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当芬兰语遇上法律2015 年芬兰的雪来得似乎有点迟。11 月，我身处的北极圈小城还徘徊在零上三四度。不过这反常的“高温”并没有影响极光漫天飞舞的“心情” ，我已经接连 3 天在公寓阳台上欣赏极光在空中肆意舞动的身姿了。这些年来绿色的极光倒是多见，今天有些特别，天空隐约泛着些粉紫，都说极光下许愿比较灵验，于是赶紧许个愿。 取舍 今年是我在芬兰的第 6 个年头，而我与芬兰、与芬兰语的缘分则快满 10 年了。记得大三那年第一次走出国门，我对芬兰的一切都感觉那么新鲜，激动与兴奋溢于言表。毕竟，对学习语言的学生来说，能够在对象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是一件幸事。大三出国留学对于本科 4 年的非通用语专业的
2、学生来说，是最恰到好处的选择：大一、大二是系统学习、夯实基础的关键，在形成对语言本身和对象国的基本认识之后，进入最佳的语言环境，语言能力才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大三之后就要面临人生转折点职业选择。 记得一次与时任诺基亚公司中国区总经理交谈，他说，会芬兰语当然能成为将来求职的一个亮点，但语言只是沟通的工具，还需要有专业能力，毕竟工作中大家都会说点英语。他的话道出了很多学习非通用语的学生所面临的窘境是要为了工作舍弃语言，还是执着于语言却面临毕业就失业的风险？ 2现实中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我是幸运的。在本科学习芬兰语时，我接待了芬兰瑞典法学访问团，遇上了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
3、导师建议我尝试把良好的语言基础与新的专业知识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大三留学期间，我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坚持去旁听其他专业的公开课：新闻、教育、商科没想到还是法律最吸引我。留学回来之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学院的老师，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帮助我获得了保送本校法学院攻读法学硕士的机会。当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毕业后选择跨专业工作的同学，大多从事了海外汉语教师或外交工作，吃“法学”这只螃蟹的，我算是第一个。 法院院长让我做翻译 从一个语言学习的佼佼者沦为法学的“后进生”“老学姐”挤在大一新生堆里上法学基础课的滋味不好受。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勇往直前，要对自己负责。这种决绝在我选择到芬兰攻读法学
4、博士学位时也是一样。 有的跨专业学生会把以前学习的语言给丢了，但我热爱语言，热爱芬兰语，我要用芬兰语来研究法律问题！2011 年，我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第二次踏上了留学芬兰的征程。 与芬兰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我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开始我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想要真正了解芬兰、了解欧盟的法律体系，离不开全面系统的学习。在芬兰拉普兰大学法学院，在博士生课程之余，我又开始了法学基础课3之旅。不同的是，这次是全芬兰语教学。一堂课少则 3 个小时多则 6 个小时的高能专业知识，芬兰本国学生听着都有些吃力，何况我一个外国人。不过我没有因此而退缩，不懂就多看多
5、听多问，久而久之，我不仅能够消化整堂课的内容，还能够参与课堂讨论。后来整个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都知道了有一个会说芬兰语的中国学生。 在芬兰攻读博士学位给予了我一个良好的平台来研究芬兰法律，而我本身的语言能力也着实为我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但是博士阶段的研究意味着我要阅读大量芬兰语文献。芬兰语本身就很复杂，而阅读芬兰语的法学专业文献，是个让芬兰学生都头疼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个句子往往要来回阅读好几遍才能弄明白意思，本科 4 年学习的芬兰语知识突然变得不够用了，我着急了。 事有凑巧，2012 年 9 月，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在芬兰罗瓦涅米上诉法院召开，研讨会上该上诉法院院长要介绍芬兰的司法制
6、度，法院院长听说我这个中国学生会芬兰语，硬是要我给他做翻译，虽然有点措手不及，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完成任务。没想到任务顺利完成，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后来法院院长问我要不要来法院工作，这是一剂强心针，让我深信自己有能力攻克语言与专业这两个难关。这也让我再次庆幸本科 4 年的语言学习，那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如果当时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就根本无法用芬兰语来学法律；而从芬兰语专业毕业也并不意味着芬兰语学习的终结，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芬兰语的应用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不断地学习、提高，才能帮助我真正做到用芬兰语来研究法律问题或许这也是语言的一种独特魅力吧。 4使命 很多人会问，你用芬兰语研究芬兰法律，将来回国有什
7、么用呢？ 芬兰作为欧盟成员国，是一个很好的窗口，让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欧盟法律制度，而欧盟研究在中欧关系往纵深发展的时刻是非常有必要的。我选择从事中芬法律的比较研究，一来并不脱离中国的实际，二来也可以弥补学界这一研究方向的欠缺。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成为了我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律制度、中国法律文化的窗口。 2012 年，我受邀参与了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项目世界各国宪法中芬兰宪法的翻译与校订工作。翻译，对于每一个语言学生来说都不陌生，但这一次的翻译工作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语言与法学这两个学科进行了有机结合，也为我国现行宪法公布实施 30 周年献上了自己一份小小的贺礼。 2013 年
8、，我获得了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实习的机会，短短4 个月，谱出了我求学阶段精彩的小插曲。当时我担任教科文组织“国际工作人员协会”的法律助理，主要任务是帮助该组织的雇员及时获得法律救济，这给予了我一个独特的视角来了解国际组织。我实习期间正值教科文组织第 37 届大会召开，也是该组织第一次选举中国代表担任大会主席，这位主席就是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会议间歇我遇到郝平，聊起他为非通用语学生出国留学做出的积极努力，他感叹北外的学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而那一刻，尽管我不是一名外交官，但也深深体会到了“世界上凡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北外人的身影”的骄傲与自豪。5我们非通用语人身上都有一种使命感语言是我们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而通过这把钥匙，我们不仅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也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使命，我才拥有了如今立足语言、跨界法律、放眼世界的机会。而我也衷心希望“做一个多语种、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这也是我在极光下许下的美好愿望。 （作者系芬兰拉普兰大学比较法学研究学者、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