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史“中国外语教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其独特地位。中国第一所学校是外语学校, 1862 年办的京师同文馆。中国共产党早在其成立前办了一所外语学校, 1920 年的上海外国语学社 , 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等。外语教育是我国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桥梁工作。 ”其历史可上溯到元朝。元朝(12801368) 是我国以蒙古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封建王朝。元朝政府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成四等: 一等是蒙古人; 二等是色目人(包括回回、哈剌鲁、钦察、斡罗思) ; 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 ; 四等是南人(也就是南宋遗民) 。元代将中央学校分为三类:一为“国子学”, 主
2、要教授儒家学说, 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69 年) 。二为“蒙古国子学”, 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1) 。规定蒙古学生70 人 , 色目学生20 人, 汉族学生60 人, 共为150 人。以学习蒙文译为通鉴节要为主, 兼学算学。学成考核,精通者量授官职。三为“回回国子学”, 创立于元世祖到元二十六年(1289 年), 学生人数定为50 人。限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入学。所学的不是蒙古文, 而是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 , 以培养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学科授以回回文文字为主, 专以培养诸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 亦思替非文字者, 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学者, 教
3、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代以后, 明代教习外语的学校主要是“四夷馆” 。据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载: “自永乐五年(公元1407 年) , 外国朝贡, 特设蒙古、女直(女真 笔者注下同) 、西番(西藏) 、西天 (印度) 、回回、百夷 (傣族) 、高唱(维吾尔) 、缅甸八馆, 置译字生、通事, 通译语言文字 ”。但此时八馆是以翻译语言文字为主, 因而还不是真正的外语学校, 而是翻译机构, 如翻译局。直到明代宣德元年(1426 年) 才“兼选官民子弟, 委官教肄, 学士稽考课程” 。明代永乐年间, 由于郑和、侯显相继出洋和出访后交往的增多, 外语
4、教学受到重视。清初改名为四译馆,乾隆十三年(1748 年) 合并八馆为西域、百夷二馆。明代之后, 清政府开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关于俄罗斯文馆建立和发展有许多种说法, 其中记载较详而可信的是康熙四十七年三月, 设立俄罗斯学之上谕奏事档 。1689 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到时, 曾出现过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担任翻译, 这两人暗地里和俄国使团戈洛文“里通外国”, 受贿徇私, 出卖机密, 损及中国的根本利益。这只是一例, 清政府从17 至18 世纪初主要用西欧各国传教士和在中国的俄国商人、学生、战俘担任中俄之间翻译工作, 这种有损中国利益的事不断发生。康熙考虑到中俄交往之事日增
5、, 应培养自己的俄语翻译, 可防止外国人从中捣鬼。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 ) 三月初八日 , 于是在南苑召见大学士马齐, 令其“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 具奏” 。十二日, 马齐回奏已得7 人, 康熙认为“甚少”,令马齐“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征集。至二十一日, 征得“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 。当日, 马齐即赴畅春园面奏。康熙下旨: “均令习之” 。并命马齐立即着手选择教师和校址, 确定管理体制。经中俄双方协商,俄方派俄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并选定在俄国商团所在地俄罗斯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驻地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 内于康熙提出要办俄罗斯学馆后的第十六天
6、就正式开学。但开学不足两个月, 由于俄国商团离京回国, 教师瓦西里辞职。马齐于上奏, 建议从镶黄旗满洲俄罗斯佐领中遴选“善于俄文者, 派为教授”, 康熙准奏。选定俄罗斯佐领库兹马和伊凡两人任教, 校址拟迁往左翼马市西北大佛寺内, 从此以后, 这所俄语学校走上正规。但到康熙五十年(1711 年) 三月二十八日, 库兹马、伊凡以及后来任教的雅科夫等3 人主动提出, 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的, 俄语水平不高, 教了3 年之后深感难以继续执教。上谕可于盛京(即现辽宁) 、吉林、黑龙江等地在投降中国的俄罗斯军人中招聘。俄国斯人尼堪经考核后录用。经近3 年的学习, 清廷举行考试, 在68 名学生只留下27 人
7、继续学习。此后, 俄罗斯文馆的学员基本上保在25 至27 名学员, 另有少数候补学员, 在正式学员升迁或病故等情况, 即于递补。从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一日起, 为使师生安心教学, 清政府按月每人给钱两千。清廷为免除“俄文学生无一正途, 不肯勤学”的后顾之忧, 决定“每人授给一职”, 即俄文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即特授一官职。俄罗斯文馆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由原属内阁典籍厅升级改属内阁管辖, 更名为“内阁俄罗斯文馆” 。并移址到“东华门外北大街俗名北池子” 。另一资料记载, 俄罗斯文馆是培养清政府同俄罗斯政府办理外交和商务官员的学校, 并非单纯培养翻译。每 5 年进行一次考试 , 按成绩分成3 等:
8、 一等授七品官, 复试仍一等者授以主事的实职; 二等者授九品官; 三等者留馆继续学习。正因为考试和升迁结合, 因而这种考试的要求比较严格。俄罗斯文馆到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 开始增设别的外语, 从开办起历时154 年, 最后并入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开始了我国外国教育全新的时代。从京师同文馆成立(1862 年) 至今的140 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外语教育出现六次高潮, 每次都处于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 都起了重大推进历史的作用,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第一次高潮从1862 年至19 世纪末。在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官之后, 1863 年在上海成立了上
9、海广方言馆, 1864 年广州设立了广州广方言馆, 1893 年在武昌设立自强学堂, 这4 所外语学府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四座中心城市形成一种甚具气势的外语教育格局。同时办起了一批军事学校和科技学校如福建建船政学堂(1866 年) 、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1867年) 、天津电报学堂(1879 年) 、上海电报学堂(1880 年) 、天津水师学堂(1881 年) 、天津武备学堂(1886 年) 、湖北武备学堂(1895 年) 等。这类学堂大多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授课, 学生入学后均需先学外语; 在正式上课时, 外语也是重要的课目。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由当时的洋务运动的需要。1894 年
10、至1895 年甲午战争爆发, 清政府惨败, 洋务运动破产。光绪、翁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掀起维新运动, 维新首先从教育入手主张废科举, 办学堂, 按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所颁布的“壬寅” 、 “癸卯”学制中, 中学堂以上均开设外语课, 因而我国大中学普遍开设外语课应以1903 年为起点。当时正处于清廷濒临崩溃的转折时期。在这个高潮中产生了严复、颜惠庆、顾维钧、邓世昌等一批历史人物。第二次高潮在1919 年前后。这次高潮的形成和出国留学有密切的关系。1911 年清华学堂的成立是个重要的标志, 清华的方针是“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 以便学生熟悉课程, 到美入学可无扦格” 。根据这一方针在校内英语取
11、代了汉语, 除几门国学课程(国文和中国史地) 外, 其余课程全用英语讲授。清华学堂成立之前, 相当多的教会大学已经是“根在国外、权在教会、西人为主、外国方式。 ”我国一批学术界的巨子都从此而出, 如竺可桢、茅以升、严济时、胡适、赵元任、林语堂等。不仅如此, 由于赴欧勤工俭学运动开展, 各种外语(尤其是法语) 短期培训在全国大中城市如雨后春笋。俄语学习也由于1920 年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成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时留学热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青年通过留学到世界各国去寻求救国图强,报效祖国的方法和途径。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等都是在这一高潮中接触外语, 出国
12、留学的。第三次高潮是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抗日战争后, 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是面临必须抉择的问题, 外语学习又一次掀起一个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的英语教学和解放区的俄语教学都备受重视, 都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措施。1948 年这时全国大陆即将解放,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将告结束, 1948 年3 月5 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友会礼堂举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选举产生了由范存忠、沈同洽、陆殿扬、张士一、初大告、柳无忌、朱光潜、钱歌川、吕叔湘、陈福田、任泰、袁家骅等21 人为理事, 潘家洵、谢文炳、温源宁等9 人为候补理事的理事会; 由杨宪益、曹未风等7 人为监事、沈开骥等3 人为候补监事的监事
13、会。甚至到1948 年12 月, 国民党政府还公布了一份初、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在解放区也是在1948 年6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 由中央外事组领导。在东北,1946 年6 月, 延安外国语学校经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等同志讨论决定在哈尔滨复校, 定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 由总部参谋长刘亚楼任校长。第四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俄语热” 。这是俄语一支独秀的学习外语的高潮, 是由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政策所决定, 当时中苏关系的实际发展也确有需要。这第四次学习俄语的高潮是在广原的思想基础上开展, 这个思想基础就是对党和新中国的拥护和热爱, 对社
14、会主义的向往和憧憬。当时流行着一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学习了俄语就可以直接接触苏联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把学习俄语作为一种要求进步, 响应党的号召,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 因而不仅青少年学者, 包括许多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如马寅初、朱光潜等也不例外。这种精神在表现英语学子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上: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后, 北京、上海外国语学校的英语学生踊跃报名参军, 英文部的男生几乎全部获准赴朝, 参加对美军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周珏良教授也赴朝。 1951 年1 月华东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建等地参加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英文学员达500 人,
15、 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校学习英语、法语、德语, 按调干待遇, 其中不少后又陆续派出国学习。这批学生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外语教育事业的骨干, 成为驻外使节和著名外语专家、学者。第五次高潮出现在1964 年, 具体标志是外语教育七年计划纲要的制定。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 我国的国内外形式好转, 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国际活动日益增多, 急需大力抓好外语干部培养的应急措施。为外语教育的发展由党中央国务院来制定发展计划, 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遗憾的是中国计划仅仅实施了两年, 就被十年浩劫所中止, 不仅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而且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摧毁。否极泰来, 1976 年1
16、0 月粉碎四人帮, 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全新的时代, 也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全面、持续的新的高潮。以前的高潮往往更多地和外交直接相关。这次的高潮远远地超出了外交领域, 而是为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在所有领域中, 铺设中外交往的语言通道,外语教育则正如张奚若所说的“外语教育就是中外友好交往、合作的桥梁工程” 。中国外语教育长期以来备受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怀, 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几乎事无大小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指导。中国外语教育也凝聚着几代各方面人士的关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先驱邹韬奋亲自参加过外语教学, 在推广直接教学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语言学的大家吕叔湘先生写下一本中国学英文, 出版于解放前。1962 年再版改名为中国人学英语, 是本难得的、指导英文学习的好书。中国的外语教育不仅局限于专业, 与留学事业紧密相关, 而且中国的外语教育还直接影响到各门学科, 不论文、理、农、工、医、政、法、财, 掌握一门外语或几门外语就如虎添翼, 这可以说既是专业 , 又是其他专业的工具, 对近现代中国其他专业学科起着不同意义和作用。外语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现在我国不少大学本科外语专业人才活跃在外语、外交、外贸、教育、文艺、金融、新闻、社科研究、旅游以及各口、笔翻译部门, 甚至体育和广播电视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