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与方汉奇先生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方汉奇教授，祖籍广东普宁。1926 年 12 月 27 日生于北京丞相胡同潮州会馆。今年恰逢他的 90 周岁华诞。他从教 60 余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桃李满天下，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都有他的弟子。我虽不是他嫡传学士硕士博士，但也是他的学生，只不过不能称之为好学生，师生之谊已持续 30 余年。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也是我的福分。 一 说我是方老师的学生，是因为我于 1983 年 9 月受中央民族大学的派遣，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的教师进修班学习一年，主攻中国新闻事业史，兼修新闻理论。当时由方老师讲授中国古近代新闻史课程。他的讲课内容精彩、思路清晰、语言生动
2、，人称“活字典” ，当时已是校内名师（中国人民大学先进工作者） 。到我们结业的时候（1984 年） ，他已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到中央民族大学（时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写作学教学，对于新闻学一无所知；尤其是面对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更是两眼一抹黑。在进修班里，我的年龄最大，时年 45 周岁。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老师。从北京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园，直到现在住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从新闻学的基本知识问起，从基本知识学起，请他指点迷津。他对我幼稚可笑的提问，从不厌烦
3、，总是耐2心地解答。方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终于使我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为什么方老师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呢？第一，从我与方老师多年的接触中发现，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特别热爱。他说：“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不错，可以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不断学习，有所开拓”1。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兴趣” ，我觉得特别重要。对于这一点，我和方老师有相同经历和感受，我也是上中学的时候就憧憬教师这个职业，一直想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我们俩最初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点。他说，外界对“教师爷”有所误解，说什么节假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休息；人们紧张工作上班的时候， “教师爷”还是在家休息。一年四季，天天“享受生活，好舒服啊”！
4、其实，教师不仅在人们上班工作的时间要认真从事教学科研，甚至节假日，包括大年三十都要加班加点，完成所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认真的有成就的学者，绝不可能天天逛街、进出娱乐场所。 第二，人称“集报大王” 。1944 年在方老师还是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搜集报刊，到 1953 年止，累计收藏各种历史性的报纸3000 多种，并且还举办过一个颇有点影响的“报展” 。1948 年 12 月 5 日，系方老师的母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庆，为此学校欲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报展。因为是战争年代，响应者寥若晨星。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展出虽以本校学员为主，但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共展出 1650 种报纸。其中以方汉奇参展的
5、报纸最多。那时，他已集报上千种，他把所搜集的报纸分成 10大类、118 个小类。据说，此次报展参观者达 6000 人，成为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报展。退休前后，他曾经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报纸送给本校3和其他院校的资料室和图书馆。比如他把 1884 年在广州创刊的述报于 2010 年 5 月赠送给他的母校苏州大学图书馆。方汉奇被集报界尊为“集报大王” 。他藏报时间不仅长，数量多，而且藏有价值高的“海内孤本” ，他无愧于“集报大王”的称号。他对他所收藏的报纸，并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在精心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可谓谙熟于心。 第三，熟练掌握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方老师手摘笔录几
6、十年，积累卡片 10 万余张。他曾对我说，用电脑与做卡片并行不悖，电脑起不了卡片的作用。他做卡片的死功夫、苦功夫，始于1947 年。那时，他正在大学新闻系读书。这年学校请来了著名记者曹聚仁讲授新闻采访课。他从曹聚仁那里不仅学到了专业课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学到了教好课、从事科研的基本方法如何做卡片，如何利用卡片积累资料的经验。诚如他曾多次说过的那样：“从那时起，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做的卡片，累计已达 10 万多张，直到现在还在做，不但自己做，而且教学生做。 ”最近，他还在强调，电脑虽然检索快，但是不能排列在一起进行研究。学术研究还要靠卡片！如何搞好科研？2010 年，在全国已有近 60 部中国新闻史
7、教材时，面对学界的“浮躁”情绪，他及时向新闻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发出“多打深井” “多做个案研究”的号召，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早在 1981 年 12 月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方老师就提出“加强对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 。1992 年，他说， “为了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要对历史上起过重大影响的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 “逐个进行个案研究” 。1999 年，他在新中国五十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中，再次指出“加强深4入的个案研究，包括个别报刊个别新闻史人物和个别专史的研究” 。2006年，他又一次强调“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
8、研究”等。可见，方汉奇“多打深井” “多做个案研究”的思想，并不是偶然的奇想，而是针对当前新闻史学界普遍存在问题的深刻思考。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指出了一条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光明大道。 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据刘泱育治学与知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统计，截至该书出版，即 2013 年 11 月，方老已出版专著、教材、工具书、文集 17 部；发表论文和文章 206 篇；序与书评 112 篇；未刊稿 31 篇。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按正常的有效的工作时间 30 年计算，方老平均每两年编写一部著作，一个月写一篇论文。2如此高产，来自于厚积薄发，来自于他是“集报大王” ，来自于坚持半个多世纪
9、的卡片资料的积累，来自于“焚膏继晷” “夜以继日”的勤奋。科研成果，丰富了他的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凡听过他课的都不约而同地说方先生的课堂“充满意趣” ， “他信手拈来的掌故，时时引发满堂笑声；他史海钩沉的能力，常常令学生拍案叫绝”3。而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解决。没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教学。 二 在人大进修班里我不仅受到新闻学的启蒙教育，而且在方老师的指点下，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开始琢磨少数民族新闻史，并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那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一天我坐在方老师的书房里，我跟他5讲明我所在学校的特点、优势以及学生的来源和
10、毕业后的去向，据此把中国少数民族报刊史确定为研究方向。根据我提供的情况，他爽快地对我说， “只能如此啊！”方老师的肯定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勇气。他还为我的教学科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我平生第一次新闻史的教学科研活动，是参加由郑州大学王洪祥教授牵头的中国新闻史的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我多次登门拜访方老师，在方老师的启发下，我有意识地将少数民族新闻活动、新闻传播纳入其中。对此，方老师在该书的序言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部教材有关我国早期新闻传播活动，有关先秦历史文献中的新闻因素，有关古代新闻史的分期，有关新闻评论和通讯写作的发展，以及有关少数民族报刊和一些过去很少研究的有影响报刊的介绍、论
11、述和剖析都很有新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闻史研究的空白”4。在方老师的指引下，我终于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并成为全国最早“讲民族新闻史” “带民族新闻研究生”的教师5。 1987 年被列入全国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启动后，作为主编的方老师，把我这个初涉新闻史领域的、从未参加过重大科研项目的“新人” ，也“请”了进来。我深知这是给我一次锻炼、学习的机会，在实践中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我最初承担的任务是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三节第一、二、三目，即国民党加强对新闻宣传的控制 新华日报 、 群众周刊等大批报刊被摧残 第二条战线上报刊的艰苦斗争等内容。为了保证出
12、版质量，达到出版水平，时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通史编委、复旦大学新闻学6院院长丁淦林教授还亲临寒舍指导，使我深受感动。1994 年拙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完稿后，我请方老师写序，方老师读过手稿之后，他与宁树藩、陈业劭两位老师协商，让我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补写有关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内容。可是当时第一卷（古近代部分）已付梓，只好从第二卷补写，即古近代的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内容是以倒插笔的方式出现在第二卷（现代部分）的。 完成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之后，宁树藩教授、方汉奇教授又邀我参加了他们主持的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13、以及丁淦林老师主持的中国新闻图史的撰稿任务。在方汉奇老师以及其他知名教授的言传身教、手把手的传授下，使我初步摸清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掌握了进行科研和写作的基本方法，完成了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的“蹒跚学步”的最初阶段。 拙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能够出版和两次获奖，如果没有方老师的指导和各位前辈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方老师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搜集资料的线索。成书后方老师又欣然为之作序。他说：“这部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我国少数民族报刊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的考察，既弄清了一些史实和它们发展的脉络，为读者勾勒出一部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报刊的历史画卷，也对各时期有
14、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报刊，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新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总结了他们的工作经验，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改革，特别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7办好带有民族和地区特色，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由于方老师的这篇“序” ，才引起了新闻界和学术界对我和我的著作的关注。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申报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的情景。我多次拜访方老师，向他请教能否申报和完成这个课题。针对我这种犹豫不决、信心不足的情绪，方老师明确地对我说：“这个项目就是为你而设定的，你不认领，让谁认领？！”后来还对我的论证材料提出了具体意见，
15、使我的论证更为严谨科学，更具可操作性。从项目的认定、论证、组织队伍以及调研到结项，都离不开方老师的鼓励与指点。课题结项后，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 （上下册）作为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付梓之前，方老师又为之作序。他说，这部专著“内容涵盖地域之广、民族之众、新闻传媒之多，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已出版的同类著作，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对于作者们的学术成就，他“始终怀有至深的敬意” 。 我还主持过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稿 ，方老师在中期检查时，看过我的手稿后当面对我说：“还叫史稿？改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吧？！”由于方老师的提携和无私帮助
16、，我的研究终于在学界获得认同。吴廷俊、李秀云在 2015 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的主题发言中说：“白润生为进行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向民族地区的每一家报社讨资料，设法利用去民族地区开会的机会在当地淘资料，向从民族地区来北京的人要8资料，还利用教学机会与少数民族学者和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交流从而获得有关资料。这种点滴积累的方式有效地挖掘着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这座富矿。 ”6 对于我的点滴进步，方老师总是及时予以鼓励。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方老师任会长时，历届学会的总结报告中都不会遗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新发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六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报告中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肯
17、定。他在总结几年来新闻史研究的特点时，特别提到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既历史悠久，又发展迅速。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太少了。白润生同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 （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问世，改变了这一局面。在白润生等同志和他所带的几批少数民族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7 为了让我及时了解新闻史学界当前学术发展形势，方老师除邀请我参加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外，还经常邀我参加他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作为评议人或答辩委员。这些活动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极大，扩大了我的视野，使我摸清了当前学术发展动向。 总之，方老
18、师对于我的热情鼓励我一直铭记在心，他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热情关注，一直鼓励着我和我的“同行者”更加努力，更加奋勇向前！ 在方老师 90 华诞到来之际，我衷心祝愿方汉奇教授健康长寿！ 注 释： 9宁树藩主编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经过 23 年的努力，终于杀青，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由方汉奇作序。 1996 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 年获教育部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参考文献： 1刘泱育.方汉奇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 2李建新.方汉奇新闻史研究的法则与路径J.新闻春秋，2015（1）. 3陈昌凤.学术人生庄谐有致我的导师方汉奇先生J.新闻与写作，2007（9）. 4方汉奇.序言M/十四所高等院校编著.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5唐虞.闹中取冷白润生N.中国青年报，1995-11-30. 6吴廷俊，李秀云.百尺竿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十年J.新闻春秋，2015（1）. 7方汉奇.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记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六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M/方汉奇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85-686.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 编校：赵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