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倒金字塔视角与软财富思维的巧妙构建从 2000 年的“李昌平呼喊”,到 2009 年的“李昌平难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可谓“拔出萝卜窝窝在”,三农问题已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难题。 2010 年元旦,胡锦涛总书记前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实地考察农业农村发展情况,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农民收入不徘徊。中央还将下发 2010 年一号文件,出台一批新的强农惠农政策。这是自 2004 年始新世纪中央出台的连续第 7 个一号文件,也是自 1982 年始中央出台的第 12 个一号文件。 云南作为中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大省,三农问题尤为突出。省委、省政府
2、响应中央号召,对云南省农业农村工作做出了相应部署,全省各州市均有相应举措跟进落实。近日,笔者欣读李琳玻著作的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对书中所展示的三农问题独到视角、精到思维、严谨体系颇感兴趣,特于此作些评述。 “李琳玻视角”倒金字塔视角 从国际、国内、省内的视面,聚焦来看楚雄州,从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思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就是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一书为我们提供的倒金字塔视角。通过这2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面貌、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策略以及楚雄州改善“三农”工作的实践思路。 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的著者李琳玻,系中共楚雄州
3、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在中国发展观察2009 年第 9 期有一篇刘奇写的把脉“三农”须整合六种声音的文章,其中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官员的声音,一种是学者的声音。 “官员属于社会精英且掌控行政力、主导话语权。官员的声音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高屋建瓴。以一览众山小的眼界观察经济社会,把握局势特点。二是统揽全局。能够把外部世界的变化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研究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准关键,抓住主题;三是敏感性强。未雨绸缪,超前谋划的职业责任使他们一般都具有决策的前瞻性和政治的敏感性。 ”本书刚好体现了这样的“官员声音” 。而另外体现的声音,便是“学者声音” 。 “自 20 世纪初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精英策
4、动乡村建设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目光聚焦三农 。作为专家学者,一是专业知识丰厚。 术业有专攻,专家学者长期从事某项研究,具有较为广博的专业知识储备;二是见地深刻。专家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观察事物、看待问题更为理性、深刻,更加透彻;三是相对超脱。专家学者居象牙塔、处三农外,研究三农,与农业农村工作无直接利益关联,有一种局外人的超然;四是敢于直言。专家多以学理相辩,推理言事,直话直说,尽酣畅而快。 ”作为“官员声音”与“学者声音”的完美结合体,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所展示的幅面和深度,是一般性此类著作所难以达到的。 在该书第 45 页第二章第三节“农业的弱质性与农民的弱势
5、性”中有3这样一段话:“2000 年 8 月 24 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致。为什么一个有着 5000 年农业文明史,有 4000 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 21 世纪的农村处于苦 穷 险的境地?”此段话还被作者引用到该书的“前言”中。可见该书作者写作此书的立意。时隔 9 年之后的 2009 年,李昌平在他的著作大气候中进一步提炼出了“李昌平难题”:“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的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 ”
6、李琳玻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与李昌平大气候的成书时间相距甚迩,笔者认为,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一书为大气候一书的“李昌平难题”提供了“李琳玻视角”,即倒金字塔视角。 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全书八章,从展示三农问题的样本“楚雄州”切入,探究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原因:“二元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三农困境,农业的弱质性与农民的弱势性”,进而提出了农民增收中的政府行为:不仅发展中国家在农民增收中存在政府行为,而且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且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在三农问题基本明晰之后,李琳玻开始以楚雄州为例引入实证,分析了楚雄州农民收入的构成,应用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
7、家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对楚雄州的产业结构及主导产业的培育做了详尽分析,最后,再次回归到样本,从影响楚雄州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入手,提出了增加边疆民族地区农民收入的4战略举措与长效机制。 软财富思维解决“三农”核心问题 在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一书第八章第三节“构建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中李琳玻提出:“三农”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怎样破解农民增收这个难题?李琳玻认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更宽的领域、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视野来审视“三农”问题,创新工作思路,强化治本之策,着力构建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长效机制。这些长效机制包括:构建优质高效
8、农业体系,加快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构建农业生产节约与降低成本体系,减少农民非消费性支出;构建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加速农民转移;构建三农支持保护体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造优良环境;提高对农民的服务能力;建立农产品信息平台,真正为农村提供综合性服务;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机制。 从这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中,李琳玻体现的是一种“软财富”思维。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 MBA 导师滕泰在财富的觉醒一书中指出:“在软财富时代,不仅精神产品的财富价值越来越高,衣食住行的物质财富比重越来越小,而且物质财富本身的价值结构也被软财富化那些看上去是硬财富的东西,比如书籍、通信设施、电脑、电
9、台、基站、大型服务器等,它们有形的化学制品和金属制品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藏在这些硬财富中的频率、编码、程序,以及它们所记录的语言、数字或符号。在5软财富时代,软财富成为承载人类欲望的主体,硬财富不但已经不再是主体,而且成为软财富的价值载体,沦为软财富的奴隶 。 ”“软财富”思维是自 2008 年因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学家的一大重要思维突破,它彻底颠覆了牛顿时代以来陈旧的财富观,提出了软财富和软价值的新观念、新战略。 传统经济学的价值决定论其核心是“稀缺性”,按照这种观点,越是稀缺的商品就越值钱,比如珠宝,而不稀缺的东西,一般就不是财富,比如空气。而农业,就是典型的具
10、有这种稀缺性的产业。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这里的“本”就是指农业。 三农中国季刊发表温铁军的21 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一文指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中国其实是一个小农国家。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民、农村、农业。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中国有 14 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 1 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已经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而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又有 6 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
11、0.5 亩,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满足了,更遑论生产资料功能。在考虑资源的制约时还要考虑到水资源的制约,因为那些人均耕地面积超过 1 亩的地区,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连基本生存都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制约。 ”可以看出,要想通过单纯的“农业”来解决“三农”问题,显然是不现实也是难能为的。即便在云南这样的一个资源大省,在楚雄州这样一个享有“云南植物王国里6最高贵的诸侯”美誉的资源大州,也是遑论容易的。 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的作者提出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八条长效机制中,有两条针对农业,一条针对农民转移,五条针对三农服务。笔者认为,在农业方面,结构的优化和成本的降低当属必须之策
12、。而通过城镇化将大批的农民转移出来,转移到财富要素市场领域甚至是软财富领域,通过缩小农民基数来实现三农问题的釜底抽薪,才可避免三农问题的扬汤止沸。剩下的就是针对三农问题的“必要底数”来提高服务水平,使更广范围的生态财富与软财富联姻,真正实现农民的财富增长。 就在 2010 年 1 月,?t 望新闻周刊登载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的七策发力“三农”薄弱点一文,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增进农民福祉的七条策略: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完善农村经营制度,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全面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供给;坚持节约用地制度
13、,努力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大力发展农村金融。 赵涛的“七策”与李琳玻的“八略”,一个针对全国“三农”问题,一个针对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笔者认为他们的核心思维都是通过如何增进“三农”软财富以提升“三农”硬财富从而解决根本问题,在克服“李昌平难题”上下功夫,可谓真知互见,在很多观点上不谋而合。 7表层与深层汤药共有的思想体系 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一书,以更多的实证表现形式,结合精到的理论分析及策略透视,为广大读者特别是“三农”问题的管理者、实践者、决策者们提供了一剂有关“三农”问题的思
14、想盛餐。 书中具有大量的统计数据,有很多来自于楚雄州的一线实践,如“2006 年楚雄州农民收入构成情况表” “20042005 年楚雄州各产业生产总值及增加值”等。这些实证材料,一方面为该书的理论架构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其他专家学者研究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提供了丰富详实的个案。李琳玻以他多年的实践经验,为探讨和解决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为他的理论上升和其他人的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有了调查,当然就有了发言权,但笔者发现,李琳玻的笔端往往站在政治敏锐性的高度和眼界宽阔性的广度,一方面中肯独到,另一方面密切结合了中国的“三农”政策实践。如李琳玻在论述“绿色
15、食品业的培育”这一问题中提出:“目前发展绿色食品业有内外部有利条件,首先,国际的绿色化浪潮为楚雄绿色食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其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其中的一个重点,实行对于有利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给予扶持,为楚雄州绿色食品业争取国家支持带来了新的机遇。第三,楚雄州的区位地理资源优势决定了绿色食品业作为区域主导产业的先天特质。 ”这样的论述,既有别于政府文件的工作部署,也有别于纯学术意义上的观点陈述,既高屋8建瓴,又极富理论建树。 作为问题研究性著作,当然既要有实践,还要有对策研究。该书的对策研究,主要建立在实证和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成果之上,除此之外,还倾注了李
16、琳玻的贯通性思维。有第一手的材料,有第一流的工具,还有第一性的思考,这是该书的显著特点。在理论工具方面,李琳玻在“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中引用了“二元论”,在“楚雄州主导产业选择与培育”中引用了“产业选择基准理论”,在“影响楚雄州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中引用了“后发优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思考“三农”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维模块。而在对策的提出上,李琳玻的贯通性思维体现得十分充分。如“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李琳玻提出以下九大对策: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打造优势,增强竞争力;着力搞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
17、战略性调整;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广泛开辟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为城乡创造平等发展的竞争环境;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条件。九大对策,立于实践,起于理论,一脉相承,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极具可操作性。 无论是表层的捕捉还是深层的思考,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一书都细致入微,独具匠心,亮点频显,且体系严密,结构严谨。而惟一让笔者感到有些许缺憾的是,该书的极少数插图与内容的配合性方面略显生硬。 9一点瑕疵,怎掩大瑜?时任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的李琳玻,
18、因繁忙的公务而往来于楚雄彝族自治州 1 市 9 县的“九分山水一分坝”间,因求学及取经而奔走于国内外,能于公务间隙辛勤笔耕,写出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这样的宏篇,令笔者钦佩。 总而言之,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不失为学习、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一部难得之作,势必在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体系上,留下云南实践性学术理论的深深足印。 责任编辑:吴安臣 相关链接 边疆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研究以楚雄州为例作者简介: 李琳玻,云南省曲靖市人,农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MPA),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在云南省罗平县牛街乡党委、宣威市委、曲靖市委农工部任职,2001 年至 2006 年,先后任云南省农科院副院长、楚雄州副州长,现任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