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艺术人文的拯救问题这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人们用利益来衡量一切,比如说,某人在讲坛上讲三国出了名,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如何讲得好,而是赚了多少钱,于是会有人试图去讲另一个东西赚钱,从老子到庄子都会试遍。那些想着各种办法打入艺术娱乐圈的人也是如此,或者送钱,或者送身体,目的不是多么爱艺术,而是想象着成为大腕明星,金钱在闪光而已。于是,艺术人文本身也在堕落,那些吸引眼球的招会层出不穷,从下半身写作到稀奇古怪的行为艺术,再到俗不可耐的一些所谓小品。 去年还有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与审美文化有关的话题:有“90 后”女大学生提出,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为什么不能嫁
2、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革命年代的经典歌剧白毛女被如此解读,一时舆论哗然。这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下价值选择的问题,说明以“物欲症”为特征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人心和谐的精神因素。想一想那些成为阶下囚的贪官,还有那些善良而生活在重压之下的房奴、车奴、卡奴,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物欲症”的牺牲品吗?更重要的是,此话题从另一方面说明审美文化逐渐在人们心目中丧失了其独立意义,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心灵对它的需要,而是用身体来衡量艺术,把艺术作为一个生活事实来对待。 白毛女作为一个生活事实,喜儿面对富豪黄世仁,当然可以选择嫁给他,这样不仅可以2挽救自己的父亲,而且还可以享尽豪华。问题是,
3、几乎所有的经典文艺作品都可以这样通过“现实化”的身体衡量而被解构:哈姆雷特可以忍受着丧父之痛而等待继承王位,贾宝玉可以权衡利弊走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路,甚至,屈原也不必“吾将上下而求索”,何必为爱国而丢官呢,最后不是天下归于秦吗?这样一来,避免了多少悲剧的出现,也省得让读者去耗时间。只是,艺术人文的多米诺骨牌就彻底倒掉了。 全按照生活逻辑来运行了,便不再有什么东西来震撼我们的心灵:白毛女中喜儿宁肯到深山老林中去受苦难,也不愿嫁给黄世仁,除去阶级反抗的意义外,从审美的意义说,其价值就在于表达了人类心灵对伟大崇高、对真挚赤诚的向往:宁死不屈以抗拒邪恶,艰难守望以追求真正的爱情。如果剧中的喜儿嫁给了
4、黄世仁,那么白毛女就不可能存在了,人们便丧失了一次心灵洗礼的机会。实际上,罗密欧与朱丽叶 红楼梦这些经典的价值都在此处。 当很多人认为只要身体快乐即可,何必去经受心灵的磨难时,艺术人文的传统功能就消失了,它不再面向精神世界,只面向身体本身眼球是身体衡量的代表,最后的结果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低俗文化必然大行其道。 放眼世界,会发现艺术人文对人灵魂构建的意义,是一个全球性的、时代性的问题。20 世纪以降,随着工具理性扩张,物欲主义泛滥成灾,解释3学大师伽达默尔在其科学时代的理性(1981 年英文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中文版)中寻求人的精神解救之道,他在哲学与艺术的比较中寄希望于后
5、者。他认为,不只是物欲主义在形而下方面控制了人类,而且还将危险引向形而上方面,因为“哲学旧有的任务”正在于将人的独特体验、人的自我认识从自然本体论中挖掘出来,“越来越多地转向科学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基础” 。屈从于科技的哲学只认领了一个任务:崇拜科技偶像,证明工具理性的无限力量。这样,哲学只能加剧人类退化与科技发展这个悖论的存在,不能使人走出“人类历史的最后限期”。 “苏格拉底认为,对于那些时刻感到压力的从业者来说,如律师、政策制定者、抵押贷款经纪人和对冲基金经理,总是会被迫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诡辩的律师肯定会成功、变得富有,也极会甜言蜜语,但他的灵魂微不足道、精明但却卑
6、鄙。哲学家与之刚好相反,由于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世界,有着甘愿落伍和看起来愚蠢的能力,他们自由着”(2010年 5 月 21 日青年参考)。 但伽达默尔不这么乐观,他认为哲学的工具化已经使得自身无可救药了,人欲拯救自己的精神,还是要请艺术出场,甚至让艺术去帮哲学的忙,即“艺术加入了世界观哲学的队伍” 。他的选择是:将艺术本体论化。他相信,如果柏拉图还在,一定不会再主张烧毁诗歌,而“会以各种方式证明艺术存在的真实性” 。他对此非常自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发现 19、204世纪的文学巨著,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文化时代的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更接近哲学旧有的任务,并把它们视为哲学伟大遗产的保存者”(科学时
7、代的理性,第 129 页)。 伽达默尔的意思是,既然哲学愿意将自己工具化,那么,艺术只好单独承担人的价值构建、确认自我的任务,艺术人文成为人类最后的精神领地。此一用,当然无法用金钱来评估。对一些个体来说,它似乎无用,但对人类来说,其用大矣。 应该庆幸不断有人认识到这一点。2009 年 9 月,哈佛大学出台新的通识教育方案,规定了八大学术类别:“美学与阐释性理解” 、 “文化与信仰” 、“经验与数学推理” 、 “伦理推理” 、 “生命系统的科学” 、 “物质宇宙的科学” 、 “国际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 。每个大的类别提供数门乃至数十门课程供学生选修,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从每一个类别中至少选择
8、一门课。 “通识教育”并非只有人文学科,但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在强调此次改革的重要性时,却单单点出了人文学科:“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 这对艺术人文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在技术主义统治的世界里,终于又有人来关注灵魂的救赎了。哈佛的新政可以溯源于美国学界近年的争论。2008 年 1 月 6 日,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的文章,质疑了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5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中的观点:如果“Z 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力量的时代寻找意
9、义”,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惟有人文学科才能帮我们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只有人文学科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 费什如此质疑科隆曼的观点: “现世的人文主义(或者说,也就是过时的人文主义)的前提是,那些经久不衰的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中所描绘的行动与思维的例子,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努力赶超的欲望。 ”因此,人们在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后,会钦佩卡尔顿代朋友去死的无私行为,在受到感动之余,愿意在未来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当读者在惊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卖灵魂的故事后,再不会愿意去出卖自己的灵魂了。 费什说,“上述观念很好,但却鲜见有证据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证据
10、在反对它。 ”“上述观点如果属实,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为诚实的人必定是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成员,因为他们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在阅读伟大的书籍与伟大的思想,但作为一直待在那里(长达 45 年)的一员,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与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 ” 6费什指出:“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拯救我们不关人文学科的事,它们不过是给一个州或者一所大学带来收益罢了。 ”(参阅:郭英剑: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
11、谁站出来辩护?,中国青年报2009 年 10 月 28 日)显然,哈佛没有理会费什的观点,坚定地支持了艺术与人文。 又是美国人,耶鲁大学法语系主任霍华德?布洛赫(R. Howard Bloch)持“某些经典改变了世界”的观点,这些经典包括狄德罗的百科全书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左拉的我控诉等,理由是“所有这些伟大和持久的著作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类的特别视角:我们的激情和罪恶、我们的欲望对象、我们实现目标的策略、我们的幻觉和最真实的洞察力、我们最原始的感情和最高贵的理想等。经典记录了人类经验和行为的最基本法则,是让我们从中寻找认识世界和与世界协商的实际知识的最肥沃
12、土壤” 。 的确,经典中“认识人类的特别视角”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进化史,人类在认识和感受到那些“激情和罪恶” 、 “欲望对象与目标的策略”带来好处,也带来人性退化的恶果时,终而学会了用“最高贵的理想”来制约“最原始的感情”,灵魂得以拯救。这一过程,便集中存在于人文艺术之中。 7必须坚信,面对真正的人文经典,以及那些最后的传道者,人心还是会受到震动的,灵魂还是会质疑俗世的惟一性的,恰如黑格尔 1816 年在海得堡大学演讲中所说,“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
13、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回望现实,精神的闪光隐约可见:北京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李家声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文学经典,然后传道于他的学生,让学生的心灵充满着人性的温馨。 李家声的学生李赛,北京四中的毕业生,现在在美国新泽西上学。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自费从新泽西飞到灾区,加入到一支志愿者救援队,与同伴先后救出 7 位幸存者。后来,在谈到为什么一定要从美国飞回来时,李赛提及了自己的语文老师李家声。 高中语文课,李赛印象最深的是李家声讲离骚:“感觉讲台上
14、的先生,好像被屈原附体一样,散发出一种人性的光芒,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8离骚是李家声最喜欢的古诗词之一,不知读过多少遍。对好多诗句,有深刻的体悟。因为屈原涉江中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之句,有年暑假,他冒着高原反应之苦,特地到了青海格尔木,去直面巍峨雄浑、白雪覆盖的昆仑山,感受着诗中的意境。 李赛回忆着:“先生朗读离骚,时而激扬、时而悲愤。他给我们描述屈原与江边老人对话时,感觉屈原就在这里,就站在教室里一样。 “像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正是追星的年龄,很容易被面相、服饰等表面的美所吸引。但是那会儿,我是把屈原的画像,搁在相框里。我被屈原那种灵魂的美、精神的美,所深深地吸引。 ”(师说,中国青年报2008 年 7 月 16 日) 让我们记住这一幕吧,人毕竟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