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听觉名片”“名片”一词是自带视觉性内涵的。 “听觉名片”之说，则对此予以了听觉性挪用和引申。提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要强调文化空间其实也具有听觉属性，如同一张听觉上的“名片” ，微妙地折射出审美趣味、身份政治甚至意识形态。因此，就值得运用“听觉名片”这样一个概念，从听觉的角度对我们身边的社会文化状况进行分析解读。下面就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讨论“广场舞”听觉、公共噪声，以及听觉习惯如何受到文化和技术所驱动等问题。 但首先还要从听觉和视觉的不同之处说起。相对于视觉，听觉更为“隐性” 。听觉感知作为客观存在，很容易被我们的感官“格式塔”和“视觉性思维”所“无视” 。 比如当今当我们在我国大街小巷步行的
2、时候，一项生存技能就是要“竖起耳朵” ，对电动车的细微声音实施“监听” ，以防它抽不冷子钻到眼前。对于这个任务，眼睛是无法胜任的。视觉性“监视”需要我们转动脖子和眼球，监视到眼前此处的时候就监视不到后脑勺的彼处，很难做到全方位和不间断。所以这项重要的任务就只能交给耳朵去做。再比如说，对于广场舞冲突的解释，很少有人能够指出冲突的实质不在视觉上面，而只能是听觉上的。道理其实明摆着，视觉上的舞姿只要不是到了伤风败俗的地步，都不会产生冲突。广场舞显然在视觉上并无大碍，在听觉上则让很多人不能忍。还有，当人们谈论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2“新感觉派小说”的时候，往往把那个“新感觉”等同于视觉现代性，而
3、忽视了听觉现代性也是“新感觉” ，包括大都市的喧嚣、广播、留声机、电话等。听觉性的存在，在日常的私人空间里面也同样微妙。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丈夫振保整天在外，妻子烟郦在家闷得慌。丈夫就觉得广播（小说里叫“无线电” ）可以代替自己和她说话，还可以让她学学国语和外面一些事情。对于妻子来说，听“无线电”也挺好的，这样就免除了夫妻之间没有话说的尴尬。举更近便的例子。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突然听见我妻子在客厅用手机听爱的代价 ，我心里头就说：“什么状况？有必要听这个吗？”但然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妻子喊我“快来听冯小刚唱的爱的代价 ”。这样举一些例子，才能够凸显，哪怕在今天所谓的读图时代，读不带图的
4、纯粹的声音也能读得惊心动魄。开个玩笑。当下美学文艺学的话语者虽然喜欢说“读图时代” ，但如果要把他们电脑里的声卡拔走，他们肯定不干。 下面就要说到我国一些主要文化空间的“听觉名片”现状以及背后的文化症候了。 这几十年，听觉环境也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未见显著改观。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写于大约 30 年前，读者至今觉得出神入化。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视网膜和手机屏幕中所见的地坛，和史铁生所呈现的并无不同。但这样的阅读默契是建立在读者自我“屏蔽”其听觉的基?A 上的。在听觉上，现在的地坛，特别是在游览旺季时，已经变成了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的听觉集中营。在任何一个地点的两百米半径之内，都有若干个音响设备在发
5、出大分贝的相互“违和”的旋律。各种气3功、广场舞、街舞的声音，形同声音炸弹。所以，如果说到“听觉名片” ，今天的地坛实在不怎么样，更与国外高水准的“听觉名片”相距甚远。 2015 年夏天我曾在维也纳市政厅附近小住。那几天每当夜幕降临时，市政厅背后的空场就有露天音乐会。要是想吃喝，再跑远点儿就有卖炸猪排和各式餐饮的“美食街” ，一直延伸向“人民公园”和霍夫堡宫。北京的一些消夏去处，虽然在视觉上与此有很多可比性。在听觉上则相去甚远。在维也纳这一处露天空间里，音响装置所唯一放送的就是音乐会上的音乐，不存在不同声音主题的干扰。美妙的音乐弥漫于整个的开阔空间，让人有一种共同沉浸于音乐欣赏的归属感。市政厅
6、是一座新哥特式建筑，巨大的外墙立面如同一座山，把声波反弹回来，不会让音乐在空旷的空间里过于分散。所有的听觉效果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而且服务于人们的不同听觉需求，按照距离的远近，分出三个层次，离音乐会区域越远，则音箱播放出来的音量也递减。对于坐在露天座位上那些专门听音乐的听众来说，他们欣赏到了声学效果极佳的音乐，参与到了一个音乐共同体之中。再远一些的闲人，则既流连于美妙的音乐，也受到炸猪排和啤酒的诱惑。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听觉效果，大约类似于少年鲁迅在乌篷船上远远听到的“社戏” 。更远的选择在美食街吃喝的人，也能在交谈中享受音乐的陪伴。这个距离上的音箱的音量被有意控制得很小。他们听到的实际效果
7、，就如同助兴的背景音乐或者叫“Muzak”了。树立起国外“听觉名片”的标杆，就可以直戳国内“听觉名片”的鄙陋。记得我有一次深秋时节从幽静的香山饭店走下来，一切美感的回味都被出口下坡道路两侧商家各自为政的音响泛滥所轰炸得荡然无存。 4当景象丑陋的时候，人们可以闭上眼睛，当气味难闻的时候人们可以捂住鼻子。听觉则不是这样。当人们身处我国从都市到乡村各种嘈杂，就别无选择，只能忍受，仿佛耳朵这个器官最“皮实” ，无须善待。当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拒绝“被动吸烟”时，拒绝听觉上的“被动虐待”似乎远未提上日程。公共听觉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公共交通。我在国外很少见到像北京的公交车、地铁（也包括国内很多城市）那样，用廉
8、价的电子屏幕装置来争夺乘客的视听。当电子屏幕卡机的时候，卡住的图像以马赛克呈现，人们可以不看，但磕磕绊绊的声音则无处可逃，因为耳朵上没有长出盖子可以自行关闭。豆瓣网上一位“豆友”曾经这样说：“今天坐公交，不管把耳机的音量调多大，也敌不过车载电视的广告。下了车，又听到商店传出的响亮的广播，彼时彼刻很想把造成这一切的人抓起来处以极刑。 ”这位网友又说了一则旧闻。几年前，北京市民李鸿伟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诉北京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北广传媒集团移动电视公司。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此事应归环保局管理。李鸿伟随后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告上法庭，但最终败诉。也就是说，尽管工商、环保和司法部门还没
9、有对“听觉污染”问题当真，但生活在这样日常公共听觉环境下的一些普通人已经忍无可忍。还有的豆瓣网友这样说：“地铁上视频播放的声音，在我更加躁狂的过去每次都想抠出一把消防斧把那屏幕砍了，然后想砍了屏幕可能还是会有声音，我要一路砍到驾驶室让他们把声音关掉，然后想自己每天每天这么想却不敢实施，然后就更加被逼疯了。 ”我国的火车站更是喧哗。但笔者觉得不能全怪老百姓爱大嗓门儿说话，因为我国飞机场、火车站的广播次数5之频繁、音量之大和时间之长都是突出的。特别是在火车站大厅，诸如“乘车是您的权利，买票是您的义务” “让我们共同遵守”等播音本身就构成干扰。即便没有乘客在众声喧哗，光那些烟酒、化妆品广告以及休息室
10、、小卖部招徕顾客所发出的电子噪声、书店里面播放的励志DVD，就已经扰乱听觉秩序。国外的有轨电车和地铁上往往没有液晶电视。站名播报做到了如同电报一般简洁，文明礼貌用语都免了。 “听觉污染”之下的中国都市出现了越来越多戴耳机耳塞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中青年。他们基本上不是在展示文化上的“反叛” 。他们戴耳机耳塞，往往只是为了隔音而已，就如同在 18、19 世纪欧洲城市化进程中， “冷漠”的玻璃窗逐渐成为阻挡街头喧嚣的标准配置一样。 听觉的背后是否折射了文化“症候”？这样的追问已经不仅是“审美”的也是“历史”的了。鲁迅在社戏一篇也谈了自己在北京的戏院听“中国戏”的不美好回忆，总之是“冬冬？ ？之灾”
11、，然后转述一本“忘记了书名和著者”的“日本书”来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地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 。对鲁迅及其那本“日本书”来说，在剧场里演出的“中国戏”是不好的，野外的“社戏”才好。这启发我们应该寻找文化研究式的解释。在野地演“社戏”无论怎样喧闹也不过分，因为只有通过喧闹才会有人气。也就是说在乡土中国，喧闹是征服寂静的手段。至今一些农家办红白喜事还会把大喇叭架在房顶，各种锣鼓、唢呐、曲艺、二人转，连放三五日，声场笼罩下形成的是四邻集体热闹的公共活动场。若是村中同时有两户以上操办，音响的竞放又有一种场域争夺的味道。再比如春节6鞭炮
12、大作的声响仪式是对冬闲寂静的听觉对抗。在乡土中国，不仅听觉的“文化人类学”模式是如此，各种感官皆然，比如春节盛宴是对常年食物单调匮乏的味觉对抗，元宵花灯是对常年照明匮乏的视觉对抗。 这样的感官文化传统模式，一旦遭遇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就会造成问题。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和?磁、电子视听技术的普及，一方面人们的日常感官享乐变得越来越唾手可得，另一方面个体生活空间又变得过于拥挤乃至喧嚣。此时乡土中国的文化行为模式因为失去了乡土空间而不得不“搬家”到了现代空间之中，就造成了很多复杂情况。在当下广场舞、广场秧歌听觉冲突的背后，其实就如同是“社戏”搬进城所造成的问题。街舞反对者和参与者在文化观念上处于城市化
13、、现代化转型时间轴线上的不同历史时间点，却被并置在“共时”的同一个空间里面。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叫“穿越” 。鲁迅作为民国时期的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在前现代的戏院里面所遭遇的“穿越” ，今天继续在现代化转型的我国文化空间里面上演，甚至在我所居住的单元楼里也是如此。楼里有位爱在晚饭后吹唢呐的住户多年来没有吹奏过一支完整的一枝花或十五的月亮 ，总是随兴所至，一曲未完就吹下一曲，该错的音一定要错够。从听觉角度来说，我认为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占有其栖居的文化空间而已，类似于把都市空间里面难得的私人化寂静，当成了乡土中国过去那种亟待征服的寂静，必须要热闹起来才觉得自在。倘若鲁迅先生复活，一定会觉得今天的“冬
14、冬？ ？之灾”远超昔日。他想象不到现在连电梯里面都安装了廉价液晶显示广告屏，昼夜有图像搔首弄姿，有广告词日夜嘈杂。在这个意义上，对我国文化空间“听觉名片”所做的命名7和解读工作可以算是对鲁迅在社戏里面讨论中国式听觉问题的“历史的”和“审美的”延伸。听觉活动中事关不同音乐的选择和播放方式选择上的各种布迪厄式区隔，也折射出年龄、性别、趣味、观念，甚至社会阶层的分野的问题。 最后回到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众所周知的态度：“文化，是特定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 “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以及“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 。如果持有威廉斯这样整体、有机、变迁的文化理解立场，我们就应该将不同感官的文化问题逐一做“审美的”和“历史的”考察，包括认读“听觉名片” 。
