先之功德，又未尝不思念下人之劳苦”，并乞盼天下同至丰乐，无有饥赢，“然后以此清涕香粳之荐，敢用致告山川、陵谷、城邑、郊墟有祀无祀之威灵，有知无知之魂魄，冀闻斯语，享于克诚。饮食必祭是感恩思报心理的体现，也是诚至天下的儒者情怀的自然表露，在此则与佛教施食相助长。 （三）净土结社宋代净土宗大盛于江南，风行结社念佛，出现了各教系汇归净土的迹象。据佛 祖统纪的净土结社仅吴越之地就多达十余家。净土修学法门最具宗教特征，它将觉悟成佛之遥遥无期一改而为净
21、土往生，将无形化作有形，更易于把握，同时表达了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企望。信众在这里找到了坚实的宗教依托，修证上放弃了艰难难解无从入手的心性解脱，情愿走一条迂回之路，从具体能做的事情做起，一点一滴积聚功德，最终实现超越轮回的理想。 三、宋代僧侣的世俗生活 在佛教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低潮。宋代虽编有大量的灯录、语录之类的佛教书籍，但并没有自成体系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新奇的入世言论。禅宗史上被誉 为“大盛”的慧南曾言：“避色逃声，作名作者。祖不云乎：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这就是说，佛教的清规戒律不必、也不可严守，否则会入邪路，而应放任自然。名僧真净说的更痛快：“事事无碍，如意自在，
22、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他们因沉湎于这种生活，有的明言“不肯出世”，有的明言“不愿超生净土。何以故？西方净土，且无酒酤”。闰州甘露寺内有块僧人文灏的诗碑，诗中自我解嘲地道出了僧人不能摆脱红尘的心理：“本为向空宽病目，却因多见动闲心”。作了僧人，俗念反而更强烈了。欧阳修曾问嵩山一老僧：古 时的高僧，临死之际，都能谈笑脱去，为什么现今没有这种事呢？老僧笑道：“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乱；今之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定 !”宋人车若水也曾与前代做过比较：“古时亦能有几个好僧。不比今时，受戒方新出坛，便破也”。他们念念不忘红尘，不仅有着强烈的入世欲望，而且吃喝嫖赌，作奸犯科，凡市井放
23、荡之事，无所不为。 如有风和尚。利州开云寺僧法明，“落魄不检，嗜酒好博。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里巷小儿，皆为风和尚”。有肉和尚。如被尊为定光佛的某僧，“嗜猪头，一瞰数枚。俗号猪头和尚”。这简直是老饕！更有 东京相国寺和尚澄晖，竟然“以艳倡为妻”！宋僧多有经商者，其中以广南的僧人罪典型。当地“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这些僧人，非但不出世，连家也不出了，身为僧人，反而更深入地投进俗世。另如两宋之际的名僧宗本，晚年刻意求利，“殖货不已”，而且“尤吝啬，视出一钱为拨齿”，并坦然宣称：“此吾宿业也”！可见其为僧是假，追求财利是真。这一现象，深刻说明了宋代商品经济
24、发展的浪潮是如何地汹涌，如何地无孔不入。连“离经济最远”的宗教，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或侵蚀。 宋僧不守戒律、叛离教 义，还表现在他们为了再广泛地深入社会生活，不惜屈膝于与之长久抗争的道家。不少僧人兼习道术以扩大生活能力，出现了许多“似僧似道，故曰道僧”的两栖出家人。有的善于天文，有的工于阴阳，有的长于命术。甚至有的僧人竟拜道士为师，学术数凡三十年！他们更多的是热衷于道家的烧炼术，如圆明大师“喜葛洪内篇，延异人谲士，将以丹石伏物，皆为黄金”显然，这是为满足其利欲之心。这也促进了佛道合流。 如果说上述情况表明宋僧是披着袈裟的纵欲主义者，可视为冲破宗教思想的篱笆而自身解放的话，那么，当他们有放荡发展到与
25、民为害时，就 是披着袈裟的恶魔了。真宗时，有一叫智悟的断臂僧，纠结乡里凶黠无赖者千余人为童行，“凌殴平民，恣为不道”。仁宗时，亳州僧圆定，曾奉诏西天取经，归来后得到赐紫衣的荣誉，可谓大僧了。但他却以这种资本为害乡里，“乃与其徒为劫盗里中”。宋僧为盗行凶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张知白“尝断劫盗 ，有一火之中全是僧徒者！”更有甚者，洛阳长寿寺僧广惠，竟勾结官员杀人而食其肉！而南宋初年，还有不少恶僧聚众叛乱，大释杀掠，深为国难之患。宋僧对社会的直接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 上述情况，有的在宋以前虽然有先例，但宋代之泛滥，宋代之 甚，则远过于前代。这还只是送僧入世的初级形式，其高级形式，在于积极渗入、干预社会
26、政治和军事。 僧侣是寄生阶层，必须使自身的理论、生存方式顺应于所依附的社会。中国佛教经过“三武一宗”的打击，尤其是周世宗的毁佛运动，在五代时，是极衰之世。为了生存、复兴，他们开始竭力改变自身，在理论上向儒家靠拢，在政治上向政府靠拢，在生活上向士人靠拢。宋代大文学家苏洵敏锐地看到这一现象，曾指出：“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士大夫之间者，往往自叛其师，以求容于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来而接之礼。灵徹文畅 之徒，饮酒食肉以自绝于其数”。他们的精力、注意力，已不在于佛学了。 早在宋初，僧人就积极活动，向士大夫集团献媚。如名僧赞宁，就儒家学说著文二十余篇，以“尊崇儒术为佛事”，因
27、而深得王禹偁的赏识，盛赞其“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师者欤！”赞宁竟成为儒家的卫道士了。另如僧秘演，则竭力标榜自己与儒家的接近，“好论天下事，自谓浮图其服，而儒其心”。以崇儒为事，以亚儒为荣，在当时僧侣阶层中是很时兴的。为了表明佛教与儒学没有多大冲突，同样有益于封建统治，僧侣与士人具有同样 的修养、品质，僧契嵩专作辅教编一书。其中以佛教五戒来附会儒家之无常：“夫不杀，任也；不盗，义也，不淫邪，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进而又上升到孝：“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契嵩持此书在统治集团中广为宣传，影响很大，得到一些士人的称赞，并被仁宗封
28、为“明教大师”。僧人依附士人以自存，利用儒学装点自身，笼络、迷惑了不少士人。他们还在一些；礼仪上大做文章。大儒程颢一次至天宁寺，“方饭，见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另有张载见开封相国寺饭僧，史绳祖见成都华严阁饭僧，都看到上述 场面，大为赞叹。可见其儒化之举，得到了士人欢心，从而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宋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向统治集团献媚，直接为其政治服务，露骨地为其祈福。禅宗时僧人克文有一段祷词云：“此一瓣香，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万岁 !万万岁！此一瓣香，恭为报宁大檀越主、特进相公（此指王安石）、判府、左丞，此一瓣香，奉为提刑大夫、运判、朝奉泊文武官僚常居禄位”。佛教的
29、形式，政治的内容，统治集团成员代替了佛教神邸。另如仁宗庆历年间，正在镇压湖南徭民起义的湖南提点刑狱杨畋，路过潭州时，僧方会为其作颂曰：“示作王臣，佛 祖罔措，为指迷源，杀人无数！”公然为屠杀人民作辩护、唱赞歌。 宋代佛教为其教的生存而改头换面。宋僧为个人利益趋炎附势，也表现的十分势力。“今之释子，皆以势力相尚，奔走富贵之门。岁时伏腊、朔望庆吊，惟恐居后。遇贫贱虽道途，曾不回顾”。文雅些的，是为了腰名。“宋兴，诗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于天台长吉，宋文安之于凌云惟则，欧阳文忠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于东都秘演，苏翰林之于西湖道潜，徐师川之于庐山祖可，盖不可殚记”。这种诗名，多是
30、攀附达官贵人或名人而得来。有的勾结官府、权贵，则是争权夺利，或 为谋求僧官的美差，或是依仗权势劫夺民财。如潭州僧海印，“多识权贵人，数挠政违法，夺民园池。更数令莫敢治”。另一方面，这对士风吏治也具有腐蚀作用。如开封执慈寺僧词海，时常出入于尚书左丞王安礼家，“道故时淫邪之游以为笑乐，无所不至”，被称为王安礼“淫污之渊蔽”。有的还为权贵出谋划策，干预其政事。熙宁初，有一经常出入于富弼家的尼姑，“为富弼言：世界渐不好，勿预其事也。弼信之”。这对富弼在王安石变法中成为反对派，不无影响。 两宋是外患频繁的时代，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僧人身上。宋僧的军事活动是很突出的，他们常协助宋军对外 作战，集中表现在北宋末
31、年和南宋末年。如靖康时，僧宗印“喜谈兵”，陕西安抚使范致虚因而假以官职。宗印组织僧人为一军，号称“尊胜队”，童行为一军，号称“净胜队”，并屡次参战。南宋末年，常州僧莫谦之，“纠合义士，捍御乡闾”，后死于阵中，入宋史忠义列传。尤为值得注重的是当时万安僧人起兵抗元，提出了“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响亮口号，反映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对世事的责任心。是为宋僧值得称道的入世之举。 综上所述，宋僧的显著特点是不出世，即世俗化或社会化。这是一种新的面貌，其思想、组成、生活方式都不同于以往。数十 万不出世的僧侣，以其独特的行为，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着种种影响，使宋代社会更显得复杂。 小结 中国古代的僧侣数量在宋代
32、是一个高峰，其成分也比以往更为复杂。这显然不是因为崇佛，而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灾难深重和矛盾的激烈复杂。宋代没有唐代那样的崇佛举动，幅员也没有唐代那么辽阔，但其僧徒却相对多于唐代，这是均田制崩溃以来，剥削兼并加剧的结果之一。再者，为僧不出世，度牒商品化，也是宋僧冗杂的原因。 宋代佛教普遍倡导忏仪、施食、净土等修行方式，这些修行法门适于在大众中推行，僧侣的寺院生活也日益世俗化。 宋代僧人之所以出家，一 般来讲不是为了来世，而是为了现世。遵守戒律者少，作奸犯科者多；真心修行者少，热衷红尘者多。他们大多数对教义失去自信，对天堂不抱希望。他们更加激烈地呵祖骂佛，但对俗世君主却更加恭顺，并与之确立了君臣关系
33、；在精神上叛依了佛教，在政治上皈依了皇权。 由于社会矛盾比以往更激烈复杂，宋政府必须借助佛教维护统治；由于僧侣比以往更冗杂不检，宋政府必须予以严格控制。由于佛教的世俗化，宋政府对佛教的利用之意大于信仰之心；由于僧侣的入世化，宋政府对其也不以“方外”对之，而以世法治之。这是相互影响的。反过来说，僧侣得不到以前那样 的优遇和信赖，也只有放下架子，屈服君权，投入尘世，放纵自己，努力争取俗世的享受以弥补损失。这就加重了对社会尤其是对人民的危害。但由于宋政府对其控制也严格了，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尚未造成更大的恶果。 参考文献： 1郭学勤北宋佛教政策述评 2009.4.1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童玮北宋佛教史年表（ 960-1127） 1997.6.15 佛学研究 3刘长东论宋代的僧官制度 2003.9.30世界宗教研究 4华方田两宋佛教 2004.1佛教文化 5游彪宋代佛教寺院基层组 织及其特征初探 2002佛学研究 6杨晓红宋代佛教在民间的普及与影响 2009.10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7聂士全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 2001.4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 8游彪论宋代佛教寺院内部的阶级关系 1990 第二期河北大学学报 9游彪关于宋代寺院僧尼的赋役问题 10游彪论宋代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及其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