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物欲中国面对或然未来在一个财富没有获得彻底正当性的国度,人人却以获得金钱为人生最重要的理想,这是中国商业文化中最奇特的地方。 在 1988 年 9 月,历史学家许纪霖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个知识分子跨世纪的选择一文。身处新启蒙时代的中国,许纪霖这样表达自己对现代化终极目标的渴望: “十七世纪的英国,将一大批炫耀佩剑、族徽、纹章的贵族,改造成为炫耀金钱,并在经商方面煞费苦心的人,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十九世纪的日本,将一批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武士,改造成为拼命向企业投资的商人、企业家,是日本成功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怕的并不是什么利益欲和金钱欲冲动,而是社会能否把这种冲
2、动引向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将人类社会推向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社会还不具有这种神奇的改造力量。 ” 21 年瞬息而过,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欲的解放,都在中国全面登场,资本和企业家更是激起社会爱恨并存的复杂心态。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下这样的结论:中国已经拥有了那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神奇力量”?在充满了或然性的历史进程中,商业将把中国带向何方?或者说中国将把商业带向何方?绿公司记者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进行了对话。 2重新反思 绿公司:21 年过去了,您怎么看当时的这篇文章? 许纪霖:20 年前,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大家一致认为市场经济是好的,民主政治是好的,个人主义是好的,帕森斯描述的
3、这三个指标,被我们理解为现代化。但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想象是贫乏的。三个指标中,我们至少已经实现了两个,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但我们惊讶地发现,很多东西未必如最初所愿,特别是今天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权贵市场经济。所以 80 年代中国社会肯定市场经济、肯定个人主义是共识,但在今天发生非常大的分裂。 20 年前我写这篇文章,是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讲“历史往往不是由善,而是由恶的力量推动的” 。金钱欲、物欲在传统东西方社会里都被认为是恶的力量,是被压抑的,中国有“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之说,西方基督教传统也有禁欲的传统,但西方的现代化把人的欲望通过科学革命、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解
4、放出来,这也是近代世界之所以飞速进步的动力所在。所以 80 年代我写的这篇文章,实际预设了现代化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今天看来,历史有规律吗?历史实际上没有所谓“必然性”的东西,历史更多是我们称之为“或然性”的东西。 人的欲望、金钱,和历史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有可能是善,有可能是恶,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一般中国人都相信进化论,梁启超、严复都这么宣讲,但一个世纪以前章太炎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3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 ”这就是章太炎提出的“俱分
5、进化论” 。善在进化,同时恶也在进化。老百姓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意思。 绿公司:当下您似乎更多看到“恶”的一面? 许纪霖:今年是五四运动 90 周年,我们都需要重新反思现代化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世界被全球化笼罩,美国汉学大师史华慈上世纪末临终前,指出了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全球正出现一种可怕的物质救赎主义” 。他用“浮士德精神”标示世人的金钱欲横决天下的动力、积极行动、无限扩张,主宰了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在世界,其强势可以将其它价值,包括真、善、美、自由、民主,统统边缘化,造成纯粹的物质享乐主义泛滥,自我喂养的消费主义失控。如果说现代化早期还有宗教和康德所谓
6、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制约,到今天宗教趋于衰落,社会去道德化,人生活得越来越不快乐,因为欲望的满足只是一瞬间,而欲望的需索则是无穷的。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人的理解过于单一化了,人仅仅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可回过头来,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不仅是一名经济学家,还是一名伦理学家,国富论之外还写了道德情操论 。除了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外,他尤其强调人还要有伦理的追求,要有同情心。哈贝马斯说,人们在由金钱和权力主宰的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今天的问题是这个生4活世界不复存在了,这也是今
7、天所谓成熟现代化发生的一部分。 明规则畅通潜规则就会减少 绿公司:要警惕“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 许纪霖:今天的中国过于早熟,在制度和文化尚未成熟之时,承担了太多现代化负面的东西。如果我们和西方现代化早期比较,制约人欲望的宗教、道德在西方没有缺席,但在中国过早的崩溃了。我们今天社会普遍流行的是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不少人无分善恶和是非;更多的人则以道为术,看道德对自己有没有用。在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里,市场经济中物欲善的力量,就可能演化为一种向恶的力量。 绿公司:言语间您充满了对未来的忧思。 许纪霖: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看到的是其中的复杂性。我是在肯定物欲作为推动历史
8、动力的前提下讨论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展出制衡和引导利益欲的制度和文化,更多发挥它善性的一面。 在文化层面,中国社会对企业家普遍存在一种分裂的虚假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里,公众非常羡慕、赞赏乃至妒忌企业家阶层,把企业家作为人生的理想;但在主流意识形态里,资本依旧被压抑,企业家并没有正当化,公众认为企业家一定是出卖灵魂的,茅于轼提出“为富人讲话”招致如此大争议,是很不正常的。其实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儒家非常不重视钱,但是赵公明是没人敢得罪的,一个人如果买得起鞭炮,那一定要在大年初五放给财神听。在一个财富没有获得彻底正当性的国度,人人却以获得金钱为人5生最重要的理想,这是今天我们商业文化中最奇特的地方
9、。 今天,社会文化一方面要给创造财富的企业家阶层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要否定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唯一性,把人生其它有价值的理想蒸发出来,让人们自由选择,比如选择追求知识,选择其它灿烂、有意义的人生。 在制度层面,当一个阶层很难通过制度性的渠道表达他的意见,必然以潜规则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完全透明、公开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但在中国不可以。所以我们要让企业家阶层通过正规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追求包括政治利益在内的合法利益。明规则畅通了,潜规则就会减少。 未来无法想象 绿公司:展望一下,再过三十年,中国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 许纪霖:历史学家是从来不预测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如同三
10、十年前没人想到今天一样,任何人无法想象三十年后中国的模样,中国正在经历的艰巨而痛苦的的历史嬗变和社会转型,存在太多的或然性。 绿公司:企业家群体基本有一个共识三十年后更强大,也更健康。 许纪霖:更强大是可以肯定的,更健康需要去努力。需要强调的是,更强大也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强大。经济上的强大是可以肯定的,但政治上能否强大存在或然性。19 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过去不久,大家都对革命时期的“参与爆炸”有恐惧,人们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对政治感6兴趣,拼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甚嚣尘上。奥尔良王朝很聪明,他们积极扶持资产阶级,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财,但是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领域,国民有充分的发财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朝鼓励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领域,对不起,你们就把权力交给我吧,我保证给大家稳定的秩序,保证民生和安全。社会普遍弥漫的这种氛围,成为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一个威权制度下,资本阶层的命运就是这样,经济上的强大和政治上的软弱是并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